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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企业的真实竞争力可能并没有巨额贸易顺差和迅速增长的企业利润所反映的那么强,预期中国政府不会单纯依赖汇率升值来平衡贸易,而会采取一揽子的政策措施和改革来实现这一目标
中国的贸易顺差在过去的短短三年里增加了6倍,工业企业的利润总额也翻了一番。显然,这反映了中国企业经营效率的改善和竞争力的提高。因此市场上也产生了以下两种观点:一是认为中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之强足以承受人民币汇率的大幅度升值;二是企业竞争力的提高可以长期支持利润的增长,因此中国股票市场上的高P/E值是可以维持的。
我们认为,中国企业的真实竞争力可能并没有像巨额的贸易顺差和迅速增长的企业利润所反映的那么强。由于体制及政策等方面的原因,大多数中国企业的生产成本都被低估,而未能反映其真实的经济和社会成本。
在当前中国政府大力推行科学发展观和建立和谐社会的政策环境下,政府会在今后数年里逐步通过改革来取消各类“隐性补贴”,届时估计中国企业的竞争力可能会打相当大的折扣,而外贸顺差和企业利润的增长也会有明显的下降。这些政策改革措施对于实现贸易平衡和资源合理配置的作用,可能不亚于汇率升值这一价格杠杆的作用。
正是由于这一原因,我们预期中国政府不会单纯依赖汇率升值来平衡贸易,而会采取一揽子的政策措施和改革来实现这一目标。
毋庸置疑,中国劳动力的价格低而素质相对较高是中国企业竞争力强的最主要原因之一。尽管近年来国内工资的上涨幅度较大,但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更快。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字,1998年-2005年间,中国制造业企业职工的平均名义工资上涨了123%,而同期劳动生产率则提高了3倍。因此,中国企业的竞争力和利润并没有因名义工资的上涨而受到太大的冲击。
但除去低劳动力成本,中国企业的生产成本却由于以下几方面的原因而被低估。
第一,受政府管制的能源价格长期偏低,事实上形成了对各类企业的间接补贴。目前,煤电油等主要能源价格都是受政府管制。为降低能源价格波动对经济的影响,政府在能源价格调整的幅度和频率上一直都非常谨慎。
由于近年来国际市场能源价格上涨很快,而国内能源价格调整缓慢,造成国内能源价格明显低于国外水平。在中国,汽油的零售价格尚不足日本、法国、德国及香港地区等许多国家和地区的一半。而低汽油价格并非是因为中国炼油企业的成本低,而是受益于政府的补贴。比如, 2005年中国政府就付给国内最大的炼油企业中石化公司94亿元人民币,以补偿其因为低汽油价格而造成的损失;而2006年又补贴了50亿元人民币。这实际上相当于政府在过去两年里,通过中石化公司补贴给国内其他企业(和个人)约150亿元。因此,和国外企业相比,中国的企业(尤其是能源消耗大的企业)显然享受着明显的“成本优势”。
第二,低资源价格(包括水、土地、矿产资源等)也是对企业的一种间接补贴。如2006年,中国的水价仅有德国的10%、法国的15%、 澳大利亚的20%、美国的30%;工业用地也通常以非常便宜的价格由政府租给企业,很多地方政府为吸引投资甚至把土地免费提供给企业使用,这一现象在中国各类经济开发区和保税区内尤为明显;而矿产资源的价格也没有反映资源的稀缺程度和环境修复的成本。这些都压低了中国企业的生产成本,增大了其国际竞争力。
第三,对环境保护的措施不足压低了中国企业的生产成本。众所周知,中国经济在过去30年改革开放的过程中迅速增长,但却忽略了对环境的保护,导致了严重的环境污染。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在世界前20个污染最严重的城市中,有16个位于中国。
国家统计局的绿色GDP报告也显示,2004年中国因为环境污染而造成的经济损失达5118亿元人民币,占当年GDP的3.1%;而治理环境污染所需的虚拟成本则达到2874亿元,占当年GDP的1.8%。这些显然都没有进入企业的成本核算,需要政府和全社会来承担。因此,与位于环保要求较高的国家的企业相比,中国的企业(尤其是污染严重的企业)的“成本优势”当然会比较明显。
第四,低水平的社会保障投入和劳动保护措施,也压低了企业的生产成本。十多年前,我们常讲,国营企业与私营企业相比,社会包袱(包括职工养老、医疗、住房以及其他福利等)太重,因此通过减轻国企的包袱来增强其竞争力。
如今,我们却发现中国企业(尤其是私营企业)所承担的社会责任则似乎有些过轻。虽然政府对职工养老、医疗、住房以及其他福利等方面都有明确的规定,但这些规定大多并不涵盖多达1.2亿人的农民工。与此同时,很多私营企业和部分外资企业,在生产安全和劳动保护措施等方面投入很低,导致生产事故频繁(如煤矿事故、火灾、职业病等等)。
看一看《财经》杂志2007年第9期第10页所罗列的近两个月来国内所发生的特大生产安全事故,我想读者就可以理解企业在生产安全方面的投入不足所带来的严重后果。虽然此类行为降低了企业的生产成本,但却将潜在的成本转嫁给了社会和政府。
第五,对知识产权的保护不足,间接地降低了中国企业的研究和开发成本。由于对知识产权的保护不足,企业往往缺乏研究开发和自主创新的动力,大多数中国企业在研究开发(R&D)方面都投入很少,所以其生产成本当然会比国外企业低很多。在私营部门缺乏研究开发投入的情况下,政府则不得不增加公共部门在这方面的投资,从而间接地为企业提供了“隐性补贴”。
第六,各级政府对各类企业所提供的各种税收优惠也是政府提供的一种“隐性补贴”。为吸引外资,中国政府在过去20多年里一直对外商投资企业提供税收优惠,这不但包括25%的所得税税率(低于内资企业33%的税率),还包括诸如“三免两减半”的各种减免税措施。而外资企业中有很多以出口为主(比如2005年中国的前十大出口商中,有8个是外资企业,而2006年外资企业在中国外贸顺差中的比例已占到50%),因此,对外资企业的税收优惠在很大程度上转化为对出口企业的优惠。
综上所述,由于真实生产成本被低估,中国企业的真实竞争力可能并没有巨额贸易顺差和迅速增长的企业利润所反映的那么强。
按照中国政府的计划,在今后几年中,政府将逐步改革能源和资源价格的形成机制(包括征收能源税和资源税),使其价格更能反映生产成本和资源稀缺的程度;政府也把加强对环境和知识产权的保护列入了重要的议事日程,包括明确把降低能耗和污染物排放指标列入“十一五”计划。
同时,政府已承诺将进一步改善社会福利和劳动保障制度,而企业也无疑会因此而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和成本。
最后,政府已开始清理并逐步取消各类税收优惠(包括“两税合一”、 下调或取消出口退税等),估计企业的生产成本和收益会有更真实的体现。
如果上述措施能够按政府计划逐步实行,那么中国企业的真实竞争力则会逐步显现,企业的账面利润可能会受到负面的影响。因此,人民币汇率也许并不需要大幅度升值即可以逐步实现对外贸易的基本平衡,而上市公司的真实P/E值也会逐步显现。(作者 孙明春 为雷曼兄弟亚洲有限公司亚洲经济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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