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信产业报 ：看中华电信民营化

8/24/2005,作者 王冀，中国台湾地区最大的电信运营商“中华电信”近日完成民营化改造，由一家垄断企业转变为公众持股过半的“民营公司”。“中华电信”实现民营化，既是提高运作效率、应对市场竞争的需要，也是近年全球电信“自由化”浪潮的一个缩影。 
而电信运营企业民营化改造的利与弊，仍是业界持续关注的焦点。
　　民营化“终成正果”
　　8月9日，“中华电信”在中国台湾股市减持了大约3%的“官股”，10日清晨又完成了其美国存托凭证(ADR)的减持，减持数量约占总股本的14%。“中华电信”此次共减持了17%的“官股”，将“官股”比例降至48%，收入近千亿元新台币。而资本市场也对此次“中华电信”售股做出了积极反应，在减持的当天，“中华电信”出现放量上涨的走势，同时也带动了其他当地电信业股票的上扬。
　　尽管“中华电信”此次售股成功，但两年前的情况却大相径庭。2003年3月，“中华电信”计划减持大约1亿股，约1%的“官股”，但实际情况却相当惨淡，仅售出了742万股。出现这种局面的主要原因是当时全球电信业处于低潮，行业发展前景不确定，并且业内竞争激烈，导致投资者对接手“中华电信”的股份信心不足。实际上，这只是“中华电信”民营化过程中的一幕而已。在10年的民营化进程中，“中华电信”可谓是历尽艰辛，保尝其中的酸甜苦辣。
　　“中华电信”前身是中国台湾“电信总局”，负责提供包括市内电话、长途电话、国际电话等业务在内的通讯服务。1996年7月1日，台湾当局出台“电信自由化”政策，将“电信总局”公司化，改制成为今天的“中华电信”，完成其民营化的第一部曲。从此，“中华电信”开始走出政府的保护伞，直面台湾大哥大、远传电信等民营电信运营商的竞争挑战。时至今日，经过10年间的多次减持，“中华电信”共售出了大约52%的“官股”，单纯从股权结构上看，“中华电信”正式跨进了民营化的门槛。
　　由外及内的动力
　　10年来，“中华电信”矢志不渝地推动民营化进程，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从外部因素看，“中华电信”的股份原本都掌握在台湾当局手中，大比例售股首先是出于台湾当局增加财政收入的需要。统计显示，台湾当局2004年度累计未偿还债务余额高达3.4兆新台币。
　　最近4年，台湾当局总共出售了“中华电信”大约35%的股份，进账近1400亿元新台币。8月初的这次售股总收入中的一半(超过34亿美元)也将用于弥补财政赤字。就此而言，“中华电信”成为台湾当局名副其实的“金母鸡”。
　　另一方面，民营化也是“中华电信”提高运作效率、加快自身发展的需要。与其他垄断企业一样，“中华电信”也存在着机构臃肿，效率低下的弊病，一方面受到“公营企业”的诸多管制，另外又要对抗民营企业的灵活身手，“中华电信”就像拖着壳的乌龟，要和轻巧的兔子比赛跑，面临着沉重的竞争压力。
　　Insight Pacific驻台北的分析师GaryLai表示，中国台湾地区的移动电话市场已经饱和，“中华电信”要想推动收入增长，还需要寄希望于下一代电信服务。目前，为增强竞争力，“中华电信”已经于7月底推出了3G业务，提供包括视频电话、emome影视频道、e-mome音乐台等业务在内的新服务内容。但“中华电信”协理石木标表示，3G开办之初有很大的风险，包括2G、3G不能互通、手机电力不足、手机选择性不多、内容不吸引人、覆盖率不高、影片断讯等状况将可能发生，这会严重打击3G在消费者心中的印象。
　　GaryLai也认为，短期内3G还无法带动“中华电信”的盈利，因为经济形势的持续不确定性将打击用户尝试3G服务的兴趣。“中华电信”投资在3G的资金已经超过200亿元新台币。根据国外的经验，3G业务推出后，股价会大跌，并且将逐步拖累运营商的获利。在此背景下，通过民营化来“瘦身减负”也是“中华电信”
　　应对竞争的一种方式。“中华电信”董事长贺陈旦强调，新的电信技术不断发生，旧的营运模式会不断接受挑战，“中华电信”必须转型，踏进民营化才能变成更有竞争力的电信公司，进而跃上世界舞台。
　　民营化=万灵丹？
　　如今，“中华电信”如愿以偿实现民营化目标，从全球范围看，这也是“电信自由化”浪潮在中国台湾的一个缩影。在这股浪潮中，新加坡电信被李嘉诚、李光耀家族控制，英国电信、法国电信等也已被私有化，很多国家也在进行电信民营化改革。但伴随着“中华电信”民营化的进程，关于电信运营商“国有”和“民营”孰优的争论却愈发激烈。
　　在岛内，反对“中华电信”民营化的呼声至今仍未停止。在反对者中，很大一部分是“中华电信”的现有员工。近年“中华电信”每一次售股都伴随着大规模的员工游行和罢工。员工们反对民营化的理由除了担心裁员引发自身福利受损外，更主要是认为所谓民营化只是把持股降到五成以下，但当局仍享有绝对的控制权，却可以从此不再受相关法律条文的监督，将来可以为所欲为，因此他们反对到底。
　　从更深层次而言，电信企业的民营化可能造成普遍服务的缺失，这也是民营化最大的弊端之一。台湾“中正大学”电传所副教授罗世宏认为，许多国家的实例已经证明，电信民营化不一定能为民众带来好处，像新西兰就有部份偏远地区的用户，无法享受到与城市地区一样的服务品质，而且费率昂贵许多；在电信民营化的美国，电话普及率与用户数也没有如预期增加，数字落差也逐年扩大。
　　他因此担心，“中华电信”民营化之后，原来属于全民的电信基础建设与公共资产，可能会顺理成章落入私人口袋。这种民营化只趋向于资本的利益来考虑，将导致电信服务长期竞争力的下降。虽然“中华电信”在法律上已经具备民营化的条件，但是在员工疑虑和压力尚未消除，以及电信公共财产所有权没有理清之前，许多挑战现在才刚刚开始。
　　链接:第三次浪潮来袭？
　　电信自由化，简单来说是指在中立的监管部门的负责之下，允许一家以上的供应者提供电信的服务与产品。而民营化是实现电信自由化的一种方式。
　　第一次全球电信业的自由化浪潮兴起于上世纪80年代的英国。1984年《电信法》实施后，英国成为世界上电信自由化程度最高的国家之一。而此次浪潮的高潮出现在美国，1984年，美国为了打破电信业的专业界限、鼓励跨行业竞争，拆分了垄断美国电信市场长达70多年的电信巨头AT&T，并允许大量的资本进入电信信息服务领域。这一模式随后被亚洲、南美洲等诸多国家效仿。
　　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全球电信业迎来第二次自由化浪潮，并开始向纵深发展，其标志是在1996年，美国实施新的《电信法》，从根本上全面开放电信市场，打破了电信、有线电视以及互联网三大领域的界限，为行业间以及企业间的融合提供了一个自由的环境。同期，欧洲的电信管制政策也从“天然垄断和管制”走向“自由竞争市场”时代。管制的放松和解除大大激发了运营商的经营和投资热情。于是，AT&T、英国电信、德国电信等国际巨头在自由化大潮中重拳出击，势力范围迅速从本土扩大至众多国家和地区，而跨国并购也成为此次自由化浪潮的一个显著特征。
　　尽管“中华电信”在法律上已经具备民营化的条件，但许多挑战现在才刚刚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