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早报 网民监督两会也是中国特色

　　中国“两会”在浓浓的民主议政氛围中召开：首先是全国政协新闻发言人对“雪灾论战”做出回应，就广州市政协副主席郭锡龄炮轰铁道部事宜阐明了“有批评权”立场，确立了民主参与的语境；其后，各大门户网站纷纷推出了诸如“向总理进言”、“网民议政”等栏目，得到了人们的热烈响应，使曾经遥不可及的“两会”平民化了许多。这是中国民主进程中可圈可点的一个举措，体现了“高度关注民生，关注社会新阶层的利益诉求”的会议宗旨。用政协主席贾庆林的语言表达，就是提供了“反映社情民意信息”的渠道。 

来自所有阶层的特殊群体 
　　网民在中国是个特殊群体，既不像有人说的“是一群整天就知道拍砖骂娘的人”，又不像有人自诩“民意代表”那样具有强烈的使命感，他们判断问题的方式大都由感性而来，这就注定了网络是个“情绪化”渲染的空间。实事求是地说，今天的互联网越来越像一把双刃剑，在加速了普及新知、传导信息的同时，也露出了严苛的一面。各种不同的声音汇聚在一起，经常形成一种浩大的声浪。尤其在现有的社会形态下，显得异常恢宏而嘈杂，以致有人曾经发出感叹：“以前没有网络的时候多好啊！” 

　　没有网络好不好，这不是我想表述的中心话题，但从对科技文明发展的认知来看，这样的感慨过于天真。但是，站在某些被民意裹挟者的立场看，又是个十分复杂的社会问题。在著名的“彭水诗案”和“进京拘传记者事件”中，网络让一个个趾高气昂的官员终于低下了高贵的头；在太湖蓝藻爆发事件和山西黑砖窑等事件中，网络也让某些地方政府尴尬不已。如此种种，网络彰显了巨大的监督作用，为民意的表达扩展了无限空间。 

　　据统计，目前中国的网民总数已达2亿多人，虽然这个数字与近14亿人对照微不足道，但毕竟是个囊括了社会所有阶层的特殊群体，各种观点碰撞产生出了很多真知灼见。比如厦门“PX项目”、“华南虎事件”等争论都是在网络上开始的，最后传播到纸媒和电视广播，在举国上下构成了一股强大的社会舆论风潮。 

对参政者构成强大压力 
　　从这个角度说，今天的网络几乎成了中国旷古以来最民主的辩论场，其虚拟性使人有自由表达的欲念，在任何时候都可以说出自己的肺腑之言。这样的场所，无疑是民意的集散地，将之视作民主监督的重要渠道可谓名副其实。 

　　尤其值得关注的是，目前民主监督在中国的运行方式很有创意，特别是近几年来，人们不仅可以看到一些政协委员“炮轰”相关政府部门，还经常看到网民向个别“不作为”的委员“拍砖”，以促使他们积极参政议政。网民监督委员，委员监督政府，政府监督网民，这种互动形式的“循环”正趋于良性发展，并逐渐形成了中国式的民主议政特色，尽管其中不乏有人被动接受，终究是不可忽视的社会进步现象。 

　　众所周知，中国传统文化中没有民主内涵，虽然历史上曾有魏征那样“不虚美，不隐恶”的官吏，也有“朱云折槛”故事中所述的“上不能匡主，下亡以益民，皆尸位素餐”诤言。但总的来说，这样的传统并没有被中国人当作优秀文化继承。民主参与不足，造成了权力制约乏力，在这方面中国人应该接受的教训不胜枚举。

而现代社会有了网络传媒对权力的监督，对参政议政者无疑是无形的压力，亿万个网民在注视着他们的一言一行，这就要求他们必须言之有物，必须对事实负责，同时也必须经得起“历史”的检验和网民的挑剔，否则就会遭到“现世现报”，至少他们的亲朋好友可以在网上看到世人的公正“裁决”，他们想“不作为”都难。 

监督作用功不可没 
　　然而，这不等于说自此以后网络就成为督促某些人参政议政惟一动力，如果是这样，决策者只要上网就可以解决问题了，那还要政协委员干嘛？事实上，网络监督的兴起正是因为许多丑恶的社会现象普遍存在，一些社会矛盾日益突出，一些主流媒体报喜不报忧，某些建言者装聋作哑而导致的。只要在网上搜索，近年来被网民“揪”出来的“花瓶委员”、“哑巴委员”比比皆是，更有甚者干脆把委员的职责视作了个人的荣誉。在这些人眼里，党纪国法都形同虚设，非主流的网络监督又算老几？以“华南虎事件”为例，如若没有强大的社会舆论压力，“华南虎”或许早已成为当地的政绩标志也没准儿。 

　　应该肯定，网民监督近年来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关键的作用，民间的舆论压力往往对某些问题的处理进程和结果产生很大影响。所以，人们从经验出发，不惜成本用新闻舆论把事情搞大，目的无非是希望引起整个社会的关注，进而达到“纸里包不住火”的效果。这虽然是一种无奈，却在无形中促进了议政言路的拓宽。由此而论，网络的监督作用显然功不可没。 

　　不管怎么说，作为一种自由与互动的公共表达平台，网络在中国显示出了巨大的作用和潜力。令人欣慰的是，时下有许多开明的官员正在利用互联网广泛征求民意，深入了解民情，他们已经从形式走出了实质一步。而共商国是的“两会”，也在千方百计地在为民众提供“反映社情民意信息”的渠道，并时刻接受网民的监督。这样的选择在表明中国参政议政空间进一步扩大的同时，也充分证明了决策者的清醒与豁达，因为古今中外的实践经验都昭示着一个至纯至真的道理——只有民心才是政权“合法性”的基础。（作者 王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