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洋再提思想解放有何深意？

中评社香港1月5日电／新京报今天发表署名杨东平的文章说，2007年岁末，广东传来令人振奋的消息。在省委十届二次全会上，新任省委书记汪洋提出，广东的发展已经站在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广东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先行区，需要继续解放思想，以当年改革开放之初“杀开一条血路”的气魄，努力在实践科学发展观上闯出一条新路，争当实践科学发展观的排头兵。 

　　文章说，已经好久没有听到地方官员这样旗帜鲜明地鼓励思想解放、改革开放，这样令人耳目一新、有魄力、有血性的言论了。广东省的这一大胆宣示，不仅是在改革开放30年之际认识中国社会变革的一个重要信号，也是地方政府之间新一轮政绩竞争的信号。这一次，政绩的目标不再是招商引资、出口贸易或者GDP，而是科学发展观的实践。这的确是一个前所未有的深刻转变。 

　　文章指出,广东省解放思想的实际行动之一是自曝“家底”。如教育落后，2006年高校毛入学率低于浙江、江苏5个百分点，高中阶段每万人在校生数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列第22位。医疗落后，每千人口拥有医生1.6人，仅与全国平均水平持平。城乡差异、地区差异巨大，城镇与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差距由2000年的2.67倍扩大为2006年的3.15倍，粤北山区的人均GDP仅为珠三角的1/4。城镇居民的恩格尔系数均高于全国以及上海、江苏、浙江、山东等省市。事实上，类似这样的“家底”我们还可以列举许多，例如珠三角的治安状况、环境污染、劳资关系、外来流动人口的生存状况等等，都是需要用“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来检视和反省，并加以认真解决的。 

　　值得重视的是，广东省还提出要树立世界眼光，广州、深圳要敢于叫板新加坡、首尔，瞄准世界一流水平设立城市考核指标。这也是很有胆识的提法。在具体问题的讨论中，整治“城中村”成为重点议题之一。本着思想解放的精神，对此有一些不同意见。 

　　在20世纪80年代的改革开放中，新加坡作为创造经济奇迹的亚洲“四小龙”，就曾是国内重要的学习榜样。新加坡的城市管理，以强政府、严刑峻法、严厉的社会管制而闻名，清洁美丽，一尘不染，经常为人所羡慕。然而，在中国社会剧烈的转型过程中，面对如此大规模的人口流动、劳动力转移，新加坡式的社会管理能否移植和奏效，是十分令人怀疑的。 

　　以整治“城中村”为例，广州一年的流动人口为400万人，其中250万居住在“城中村”。这些脏、乱、差的“化外之地”，固然集中了许多“低端的人群”，包括“两抢的犯罪分子”；但同时也满足了超过1/2流动人口的基本生活需要，安顿了不可能购买天价商品房的众多中低收入劳动者。广州、深圳的经济成就，很大程度上正是得益于这种市场自发形成的、低成本的住房机制。除非政府有能力解决他们的住房，否则，如果这250万人流离失所，或者被赶出城市，广州的活力和秩序真的能够保持吗？ 

　　显然，在处理这种十分复杂的中国问题上，我们需要从实际出发，十分慎重、实事求是、创造性地加以解决，不能仅靠铁腕和决心。例如，可采取公众参与、渐进式、有机改造的方式，改善城中村的居住条件和治安状况。以科学发展观的视角，在借鉴国外经验上，我们今天的世界眼光理应看得更深、更远。就社会管理而言，芬兰、瑞典等北欧国家按照“以人为本”的价值和理念，建立在自由、民主、法治基础上的社会文明、社会秩序，同样是值得中国学习和借鉴的榜样。 

　　广东省率先开展的新一轮思想解放运动已经破题，有很大的创造空间和选择的可能性，也有可能真正成为实践科学发展观的表率。对此，我们是有理由期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