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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中国卫星“嫦娥一号”开始它围绕月球的漫长飞行,这是迈向中国载人登月计划的又一步。印度希望到明年它自己的卫星也可以作这样的飞行。对两国来说,太空之旅代表着更深层的雄心。它们都怀着“跳背(leapfrogging)”发展的梦想。它们希望两手按住科技的背——从火箭科学到电脑科学,一跃跳过发展的中间阶段,跻身前列国家之列。
下周,《经济学人》会刊登一份关于中印科技的特别报告,评估两国的这种雄心有多成功。亚洲消费者热爱跳背:第一次拥有电话的人买的是手机,而不是座机;第一次拥有照相机的人拍的是数码照片,而不是使用胶卷。但印度和中国的产业在这场游戏中能否赶得上它们的消费者?它们是否越过整个发展阶段,以技术变革盖住陈旧?
它可以这么想。哈佛大学的罗德里克(Dani Rodrik)表示,中国去年在外国市场出售了近3000亿美元的信息通讯技术(ICT)产品,比任何国家的都要多。同样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库哈(Kalpana Kochhar)及其同事估计印度产业应用的技能组合具有一个比它富裕得多的国家的特色。
但这份报告认为,跳背不是印中进步的最好隐喻。印度和中国的经济仍然十分依赖那些在技术创造上跑在最前面的国家。它们更多时候是骑在别人的背上,而不是跳背而过。例如,中国生产大量电子装备,但最有价值的元件很大程度上仍然要进口,例如令产品成为高科技产品的半导体或硬盘。
印度也是骑在外国投资和发明的背上。当然,它的制药公司乐于制造廉价的无牌药品,而这些药物是欧美花费大代价才开发出来。印度的IT业很大程度上采用欧美公司创造的软件。它也为外国客户写应用软件,但很少拥有由此产生的代码。
这些观察产生两种反应:深深的愤慨或高度关切。一些人对中印模仿别人的发明的做法感到反感。他们认为这是对两国真正人才的侮辱,没有那些真正的人才,我们所享用的许多技术商品就不会存在。同时,两国学者和决策者渴望呼唤自己的技术。中国政府正努力推动“本土创新”。印度希望通过加强专利法鼓励制药公司推出新的一鸣惊人的药物。它的软件协会业表彰初出茅庐的产品公司。
人们不应该贬低印中的脑力。但人们也不应该诋毁效仿。创造新药、新元件或软件产品,在它行之有效的时候这是一项受到高度赞誉的活动,但如果无效,那就是毁灭性的了。跑在科技前沿的国家是没有办法,只能下大赌注,希望它们的研究将产生一些有利可图的见解。例如辉瑞制药(Pfizer)的研发费用比整个印度加起来的还多。
大多数的印度和中国公司恰当地判断,有较容易赚钱的办法。两国仍然享受巨大的“赶超”增长,吸收和适应已经存在的技术。创造力退居审慎之后。
因此,该报告认为印度和中国技术活力的最好措施不在与它们的创造力,而在于它们的适应力。要紧的是它们可以多快地吸收技术,把它变成自己的,而不是它们提出多少专利或发表多少科学出版物。
世界银行最近的一份研究记录了同一行业的印度公司之间存在的生产力差距。它估计如果印度所有的公司可以吸收经济中已经存在的知识,那印度的产出规模就可以发展到五倍以上。
换言之,印度仍然可以从“骑在别人的背上”获益甚多。事实上,如果它的普通公司可以骑在它最好公司的背上,它就可以获得丰厚的利润。一旦印度把它的目光从月亮放回地上,它的技术人事应该致力于推动技术的传播。创新可以不用急。跳背游戏的危险性在于你可能屁股先着地。(原标题:创新可以等待;作者 Simon Co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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