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岛 两会代表委员说机构改革

3/12/2008， 国务机构改革方案引起两会代表委员们的热议，该方案的制定部门国务院发改委受到委员们的抨击，成为众矢之的。全国政协委员、国家审计署审计长李金华说，最需要改革的机构就是发改委。甚至有委员直言：撤了发改委，经济就发展了。
　　李金华说，“把改革放在发改委，是不合适。本来发改委就是机构改革的龙头，最需要改革的就是它，它去牵头搞机构改革，这个怎么可能呢？”
　　李金华说，建立中国特色与经济相适应的行政体制，不是十年二十年能够完成的，也不是一代、两代人能完成的。中国这些年的经济发展情况中央恐怕要考虑两个问题，一个要组成一些人深入研究我们的体制改革到底怎么走，不光是政府要改，要考虑到各个方面，党的机构改革，政府的机构改革，事业单位的改革，社会中介组织、社会团体的改革等。
　　“现在政府部门下属事业单位多得很。有的部委下属单位，儿子、孙子、重孙子，甚至重重孙子。一个部门有100多个，整个国家机关有2000多个，阵营非常强大。三五个人，挂个牌子，就收费。”对部委下属单位中介组织乱收费，李金华提出了批评。
　　他认为，所有这些问题，都需要综合考虑。他建议应该专门有一批人来研究，而且应该以专家、学者为主体。“政府机关研究自己政府机关职能比较困难。比如说社科院，有些大学，要集中这样一批专家，他们借鉴国际上和中国历史上的经验，设立三个五个、十个八个待选方案都行。这样经过几年研究，对中国改革有个整体设想。当然没有十全十美的方案，只能作比较，这样才逐步实施。规划很重要，没一个总体规划恐怕不行。”
　　李金华还特别提到收入分配的问题。他指出，现在没看到一个机构部门在研究这个问题。“不能光说，要有些人、机构来研究。我的看法，讲得不一定妥当，把改革放在发改委，是不合适，本来发改委就是机构改革的龙头，需要改革的就是它，它去牵头搞机构改革，这个怎么可能呢？所以要有一个操作的机构和人员来研究这个问题。”“分配问题，如果能在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0周年的时候解决，就不错了。怎么样把公共财政体制真正建立起来，要从整体规划上来考虑，总得设计一个好的方案。而且政府要稍微后退一点，最后由中央、人大来决定，研究时要吸收各方面学者专家的力量。”李金华最后强调。
　　全国政协委员、全国工商联常委孙珩超指出，国务院机构改革，有没有效果，改得对不对，主要看适不适应当前经济发展，光搞成大部门、小部门，或合并几个部门，完全是一种形式。他举例，“过去的劳动部、人事部改成了劳动和社会保障部、人事部，现在又合了，叫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这是个形式问题。”
　　孙珩超认为，改革不在于把部门合成大部就好，现在的部不是多了，而是少了，权力越集中，不但管不好，还管出毛病。他特别举例指出，“就比如发改委，连工作人员有1000多人，把全中国的经济发展全给统死了，一个部门的职责究竟有多大？”
　　孙珩超指出，现在的发改委等于是一个“小国务院”，在发改委某个部门下面一个司下面的一个处的处长面前，全国各地跑项目的专家连一句话都不敢辩，“他以为自己对了，其实是专家不敢反驳，一反驳项目就没有了，把这些人惯坏了，以为自己真的是专家。”
　　孙珩超最后直言，“说难听点，把发改委撤了，经济就发展了！”他表示，经贸委被撤掉后，一部分协调工作转到了发改委，一部分转到了商务部，“经贸委管经济运行，跟发改委合在一起怎么行？发改委搞宏观的，管理的，把一部分经济运行权抓到了手上，宏观搞管理的，结果搞到微观上去了。”
　　全国政协委员、中科院院士李灿也指出，发改委管得越来越细，“现在有些领导下去，前呼后拥的，省市领导都要围着，为何要围着他？这里面有问题。”他呼吁，改革要反思一下，为何这个部门的官员揽这么多事？全国政协委员田中群也指出，现在有些部门的职责，该细的不细，该粗的不粗，“比如发改委。” 
    广东省人大常委会主任欧广源建议中央部委应该把一些经济管理的权力下放给地方，中国（面积）相当于一个欧洲，幅员这么大，人口这么多，如果部委都管到具体项目就很麻烦了！”他并透露，各省驻京办事处每年花那么多钱，很大程度就是用来公关。
　　电厂、高速公路……哪一个项目都要跑到北京来批。欧广源说，为什么现在各个省都有驻京办事处，工作人员也很多？实际上就是项目公关。所以真的要体现这次改革的实效，中央各部委还是要转变职能、下放权力。他认为，在这么大的国家，权力高度集中在中央部委，省市没有一定的经济调控权，各地就很难从实际出发来发展地方经济。
　　讲到这里，代表陈舒插了一句：“看看北京这么多饭店，有多少是北京人在消费？”
　　“今后中央就不应该再去管得那么细，如果连一个项目审批都要去管，那么改革的意义就不太大了”，欧广源表示。
　　“过去很长的时间内，我们的权力还是集中在某些部委，有一些具体的项目还是要跑到某些地方去办理。”欧广源表示，希望这一次改革的力度能够大一点。
　　“各省驻京办事处每年花那么多钱，很大程度就是用来公关，因为现在的管理体制就是不公关很多项目就拿不下来，包括项目的具体用地指标，不跑就没有办法。”欧广源表示，上述问题都希望能在接下来的改革中看到变化，“我觉得今后的方向，中央应该实行的是一些指标管理，如给广东多少块地，但是具体哪一块地的用途就应该给地方决定。”
　　“当然我不是说所有权力都下放，中央宏观调控还是要把握一定的权力。”欧广源接着说，有些权力一定要中央高度统一，比方说军队、国防、外交等等，但是经济管理的权力可以下放一部分到省市。比方说一年给地方多少用地指标，就不要管具体审批哪一块地，哪一个项目。“微观的东西应该下放。”
　　欧广源指出，这个问题比较复杂，因为有部门利益的驱动。社会上都说，政府利益部门化，部门利益审批化，审批的形式多样化。他甚至建议，可以大幅度提高公务员的工资，再不要靠审批、靠人家的请客送礼（赚钱）。“如果靠这个，效率成本太高；宁可相对提高一点工资，这样我们会建立一个廉洁高效、行政成本很低的政府。”
 　全国人大代表、广州市规划局局长王东也提出，这次提出了行政体制改革，但是从今年的财政预算报告来看，行政开支好像根本没有压缩。改革的目的既然是精简机构、提高效率，那行政开支还是应该减少，特别是中央部门的行政开支。“要不改了半天还是花了那么多钱，财政增长30%多，行政开支占的比重不变，那就是它每年的增长也是30%多，这样好像是不太合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