4/12/2010,日前,在华中科技大学EMBA-管理创新系列论坛上,烽火科技董事长童国华与来自企业界、政界、学界代表队企业体制展开了深层的探讨。
体制机制受限制约发展
“经常有官员问我,为什么武汉邮科院不能成为华为?而我会反问,为什么武汉却出不来华为呢。”昨日,在华中科技大学EMBA-管理创新系列论坛上,童国华直言,邮科院不如华为,问题出在企业的体制、机制和武汉市的创业环境等都不够灵活。
昔日“大哥”被“小弟”赶超
成立于1974年的武汉邮科院(烽火科技),是我国光纤光缆技术的开荒者,在光纤光缆、光电器件、光传输设备、光仪表等方面,占领着全国的技术高地,是我国“光通信老大哥”。
而比它晚成立14年的华为,却后来者居上。截止到去年,邮科院年销售收入不足百亿元,而华为却高达近1500亿元。在十年前,任正非写下《华为的冬天》的时候,华为的销售收入不过220亿元,短短十年,华为的销售收入就翻了7倍。再看烽火科技,从2001年到2007年,销售收入仅从36亿元增加到50亿元,增长率不到50%。
“烽火为何不如华为,首先是企业成长的环境不一样。”华中科技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徐长生表示,华为是民企,而邮科院却是央企,两者在体制机制上,面临着太大的区别。
省科技厅举例,华为与烽火拥有同样的技术,在拓宽新市场时,华为领导层认为有市场即可拍板决定,而烽火是国企,固守稳定,担心冒进会导致国有资产流失,一层层上报领导,最后错失良机,让华为抢占先机。
有案例为证,1999年,该院有个实验工厂,面向市场生产一些产品。实验工厂的产品卖得最好的时候,车子排着长队在工厂门口等候。该院为扩大生产规模,打报告向上级部门要求扩编,但未获批准。
高管收入不及华为普通员工
“体制机制不灵活,是国企面对民企竞争时一大通病。”徐长生说,尽管邮科院起初拥有比华为更先进的技术,但是由于机制不灵活,激励措施跟不上,导致大量人才被华为挖走。
据介绍,华为很早就采取了员工持股制度,通过奖励激发员工潜能,也持续引进高技术人才。而邮科院则因体制所限,激励机制不足,员工积极性受到压抑,一些骨干员工出现流失。
邮科院相关人士告诉记者,近十年来,从烽火跳到华为的事情每年都有,2007年,还出现过100余人集体跳槽事件。论某方面的技术,烽火还在华为之上,而论体制机制,烽火却成了华为的“黄埔军校”。
“华为的技术员工中,有一半是华中科技大学毕业的。”徐长生感叹,家门口的人才,都被华为挖走了,可见对方的激励、薪酬是多么吸引人。
在邮科院工作了十多年的一家子公司高管无奈地说,当年和他一起毕业的同学进了华为,现在收入近百万元,而他现在年薪不到15万,还不如华为一名普通员工的收入。
徐长生还表示,华为地处深圳,国际竞争意识比武汉强得多,各方面的行政管理效率和质量也要比武汉高,无形之中,企业的运营成本也相对要低多了。此外,华为每年投入研发的费用也要比邮科院多。
股权激励制度还需更具体
“创新需要源源不断的人才,而引进人才的根本是体制机制创新。”童国华说,东湖示范区获批后,邮科院成为了十家股权激励试点企业之一,目的就是要通过激励制度创新,留住人才。
“股权激励政策是好的,但门槛也是很高的。”童国华举例,企业资产120亿元,分1%的股份给个人,就是1个亿,“1亿多元,光交个人所得税就是2000 万元。”如果哪个领导一下子拿出200多万,“那早就被人调查了,关进去了。”
“我作为董事长,我不敢试,没有法律的保护,个人就很难在新政策上做突破。”他说,还有那些技术骨干,让他们一下子缴纳几百万元甚至千万元的税收,也是不现实的事情。童国华说,通过这个细节说明,政府必须要拿出法律来保障改革的实施,要制定具体细则让改革具有可操作性。
“现在再看邮科院与华为的差距,再次说明,这不是哪一个人的事。”童国华说,政府必须为企业营造更好的发展环境。只要有了好的环境和条件,企业才可能突破条条框框,取得更好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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