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样的社会模式真正适合法国

作者/［法］尼古拉·萨科齐 译者/曹松豪 
　　作为一位偏向自由主义的政治家，萨科齐倡导对法国现行的经济社会政策实施全面改革，主张同过去30年的“停滞时期”彻底决裂。这种旗帜鲜明的理念渗透于萨科齐的一言一行中，自然招来不少保守人士的反对，近来在法国发生的大规模罢工与一系列骚乱事件都与此有关。由此观之，尽管《自述》一书已经详细阐明了萨科齐的施政方略，但他的宏伟理想要想真正落实，尚需经过更苛刻的考验。　　——编者

　　1.不要让法国社会模式像纸房子一样倒塌

　　著名的法国社会模式，肯定是我们最难打破的禁区之一。但愿我们达到打破这个禁区的目的，而不是让法国社会模式像纸房子一样，倒塌在自己身上。

　　我们已经养成了骄傲自满的习惯，甚至到了将法国的社会模式作为楷模向全世界推荐的地步。勿庸置疑，法国的社会模式在理论上完美无缺。劳动法很厚，解雇领薪者的条件是严格的；签订不定期合同的领薪者也得到保护；那些经历困难时期的领薪者可以领取最低社会生活费。税收制度和社会补助金是法国社会再分配处于高水平的保证。对于退休者和病人，社会实施强有力的互助。法国的公共部门素质良好，其公路是康庄大道，其学校提供免费教育，其医疗卫生制度跻身于世界上最好的医疗卫生制度之列。一言以蔽之，法国是一个令世界羡慕不已的自由、繁荣和互助的国家。

　　然而时至今日，法国人已几乎不再对此抱有幻想了。

　　严酷的统计数字告诉我们，自从1984年以来，在整整一代人的时间里，法国的失业率一直在10％上下浮动。领薪者的状况也在恶化，半数以上的人月工资不到1500欧元。法国在社会困难方面同样达到可怕的水平，全国有110万贫困儿童，350万领取最低社会生活费者，再加上140万权利或义务继承者，共计600万人。

　　今天，法国社会出现了一些新的不平等现象：那些还能拥有自己住房的人，同那些不再拥有自己住房的人之间的不平等；那些遭到失业高风险的人，同那些免遭失业风险的人之间的不平等；那些拥有不定期就业合同的人，同那些从做小活到拥有不稳定就业机会的人之间的不平等；那些拥有一张几乎保证其终身就业的好文凭的人，同那些在合适时机没有就业运气、永远不能弥补或很难弥补其过去失去的时间的人之间的不平等；那些拥有相当多的信息或社会关系、足以报名上好的中学、经常上好的医院或者获得社会住房的人，同那些不懂得找好差使、以便在我们这个被封闭的和一成不变的社会中摆脱困境的人之间的不平等……

　　总之，我们展示了盎格鲁—撒克逊国家模式在社会不平等和贫困方面的问题一览表——这种模式少一些社会流动性和充分就业；与此同时，我们又展示了斯堪的纳维亚国家模式的公共支出和国家税收的水平——这种模式多一些失业和预算赤字。然而，法国的模式兼有这两种社会模式的不利方面，却没有发挥出这两种社会模式的有利方面。试问，这样的社会模式难道是卓有成效吗？

　　2.我们正在大国行列中后退

　　法国社会从未像现在这样多地谈论公正问题，但它实际上却从未像现在这样多地允许严重的社会不公。现在是对法国的经济和社会模式进行明智分析的时候了。其目的不是为了毁灭，而是为了改善和重建。

　　法国在社会支出方面是否过于吝啬呢？并非如此。法国在这方面的支出从未像现在那样多，从1980年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0％到今天的33％，但国家收入却从未像今天这样不足。

　　法国是一个过度自由的国家吗？并非如此。在世界所有的工业化大国中，法国拥有最高的税率，最高的公共开支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例，拥有最受保护的劳动权，以及最发达的社会保障制度之一。

　　法国是遭到经济全球化之害的国家吗？并非如此。法国的经济和社会困难，早在经济全球化出现前很久就已出现了。 

　　但非常讽刺的是，1980年至2004年间，法国在经济合作和发展组织内部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排名中，从第6 位降到了第17位。爱尔兰、奥地利、荷兰、比利时、英国、芬兰这些曾被法国远远抛在后面的国家，如今都超过了法国。如果有些乐观主义者认为，更加人道的社会氛围、高质量的公共设施或者“生活的艺术”比人均数字更重要的话，那么请看看联合国每年公布的“人文发展指数”吧。根据这个标准，1990年至2003年间，法国在世界各国的排名中已从第8位降为第16位。这是一个最终的结论。

　　事实真相是，近30年来，法国自我削弱其创造财富的能力，积累了大量迟早要解决的社会问题。时至今日，法国不再会帮助谁了，因为它应当帮助所有人。

　　我的目的不是为了让人产生反感或者发动论战。我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我们必须正视这个真相和不再抱有幻想。我们正在世界大国的排名中后退。

　　3.实行平均主义，最终结果是一起受穷

　　那么，我们是怎样落到了这步田地的呢？

　　首先是因为推迟了那些必须进行的改革——对国家的改革，对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乃至对高等教育和科研的改革。 

　　其次是因为法国25年来不断地压制主动性和惩罚成功。阻止那些最有活力的人变富，其首要后果是使其他所有人都一起变穷。由于老想实行平均主义，最终的结果是使大家一起受穷。

　　此外，我们还看到了一个对金钱实行妖魔化和神道化的双重现象。有些人认为，金钱只是腐败而已。体育的腐败，政治的腐败，金钱正在购买一切，包装一切和毁灭一切。另一些人则认为，金钱就是幸福的同义词。有了金钱，就可以获得一切，提供一切和方便一切。这两种极端态度不一定相互矛盾，都反映了大众对物质成功所持的尴尬态度。

　　在矛盾的形势下，我们往往拒绝进行选择。由于经常承诺帮助所有的人，最后得到的结果往往是再也不能真正地帮助任何人。在这方面，就业津贴是最好的例子。将就业津贴发放给大约800万人，其结果就是失去就业津贴的意义，因为归根结底，像撒胡椒面一样地分散使用贷款只能造成更多对社会不满者而已。

　　很显然，法国应当从潜在的社会公正或者理论上的社会公正，过渡到真实的或者具体的社会公正。为此，它必须学会进行选择和承担责任。让我们同意对某些生活习惯提出质疑吧。不是所有的人都有权享受同样的互助，因为在生活的起跑线上，有些人离起跑线更远。所谓选择，就是把更多的支持赋予那些兼有最多障碍的人。所以，我衷心地呼唤着这样一种变革：实行法国色彩的“积极歧视”，使某些领地或某些民众有权享有比别人更多的关怀。

　　4.劳动遭到惩罚动报酬不如救济费

　　事实上，著名学者雷蒙?阿隆早在1982年12月就曾发表过一篇题为《错误思想的力量》的文章，用大段的篇幅说明了为何我们过去的政策不能解决问题的原因。可惜的是，在25年后的今天，人们还始终停留在同一个思考点上。

　　回首看来，我们犯了一个巨大的、使劳动贬值的错误，许多人应当对此承担责任。

　　法国人并不是不再热爱劳动。相反地，他们从心里感到愤怒，因为今天的劳动报酬还不如救济费多。

　　首先，劳动并未使劳动者获得低价交通权、住房补助权、圣诞节补助权、普遍疾病报销权、减免居住税和电视影像费的权利，以及在电影院和博物馆买票享受打折的权利。相反地，劳动遭到了惩罚，因为老人给子女留下的遗产越多，遗产税就缴得越多。劳动不再是提高劳动者生活水平的保证，也不是购买住房的保证。劳动甚至不能使劳动者泰然自若地考虑其退休、依靠子女或者治病的问题，因为我们现在无法说明，30年后国家将如何为社会保障体制提供资金。

　　我认为，业已破坏的劳动积极性，导致法国人对其就业和企业逐步失去兴趣的，既不是娱乐文明，也不是现代享乐主义。法国历来有工人文化和农业文化。但是，有人蓄意将劳动和救济之间的价值观颠倒过来，从而彻底破坏了参考标准。当劳动者的生活不比非劳动者更好时，他又为什么早晨早早起来上班呢？

　　这种价值观的颠倒也是造成老板们言行不负责任的根源。当某些企业主获得自己的工资、优先认股权和高额补助，其总额可以达到40个世纪的法定最低增长工资时，究其原因，是他们毫不尊重自己的工人和他们自己，甚至毫不尊重自己的企业。大家不妨回想一下，在“光荣的三十年”(指1945年至1975年法国经济快速增长的时期——编者注)中，有谁见过哪个企业主做过这类事情？

　　而今，没有任何事情比恢复劳动的根本价值更加重要的了。为此，只有唯一的手段，要在劳动的报酬和尊重方面给人以奖励，在任何场合下，劳动的收入都应高于救济所得。这是一个关系到法国继续生存和获得发展的问题。

　　对于劳动者，我建议他们获得更多的报酬。对于那些想要劳动的人，我建议国家帮助他们，只要这些人稍稍做出为证明其想要摆脱困境所必要的、最低程度的努力就行。国家不能帮助那些不肯出力的人。我想要用从上面实现公正，来反对从下面实现公正。从上面实现公正，就是提高；从下面实现公正，就是拉平。我已经做出了选择，这就是提高生活水平。换言之，使每个人都获得这样的希望：通过自己的劳动和成绩，使自己比父母亲生活得更好，使子女比自己生活得更好，而且还要幸福而安宁地见证这种美好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