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立报 中国人做到了，但付出了代价

　　福斯特爵士（Lord Foster）说得简明扼要：中国已经设法在四年内设计并建造一座面积是希思罗机场两倍的新机场，所用的时间比希思罗规划咨询的时间还少。他应该知道，因为两座机场都是他设计的。中国的新航站楼本周启用，而希思罗的下月启用，但北京首都机场在另一个方面也有不同之处。在过去四年，它还建成了第三条跑道，而在这里（指英国），工程显然需要更长时间。

　　此事值得比较，而不是简单地争辩说我们在某种全球化经济竞赛中落后，更不是辩称我们应该采纳中国式计划模式。为什么不应该？理由有很多。但如果我们没有注意到中国在做的事情，那就极端自大了，我们要把事件放到我们自己的经济辩论背景下看待，而且尝试看看我们可以从中国经验中学到什么。这样一个高知名度的项目聘请一位英国建筑师，这个事实就说明中国准备向我们学习。我们现在为什么不尝试向他们学习呢？

　　对比相当令人恐惧。除了扩建北京机场，中国正计划在未来十年建造97座新的地区机场，据我所知，有45座将在未来五年完成。英国自1987年伦敦城市机场投入使用以来就没有建过新机场。我们在为我们目前的核电站的更替而苦恼，人们强烈反对新的煤电站。中国每四天就落成一座新电站，大部分都是煤电站，而且去年投入的新发电量就超过英国总的发电量。

　　这些并不是说我们应该放弃我们的减排努力，或放弃改用节能灯泡。无论中国做什么或者不做什么，在这个世界上，所有的资源都可能变得更加昂贵，大多数节能方式在经济上是有意义的。只是我们不应该自己骗自己，以为我们所做的事情放在全球背景下有特别重要的意义。我们的优秀人才影响了中国的基础设施（以及印度和其他新兴国家的）：例如福斯特的机场，以及奥雅纳（Ove Arup）上海附近设计的新生态城市。我们的影响力并非来自于政治家或压力团体的意见。

　　因此我们反过来可以学到什么呢？我们先看看中国经验没有多大指导作用的两个领域，再看看中国经验显然起到指导作用的两个领域。

　　第一个没有指导作用的方面是，中国经济发展有一种我们不能也不该容忍的蛮性。有无数故事告诉我们，人们的房子被发展商攫取，而没有得到适当的赔偿。在开发热中，数以千万计的人流离失所，很多人因开发而遭殃。

　　但当然，我们做的也差不多。我们推倒牢固的房子，以重建的名义打破既有的社区。可能政策没有那么残忍，动机听起来更妙，但我们仍然造成了很多痛苦，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推倒或重建的经济动机比修缮的经济动机要大。因此尽管在这方面中国可能没有多少可供学习的地方，但我们也无权说教。

　　另一方面是能源的定价。中国以许多不同的方式低估能源价格。最明显的是，它低估了汽车燃油的价格，汽油大约是30便士每升。相对于中国新兴中产阶级目前的收入而言，这不便宜了，但它有一种鼓励中国人驾驶比较大的车的效果。

　　对汽车队伍效率影响最大的时候是在车队壮大起来之前。目前，汽车生产热火朝天，中国将在十年内变成世界最大的汽车生产商。然而，它将是相对低能效的车队。更糟的是，许多城市建设地铁的速度缓慢——上海只有两条线，因此大负担落在车队上。总体而言，中国追随美国的城市发展模式，而不是欧洲的。现在已经公认那是个错误，而且人们在继续犯错。

　　较为积极的教训，有一部分是关于速度的。如果说中国的官僚作风是残酷，那我们的就是僵硬。这不是讨论我们复杂的规划程序的地方，但有两件事值得指出。其一，按照目前的情况，规划不仅增加成本，而且扭曲了开发。无意识后果的诉讼尤其明显。另一点是，规划取得巨大成功的样本之一，伦敦金丝雀码头的开发，它发生在规划管制非常轻的情况下。

　　第二个教训就是必须平衡个人和群体权利。（希思罗机场）五号航楼的开发受到阻拦，大约数千名示威者的个人权利得到保护，尽管他们的愿望最终被驳回。但超过一亿旅客的群体权利没有得到尊重，由于延误，他们在机场有过糟糕的经验。

　　我突然想到，在中国，个人的权利得不到充分尊重。但在我看来，我们自己的平衡也并不正确。当然，个人很重要，但更广的社会也很重要。这不仅仅是规划的问题，这关乎我们法制的核心以及政府行政的方方面面。

　　尽管欧美大多数人奚落那种认为在人权方面我们可以从中国学习到很多东西的观念，但值得注意的是，对很多人而言，经济自由的基准和政治自由一样重要。香港经济自由度排行世界第一。香港是中国的一部分，大陆正慢慢倾向于香港的经济模式。我们现在就有要学习的地方，在未来，我们要学习的地方可能更多。（作者 Hamish McRa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