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周末：手机单向收费的10年之痒

3/8/2007，西弘/文　　本届中央政府的民本意识，是国家与民众的希望所在。信息产业部在新的资费政策尚未出台的情况下，赶在2007“两会”前高调支持各地“单向收费”。

　　2007年1月26日，广东各大媒体隆重推出一则报道：广东移动正式推出“被叫免费”的全球通新资费方案，这标志着单向收费在中国改革前沿地区率先破冰。2月1日，北京移动也宣布：自当月8日开始实行类似的单向收费政策。而在媒体的报道中，这些手段几乎都被简化为“手机单向收费”。

　　事实上，我是从3月1日才开始享受这个“单向收费”的———因为我得每个月继续缴纳50元的“月租费”。但还有一个前提是，我必须先申请，申请之后才知道，还得“下个月起生效”。

　　但这确实是个好消息：几年前，便宜且绝对单向收费的电信小灵通，大大加剧了移动联通们的降价优惠竞赛。就在我也用上了小灵通的时候，移动也好，联通也好，各地都陆续推出了单向收费的若干套餐；我的手机虽不在套餐之中，但往往是隔几个月就有1860的短信通知“预交600元送500元”之类的优惠。所以，我最近几年来的手机花费比10年前已大大减少。

　　回想10年前，电信业成为中国消费者维权的最前沿阵地，从各大媒体到央视的焦点访谈乃至“两会”上，中国电信持续数年成为千夫所指———1998年，朱总理在“两会”记者招待会上曾说，“中国电信资费还要成倍下降。”那时，移动尚未从中国电信分家(1999年才剥离出来)。而在舆论压力与中央政府压力下，2001年7月1日，电话初装费取消；更早之前，2000年底，信息产业部等各部委就已达成共识，准备将手机双向收费改为单向收费。

　　可惜，一场浩浩荡荡的消费者维权史，在这里突然打了个嗝。谁也没有料到，在消费者与政府的绝对压力下眼看就要成就的好事，会被本来似乎并不相干的香港股市坏了事。自2000年11月15日信息产业部官员披露这一消息至11月28日，在香港上市的中国移动与中国联通市值共跌落2000亿港币。高层震惊下，信息产业部部长亲临香港，代表中央政府承诺：内地所有电信收费包括手机双向收费在两年内不会更改，并且，“短期内不再发出第三块流动电话牌照”。“金口救市”下，移动联通市值反增1423亿港币。

　　关于这件历史奇闻，北京大学教授周其仁当年曾经有过长篇分析。他引用中移动总裁的话说，就世界经验而言，手机单向收费不但不会减少运营商的收入，反而会增加30%以上的通信流量。如此简单的“薄利多销”的道理，那些境外的基金经理们焉能不知，为何不以为福，反以为祸呢？原因在于，境外投资人看重的不是中国国企背景公司的市场竞争的能力和实力，而是其独家垄断的地位。双向改单向增收30%的国际经验，被他们认为是在中国公司身上短期内难以实现的事情。没有可靠的服务质量基础，突然加大的市场需求量更可能引发一场管理的灾难。

　　这段往事让人感慨，即便是当时的境外股市坏了咱们内地的好事，但部长承诺的“两年不变”过后呢？即便是移动、联通当时拟推的单向收费准备不够，仅仅是迫于舆论压力赶鸭子上架，但后来既然他们自己都已经主动推出部分变相的单向收费服务了，有关部门为何还是“一年被蛇咬，十年怕草绳”呢？2000年至今已经7年，真正的手机单向收费，仍受制于价格管制而尚未真正展开。如果不是因为电信小灵通的杀入加剧竞争，逼使移动联通“遇到红灯绕着走”，消费者、运营商、股市投资者与国家的潜在损失又将有多大？

　　这个“四角关系”的案例说明了什么？大众眼中直觉上的消费者与经营者的利益对立与博弈关系，在现实中国其实远非问题的全部。二元论解释不了手机单向收费的历史；政府对于市场，也未必有绝对的强势。

　　本届中央政府的民本意识，是国家与民众的希望所在。信息产业部在新的资费政策尚未出台的情况下，赶在2007“两会”之前以口头方式高调支持各地“单向收费”，也许能够使“双向收费”真的成为一个历史的陈迹？

　　在这个案例中，问题最后的解决，无疑还需要政府恰当地引入与发挥市场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