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裕禄：无情未必真豪杰

他们知道我是焦裕禄的女儿，居然很吃，说还真有一个焦裕禄，我们以为是编出来教育大家的。
                                        ——焦守云女士说
这几天校对30万字的稿子，标点都不能放过，为了引文的出处，图书馆三楼下一楼不知折腾多少趟，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篦头发一样篦了一遍，连博客日志也顾不上更新了。于是把以往的“日换新我”改为不超过两天——为赋新词强说愁总是无法保证质量的。
上午寄走了书稿，下午考查了“鲁迅研究”课并收回了“热点新闻解析”课的卷子，累得几乎散架了（脑子里想的是“《老子》书稿又欠债一月啦！”）。晚上打开电视，才知道就要到我党的85寿辰了。
作为30年党龄的老党员，我想起5年前，也是“七一”前夕，采访“真共产党员”焦裕禄的女儿焦守云同志——

提起40多年前让全世界1/4人口热血沸腾而热泪横流的“焦裕禄”三个字，年纪大的人想到的是穆青同志写的《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是风沙、盐碱、泡桐树、旧藤椅、顶住肝区的茶缸盖，是风雪中为胶轮车驾辕，是“把我运回兰考，埋在兰考的沙丘上”的遗言。
不过，年轻人对焦裕禄的认识则更多的来自于十几年前李雪健演的电影《焦裕禄》。其中给人印象最深的是“土得掉渣”的老焦，奋力追赶将要离去的技术员，累得蹲在站台上起不来的“经典镜头”——总之，在大家的眼中焦裕禄似乎仅仅是一个只知道忘我工作的楷模，是个“不修边幅”而拼命硬干的“工农干部”。
然而，从对焦守云女士的访谈中，我却看到了另一个有灵有性、有血有肉、生动活泼、多才多艺的焦裕禄。
“我妈妈说，用全面发展、‘多才多艺’的标准来衡量，我们几个孩子没有一个能比得上爸爸。”2001年6月25日晚，焦守云女士刚刚从北京回到郑州，我就毫不客气地“打上门去”。——建党八十周年在即，焦守云女士成了大忙人，南下武汉，北上北京，时间安排得满满的。不知道为什么，随着时光的推移，大家如今更想了解焦裕禄。
的确，只要是怀揣爱国爱民之心的同胞，每次翻读焦裕禄这本大书，都会有新的感受和收获。尤其是在大讲“八荣八耻”、反腐败的今天，年龄稍大的人们更是常常说起焦书记——这位老共产党员永远保持着他不可动摇的、常听常新的“话语权力”。 
那天，焦守云女士声音清脆，语速很快，全不像四十多岁的人。谈起父亲，她一往情深，缅怀中带着自豪。
话题从李雪健说起。她说，李雪健是个非常好的演员，他十分敬业，当时要演焦裕禄也是需要几分勇气的，万一演砸了，对双方都不好。“他从气质到形象都与我爸爸有距离，我妈妈看了以后说：这哪象老焦啊！雪健白白胖胖的，我爸爸比他还高十来个公分，五官也不大像，看了我爸爸的照片，李雪健自己都摇头，说：“不像，不像！”但他很努力，表演力求“神似”，仍然感动了大家。为了赶时间，峨嵋厂电影前前后后只拍了四十多天，片子有些地方比较粗糙，李雪健也真是敬业，我妈妈说他胖，他就减肥，天天喝白菜汤，一下减掉了三十斤。”
关于电影里焦裕禄里那个“经典镜头”，焦守云女士说：“我妈妈看了以后，说：‘我怎么会把你爸爸打扮成那个样子呀！衣服又脏又破，他常常去省里开会，有时也去北京开会。穿得干干净净也是尊重别人。’这个意见转达给剧组，就又给李雪健做了一套昵子衣服。他说穿上特舒服，当时就不想脱。原来在电影里那件破衣服真像个叫花子。当然衬衣领子有补丁，但从外面看得过得去，得干干净净的。影片开始太多的表现了我爸爸艰苦奋斗的一面。大概焦裕禄纪念馆里生前的衣服就是那样子。可那衣服放了那么多年，光潲色也变了样子了，我哥哥还穿过。”
“在电影里，平时很讲究的爸爸有时候胡子拉碴，这也不太对。爸爸是大胡子，可他每天都刮得干干净净。妈妈说：‘我们姊妹六个没有一个能比得上爸爸的才艺，他会唱歌，演过歌剧，二胡也拉得好。’”
——据焦裕禄的妻子徐俊雅同志回忆，南下途中党组织分配老焦搞宣传，他既当演员又当演奏员，一路上边行军、边背台词。在武松打虎的山东阳谷，部队演出大型歌剧《血泪仇》，他把主角王东才演的声情并茂，方圆十几里观看的老百姓哭声一片。后来在河南尉氏土改时，焦裕禄的住室里经常传出优美动听的二胡声，年轻的徐俊雅就是循着《二泉映月》和《苏武牧羊》的胡琴声接近了焦裕禄，了解了焦裕禄。听说焦裕禄演过《血泪仇》、《白毛女》，徐俊雅还半开玩笑地提出两人演一出《小二黑结婚》。在其后不久的婚礼上，向毛主席像三鞠躬之后，应广大观众的强烈要求，果真有焦裕禄伴奏，徐俊雅唱了一段豫剧《抬花轿》。结婚以后，焦裕禄还教给徐俊雅识乐谱，弹中山琴。 
焦守云女士说：“虽然爸爸文化程度不算太高，可在哈尔滨工业大学读书那阵子，多么复杂的图纸，他都能看懂，他这个人就这么钻研。在大连起重机厂，爸爸夜以继日地工作之余，还曾陪着苏联专家下过舞池。苏联专家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焦裕禄这个曾被他们讥为‘牵牛尾巴的也想搞工业’的‘土老帽儿’，跳起舞来竟是从容优雅，风度翩翩，引出了苏联人一串串的‘XOPOⅢO（好）’！”
据有关材料记载，焦裕禄的艺术细胞来自于山东博山的田野，他从小就编过骂日本鬼子的顺口溜--
日本鬼儿，喝凉水儿，
打了罐儿，赔了本儿。
坐火车，轧断腿儿。
坐轮船，沉了底儿……
焦守云女士回忆说 ，1959年下半年，在洛阳矿山机器厂发现了肝病之后，领导强迫焦裕禄同志到工人疗养院治疗3个月。他只去了一个月便偷偷逃跑回了工厂，在那一个月里的收获是高高一叠书籍和一套熟练的太极拳。
“爸爸打篮球也打得很好，打中锋，他非常热爱生活。而且他的文章也写得在行，据县委县宣传部的通讯员讲，他经常给大家指导文章的写作。在兰考，他工作太忙，没有时间再练拳、弹唱。”
在邓小平提写书名，华夏出版社1990年版的《焦裕禄》一书中有这样的记载：在兰考呕心沥血的工作中，焦裕禄曾一面用手紧紧地捂住肝部，在鹅毛大雪天为群众送粮送柴，一边还在风雪交加的路上带领大家唱起了《南泥湾》。
在水灾严重的情况下，听完了某大队会计“吃也愁，穿也愁，烧也愁，住也愁，愁来愁去没个头”的汇报，焦裕禄同志同样艺术地归纳了该大队的有利条件——
夏季丢了秋季捞，
凹地丢了凸地捞，
地上丢了树上捞，
农业丢了副业捞。
而后焦裕禄从该大队的地势、人力等条件入手一通分析，说得大家由愁变喜。
“他还非常喜欢孩子！”焦守云女士说着说着有点心酸：“过去一作报告说焦裕禄六个孩子，大家就笑，周总理曾经问过我是六个不，我回答说：‘是六个。’他又惊奇又高兴，用手比划着说：‘六个，六个’！父亲只要一回到家，肩上趴的，怀里揣的，身上背的，都是孩子。我们真想他呀！”
“父亲去世后的几年里，我们家的日子常常过得很艰难。”焦女士说：“我母亲非常害怕记者，记者一问到那些个日子，就会勾起她痛苦的回忆，她不愿说。——父母亲感情很好，但一点也没有现在所谓的浪漫，想想那个岁月，能浪漫出啥样，两人上街，一个在马路这边，一个在马路那边，全不象现在年轻人想的那样。但妈妈对爸爸非常好，一只手绢也不让他洗，后来他的肝病受的那份罪，妈妈最清楚。为了省时间，冬天，妈妈总是把爸爸的衬衣、秋衣、棉衣、罩衣套在一起，让爸爸一下子穿上。感情深，不一定非要浪漫张扬。爸爸临终前交代妈妈，不要向组织上开口。”
“也真难为了我奶奶。奶奶老年丧子，母亲中年丧夫，我们幼年丧父，现在虽然好了一些，但我们和大家一样也面临着就业、住房等问题。我现在自己有工作，孩子有希望，他在中央音乐学院学声乐，现在上学费用高，开销大，我就是一分钱的工资不花，也挣不了那么多。好在朋友、战友能帮我一把，等我过了难关，我会回报他们。我儿子已经在中国音乐学院读大学二年级了，喜欢唱歌，可能有姥爷遗传，我们姊妹几个嗓子都很好，我送他去学音乐，也是想圆他外公的梦。想在艺术方面后继有人。英雄也是热爱生活的，也是人呀。一个不知道爱妻子、爱儿子的人，怎么能很好地爱他的人民？
焦守云女士说：“文化革命期间，都不讲儿女感情，那是不正常的，我爸爸不仅能歌善舞，而且谈吐很幽默，很风趣，是很容易接触的一个人。你想想，跟老农民在一起，能在牲口棚里呆上几天几夜，是需要一种亲和力的，不能看着老百姓吃苦啊！现在沈阳市那个市长慕绥新一看宾馆安排的不好，嘴里骂骂咧咧转身就走。父亲出去看见老百姓没衣服穿，随手就把自己的衣服脱给人家。回来还对妈妈说：丢了。去世以后乡亲们拿着衣服哭着过来，母亲才知道是给了人家。”
焦守云女士说她记忆最深的是在上海参加电影《焦裕禄》的首映式。
“那是政协组织的，”她说：“下面几乎全是白头发、花白头发的老人。看完片子，每一个人眼睛都是红红的。我只说了一句话，就泣不成声了。
“我现在还有那种感觉，我想喊老人们一声‘爸爸’，我叫一声‘爸爸’都不亏，他们特别怀念我爸爸那样的干部，怀念我爸爸那个时代。
“一些年轻人没有这个感情，他们知道我是焦裕禄的女儿，居然很吃惊，说还真有一个焦裕禄，我们以为是编出来教育大家的。现在造假的人也太多了。
有的记者还问我：焦裕禄去世的时候，真有那么多的人自觉地去送葬？
当时真是倾城而出啊，那场面你想也想不到，人们扶老携幼，一些不会动的老人，就让儿女用架子车拉上，那是一种什么样的感情？你活着的时候对群众没有用，他们不会爱戴你。我爸爸去世那时候，几个县的人都赶过去了，墓地是一片沙丘，一百亩地啊，总有十万八万人，他只在兰考干了一年多，怎么会那样呢？就在于他的人格魅力！那是一个共产党员的魅力！”
焦守云女士说， 前几天在湖北，给她们开车的湖北司机说：我也是共产党员，还当过兵，可是现在有些“公仆”比你爸爸那会没法比。
“我父亲那个时代，真是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工作没做好，心像刀割得一样啊。” 
记得那天告别了焦守云女士，已是漫天繁星的子夜，沐浴习习的凉风踩自行车回报社，我才记起了自己的记者身份。我当时突然感到，这样的采访的确有几分“神圣感”，那无疑是一次感恩的“还愿”、艺术的“洗礼”和精神上的“还乡”。
“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是的， 焦裕禄是活人，是一位有血有肉有人情味有艺术细胞的共产党员。他不是只知道吃苦、不懂得享乐、不懂得艺术的“土老帽儿”，然而他又常常为了工作放弃了享乐，放下了二胡和中山琴。他明白没有艺术、没有文化、没有情趣的生活是贫乏的生活，所以他才宁愿牺牲自己的享乐，去为广大老百姓创造有声有色的日子，他深知精神生活对于贫困地区的重要性——也许这正是焦裕禄同志与只会念讲话稿或动辄训人的干部的重大区别，更是与终日出入娱乐场所、“能歌善舞”的公仆的根本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