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卖新闻 对中国而言稳定先于民主

　　跟东亚未来相关的最大问题之一是中国政治体制的内部演变。在共产党的专制领导下，中国正经历急速的经济发展，并崛起成为全球超级大国。这种模式在未来可否持续？中国会不会在社会变革的压力下变得不稳定，或者它最终演变成一个类似于民主体的国家？任何结果都将对中国的周边国家及全世界产生关键性的影响。

　　在美国，长期有一种理念（更准确地说，有一种希望）认为随着中国变得富裕，它的政治体系将演变成民主体。但经济发展为什么会导致民主呢？关于这方面的理论不少。其一是随着人们受到更好的教育，随着工业化带来复杂的劳动分工，人们将要求更大的政治参与。新兴的社会阶层要求参与政治决策并保护自己的利益。中产阶级（即拥有财产并从而与财产权利益攸关的人们）的发展被认为是稳定民主的一个特别重要的条件。

　　根据这种理论，中国还没有进入可以维持民主的发展阶段。世界银行目前估计，以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约为7000美元，但这些估计十分不可靠，而且据报道世界银行将把这个数字缩小40%。因此中国大陆距离台湾和韩国20年前所经历的发展门槛还有些距离。

　　然而，财富和民主之间并不存在机械连杆。特别是，中产阶级在推动民主政治参与方面的角色并非必然，在中国的例子中，他们阻挠了更大的民主的出现。在20世纪80年代末的政治风云后，中国中产阶级很大程度上被政权拉拢，政权任由它以异常的速度扩张并致富。这些向上发展的中国人购买了他们的第一辆车或第一套房子，他们对稳定的兴趣高于一切。

　　共产主义政权擅长保护自己的收益；看到俄罗斯20世纪90年代民主化的混乱，它把精力集中于经济增长，把经济增长高于一切作为合法性之锚。

　　讽刺的是，威胁到当今新兴中产阶级财产的恰恰是更广泛民主的兴起。原因是中国仍然是一个非常不平等的社会，亿万人落在城市和沿海地区发展的后头。从统计数据来看，不平等是显而易见的：根据亚洲开发银行数据，中国的基尼系数从1994年的0.407增长到2004年的0.473。这个数字比大多数发达国家（包括美国）的大。中国最富有的十分之一人所拥有的收入是中国最贫穷的十分之一人所拥有的收入的近12倍。其社会后果是明显的，全国每周都在上演穷人（主要是内陆地区的农民）的抗议和暴力行动。

　　中产阶级对民主的反对实际上是一个比许多人想象中的更普遍的现象。1992年，泰国的中产阶级支持亲民主运动，把泰国军方推回军营。但在2006年9月，同样的社会阶层悄然支持军方接管国家。他们这么干是因为他们强烈反对总统他信及其民粹主义的泰爱泰党（Thai Rak Thai）。中产阶级鞭挞他信的腐败，但他们同样不满他信牺牲未来经济增长来援助农村穷人的重新分配政策。

　　如果中国今天变民主，政治后果可能威胁中产阶级的繁荣，甚至总体的政治稳定。贫困部分对社会服务的需求远远未能满足。中国现代化的特殊路径（利用乡镇企业）已经创造出富裕的地方独裁者阶层，他们把腐败和剥削视为理所当然。中国更大的民主将面临民粹主义爆炸的风险，其规模要比他信在泰国的革命要大得多。

　　在我看来，这意味着，中国大陆不大可能很快发生台湾和韩国所发生的、渐进的、相对和平的民主过渡。在中国广大的农村穷人开始分享中国精英和中产阶级所享受的繁荣之前，民主有潜在的破坏作用。

　　很多证据表明中国政权知道自己正处于社会爆炸局势之颠。尽管它一直成功地制止农民和工人的示威和罢工，但它知道它必须做些更具实质性的事情去除他们的不满。但它的行动真是极端缓慢，尽管有庞大的社会需要没能满足，它却积累了近1.5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

　　尽管中国民主的短期前景并不看好，但从长远来说，追求更大的民主的意愿仍然存在。如今则只有唯一一种向上的政治问责：如果人们有冤屈，他们可以呈请皇帝，希望他会做些事情满足他们的需要。

　　在去年，外国消费者拒绝中国产品，因为其安全和卫生标准恶劣，导致人们中毒或受伤。中国当局对此的回应是有力地打击自己的监管机构和公司。他们不想失去外国市场，而且对外国的批评高度敏感。

　　然而，同样是这些公司，它们多年来毒害中国消费者并摧毁中国环境的行为却没有带来任何后果。最终解决这些问题的唯一办法就是通过更大的向下的政治问责。那就是，中国官员必须不仅向更高层的共产党层级回应，而且要向他们本该服务的人民回应。如果没有自由媒体揭露和报道他们的错误，没有一个推动他们改革的公民社会，这些官员不会感觉到责任感。向下问责的短短途径也可以被认为是民主。新加坡签总理李光耀曾经辩称民主和亚洲共同的儒家价值观不相符。但现代民主的存在不仅仅是文化价值的事情；它也是调和社会矛盾并确保统治者满足被统治者学要的功能机制。中国当今特殊的政治利益机构可能无益于短期的民主过渡。但最终而言，正如在西方社会，在中国，民主是比一党独裁更可靠的、确保善治的办法。（作者 Francis Fukuyam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