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观察报:经济专家史炜谈3G牌照

4/17/2005，-本报记者 李晶 北京报道 
　　经济观察报：您认为目前中国电信市场，3G牌照的发放时机是不是成熟？ 
　　史炜：客观地讲，3G牌照的发放，不存在早晚的问题。 
　　现在最大的问题不是什么时候推3G，而是什么时候能够把3G所能够提供的服务建立起来，比如说它的数据源。大家拿着3G手机不能只是玩游戏、彩铃。 
　　事实上，仅停留在讨论3G牌照的发放时间，这种争吵是没有任何现实意义的。我觉得应该讨论的是，3G牌照如果今天就发放，它的作用能不能发挥出来，如果稍后发放，那么是不是会使一些投资商错过最佳的投资时机。
　　经济观察报：您觉得3G牌照发放的理想模式是什么？ 
　　史炜：问题的关键是国家现在的管制政策，是否适用于新技术的推出。因此，我认为3G理想的发放模式应该是各家电信运营商拿出自己的可行性报告，按市场规则去做。 
　　经济观察报：您对中国3G标准TD-SCDMA如何评价？ 
　　史炜：目前，TD还不足以跟其他两个3G标准抗衡，尽管它可能在个别环节上有优势，但在整体的商业操作模式上还是一个空白。WCDMA在欧洲，CDMA2000在韩国、日本商用，但TD没有任何的商用经验，所以对市场前景目前无法下结论。 
　　此外，大唐移 动的负担太重，缺少很好的现金流支持。因此，由它来做TD的这个标准和商用推进，实际上是非常吃力的。 
　　经济观察报：您觉得政府发放3G牌照，主要考虑的因素有哪些？ 
　　史炜：3G牌照的发放要面对的，主要是知识产权问题即自主知识产权的商用化的问题、各个国有电信运营商之间的利益平衡问题，另外，从国资委角度考虑的是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问题，其实这些问题很大程度上不是3G所能承受的。
　　比如知识产权，现在没有一个人能够说清楚围绕3G的知识产权症结到底在什么地方。有人说，美国公司在3G谈判上不谈了，所以阻碍了知识产权的进展。另一方面，最近有消息称，日前整个的欧洲团队，集体针对TDS-CDMA做出重大让步，搞融合，这是欧洲和中国之间的一种商业侵占关系，但不是一种绝对的市场平衡。或者说是欧洲公司为了更有利地抢占市场先机的一种平衡。
　　我们要思考一个问题，为什么中国和高通的谈判谈不下去，既然我们已加入了WTO，而且承诺遵守基础电信协议，同时我们又提出国际化，那么我们的思维方式是不是真的国际化了？ 
　　像高通这样的谈判，政府的谈判组没有谈下来，但是华为、中兴这些厂商自己跟高通签协议了，因为作为华为来说，他等不了这个市场，等谈判团把这个协议签下来以后，华为就没的做了。电信行业是以高技术为先导的国际竞争市场，对后来者的准入没有任何优惠的。 
　　经济观察报：高通和欧洲电信公司在中国3G市场体现了两种态度，高通的态度是什么？ 
　　史炜：高通确实有一种霸气。因为他掌握着几项核心技术，第一个CDMA的技术已经融合到WCDMA里头，这意味着高通如果拒绝谈判的话，实际上欧洲公司也跟中国完不成谈判。高通清楚，反正你不谈，最后你也要用。这样你在国内用，我不追究你，你只要出口我就追究你的知识产权。国际竞争就是一个实力的竞争。 
　　经济观察报：那您如何评价目前欧洲的公司在中国3G市场的表现？
　　史炜：欧洲的公司和美国公司的最根本不同在欧洲公司对中国市场的依存度更强。爱立信、诺基亚的市场主要还是在海外，如果丢弃了中国市场，就意味着丢弃了全球市场。但高通丢掉了中国市场还有欧洲市场。另外，由于现在三个制式标准之间是交叉的，所以说对于高通的技术，你用也得用，不用也得用，除非中国说我不发展3G了，中国就真的不发展3G了，那么可能高通就让步了，但是这种让步等于是大家都牺牲了。 
　　经济观察报：您觉得在中国的3G问题上，最关键的因素是什么？ 
　　史炜：最关键的问题是，中国电信运营商，用何种方式来发展3G并以此获得收益、提高中国电信业的技术问题、有效地推进公司的国际化进程。 
　　事实上，如今中国电信、中国移 动都在围绕3G做国际化的研究。
　　中国移 动的国际化战略刚一推出，就已经有很多东欧的公司来寻求合作了。 
　　华为的国际化战略是什么？首先进入发展中国家的大国市场，这种市场的外延效益非常高；然后进入发达国家，和跨国公司拼高端。 
　　但问题是，目前在国内，对电信公司的国际化并没有明确的战略性指导。而在美国，对中小公司走出海外有一个专项的基金支持，这个基金是专门给那些为中小公司做海外战略的咨询机构。 
　　我曾经接待过一些到中国调研的美国投资公司，他们问得非常非常细。而我们的公司海外扩张目前还是分兵作战。如今3G这个机会，中国电信、中国移 动需要一个完整的规划。 
　　经济观察报：您觉得在推进中国电信设备厂商和运营商在3G市场中的国际化进程中，政府层面具体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态度？
　　史炜：我觉得信息产业部应该成立一个专门的机构推动中国电信业国际化发展，这个部门由政府官员、技术专家、经济学家组成。 
　　比如说3G的牌照发放，是中国电信运营商国际化的一个契机。大家应该关心的是，把网通或把联通分拆了，目的何在？对公司的治理结构、国际化、资本优化有何好处？现在大家只算中国联通不应该拿两张牌照，那么把它卖给中国电信了，变成中国电信拿两张牌照了，中国移 动实际上也是拿了两张牌照，只不过一个是2G、一个是3G。尽管是一个制式延续的，但它也是两张牌照，但为什么联通就不能拿两个标准呢？
　　因此，我觉得在中国电信业的重组应该采取问责制，明确分拆中国联通依据的是什么，要采取精确、充分的论证。 
　　经济观察报：那您觉得现在运营商和设备商国际化进程中遇到的最大瓶颈是什么？
　　史炜：最大的瓶颈就是知识产权，初步进入国际市场的时候，有一些知识产权的违规别人不会追究你，但如果中国的市场份额达到国际市场的10%到15%的时候，那么大家就会追究中国公司的知识产权。 
　　至于中国电信运营商在海外市场的国际化战略，我认为有两种选择，一种是跟国外的设备商捆绑，然后占领第三国市场；另一种就是跟非国有设备商捆绑在一起。事实上现在是运营商必须要捆绑设备商才能走出去，而电信设备商不需要捆绑运营商就直接可以走出去。 
编者按：史先生的观点其实很鲜明，在3G的问题上不乏明白人。其实我们想知道3G牌照的决定权究竟掌握在哪些部门手里？为什么很多问题已经谈得很透了，有关部门还是云里雾里呢？这里要不要也有个问责指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