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业务外包的前车之鉴

作者：鲍勃·戴维斯 出处：博客中国(Blogchina.com)   原始出处： 《华尔街日报》  
   高速数据联接使得雇主能够把白领工作从富有国家输出到中国、印度和其他劳动力价格比本国低廉得多的国家。还有什么比这种现代难题更尴尬的呢？
  然而，技术熟练工作被外国低收入竞争者抢走的现象早在工业革命时代就已经有了。19世纪三十年代，英国纺织工业的高效率远非印度织布者能企及。于是这项生产外包给了英国人，印度工人的灾难也就随之而来。印度总督威廉·本廷克(William Bentinck)1834年在写给伦敦上司的信中说“这种惨状在商业史上几乎是空前的”。
  美国人如今正面临同样的境遇，成千上万的工作流向海外，历史在奇妙地重复著过去许多相似的片段──或者说是教训。贸易和技术通过创造低价格的产品而提高了许多人的生活水平，但这些力量同样强行摧毁了工人以为是铁饭碗的技术熟练工作。
  在19世纪，海外劳动力竞争伤害了美国许多阶层的工人，但最终却有助于缩小国家之间的工资差距。在这些社会巨变中，历史表明政治能抑制看似不可阻挡的技术进步。
这里有四个历史教训能阐明我们今天的争议：
高技能、高报酬的工作并未固若金汤。
   在19世纪初，英国的熟练手工纺织者以为他们是受保护的一群。政府一度禁止使用效率更高的纺织机器，甚至禁止机械师移民进英国，想以此抑制先进技术的传播。
  尽管受到工厂的敌视，纺织工人每天工作14小时，每周工作六天，十分重视自己的独立性。他们有时一周只工作四天。哈佛大学历史学家大卫·兰德(David Landes)在文章中写道：即使有人出更高价钱买布，这些工人宁愿少工作也不愿多生产。
  但工厂最终还是繁荣起来，蒸汽织布机的效率是手工织布机的五倍。
  在1811年和1812年，成队的熟练工人──他们自称“勒德分子(Luddites)”，得名于神话保护者Ned Ludd──冲击工厂，砸坏数百台织布机。这些自视为罗宾汉继承人的勒德分子令诗人拜伦(Byron)神往不已。诗人写道：“打倒一切国王──除了勒德王”。研究勒德运动的历史学家柯克帕特里克·塞尔(Kirkpatrick Sale)称，当时英国政府出动了1万4千士兵才镇压住暴动。
  常常被视为无用之象征的勒德分子是第一批技术反对者。1892年，安德鲁·卡内基(Andrew Carnegie)试图让钢铁生产自动化，导致了田园罢工。在这场罢工中，七名宾州钢铁工人和三名平克顿侦探死亡。在20世纪60年代，美国工会抗议“非技术”──用自动化工具替代机械师。最后冲突和平解决，工会接受新技术，但条件是雇主要保证不解雇工人。
  如今，计算机技术正在把软件设计和建筑工程等技术熟练工作移到国外。“再也没有什么工作是上帝赋予美国人的权利，”惠普公司(Hewlett-Packard Co., HPQ)董事长兼首席执行长费奥瑞娜(Carly Fiorina)在最近一次华盛顿新闻发布会上说。“随著时间的过去，我们不得不以一个国家的身份参与竞争。”
贸易自由化往往与技术一起破坏强大的利益。
  勒德运动被镇压后，英国工业家游说政府撤销农业税──《谷物法》(Corn Laws)，向进口小麦打开国门（在英国，“corn”是“grain”同义词）。
  这些税收能增加财产价值，对农场主和英国贵族地主有利，但却伤害了生产者的利益，因为他们要支付更多的土地税，也伤害了工人的利益，因为他们要花更多的钱买面包。
  如今许多人对贸易带来的混乱提出多种警告。与此呼应的是1815年经济学家托马斯·马尔萨斯(Thomas Malthus)在文章中说，如果《谷物法》被废除，“财富和人口的转移（转移出农业）会减慢，会给幸福生活带来痛苦和不利”。
  为了显示与新生的工会有共同的利益，工业家们把此税收戏称为“面包税”。但工人们心存怀疑，尤其是雇主在19世纪30年代拒绝工人要求把工作时间缩为10小时的提议之后。
  不过，贵族地主最终还是失败了。1845年的马铃薯危机最终说服英国立法者废除了农业税，允许谷物进口。面包价格下降了，随之英国经济──尤其是制造业者和金融家们──得以在自由贸易时代中繁荣起来。
  劳工拥护者谴责工厂主以较低的进口价格为由降低工人工资，预示了往后几十年劳资之间的类似斗争。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弗里德里希·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在1881年写道：“有相当多的工业家甚至都不掩饰自己的想法，即他们需要便宜的面包不过是为了把工资水平拉下来”。
  位于戴维斯的加州大学经济历史学家格雷戈里·克拉克(Gregory Clark)说，《谷物法》废除后的第一个十年中，英国工厂的工资水平较低，但工人的生活水平改善了，因为用于支付食物的开支减少了。
  今天，同样的力量在起作用。低关税使得中国很容易向美国出口服装和电子产品，损害了这些行业的美国工人的利益。但整体来说，许多美国工人还是从中获益的，因为进口货使价格下降了。
国内工人总是容易受到国外低薪竞争者的威胁。
  如今，先进技术使雇主能把工作输出到海外，利用那里低廉的劳动力。过去，廉价劳动力是由移民潮带来的。
  两种方式对工资的影响是类似的：数百万的国内工人与国外工人竞争岗位，收入差距开始缩小。
  19世纪晚期的竞争更为激烈。在1870和1910年间，6千万欧洲人移民到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阿根廷，大多数是没什么技能的男青年。这使美国劳动力猛增了24%，在阿根廷更是惊人地增加了86%。哈佛经济学家杰里弗·威廉森(Jeffrey Williamson)和艾塞克斯大学经济学家蒂莫西·哈顿(Timothy Hatton)的研究表明，移民潮降低了欧洲劳动力的比例，在爱尔兰下降了45%，意大利下降了39%。
  工人数量的激增使美国工资水平连连下降。哈佛经济学家克劳迪亚·戈尔丁(Claudia Goldin)研究表明，19世纪90年代到20世纪初，在纽约、芝加哥、洛杉矶和其他城市，移民数量每增加1%工资就下降1%至1.5%。工资下降在某些移民工人占主导的行业更为严重，如缝纫机操作行业。
  美国工会在19世纪90年代开始反对移民潮。美国劳工联合会(the American Federation of Labor)支持1897年政府关于移民要符合一定教育要求的提案。但这项措施差两票没能在国会通过。（移民要求在本国语中读过美国宪法的一部份。）在纽约，一个独立的劳工党敦促政府对每个新移民征收100美元的税。在西海岸，劳工联合会的组织者领导了多次反亚裔移民运动。
  由于很少国外工人与其挣饭碗，欧洲处于历史最低线的工资水平开始上升，欧洲与其他国家之间的巨大工资差距也开始消失。威廉森和哈顿的研究表明，1870年，美国和其他新大陆国家的工资是欧洲的136%。到1913，差距已经缩小了一半。到1921年美国坚决阻止移民时，移民潮有所缓和，因为欧洲的工资明显上升了。
  印度和中国的工资虽然在上升，但仍然远远落后于美国。例如，硅谷半导体巨头英特尔公司估计他们在印度的劳动力成本只是美国的三分之一，而这个成本优势可能还要持续几十年。移民的历史暗示我们，如果外包做法继续扩大，与印度和中国竞争的美国工人的工资还会受到影响。
  华盛顿智囊机构国际经济学院(the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研究员雅各布·柯克格尔德(Jacob Kirkegaard)称，外包电脑程序工作已经发展了十多年，由此影响，2000年和2002年期间，美国电脑程序员的工资在排除通货膨胀因素后基本没有升幅。他说美国编程工作的数量下降了约14%，但他又说，现在很难分辨出这种结果是由外包业务发展导致，还是90年代末的高科技泡沫破灭造成的。
  但工资水平不是衡量经济状况的唯一指标。人们支付的价格是另一个问题。不少人认为，正如进口货降低了美国支付的电脑和汽车价格一样，服务的进口也会使价格降低。如果美国医院把更多的X光片交给印度医生察看，或者制药公司更多地用印度人来做临床试验，美国工人和雇员就能享受医疗费用下降所带来的好处。
政治能够减缓新技术带来的转变。
  十九世纪晚期的运输工具革命就像今天的互联网和高速数据通信一样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铁路能把全国各地的货物运送到港口，装载上快速的蒸汽船，运到大洋彼岸。纽约大学历史学家尼尔·弗格森(Niall Ferguson)研究发现，1830年到1880年间，在纽约和利物浦之间运送小麦的费用下降了一半，1880年到1914年间，又下降了一半。
  新技术创造了新市场和新行业。冷冻车厢在美国创造了一个全国性的肉类加工业，屠宰场在芝加哥像雨后春笋一样冒出来。依赖铁路运输的百货商店和邮购业也在19世纪80年代末增长起来。
  生活节奏也加快了。“火车要离开车站”成为一句俗语。Scribner’s的一名作家在1888年说在过去75年中生活的变化超过了凯撒大帝以后的任何时代，而“这种变化主要是由铁路带来的”。
  技术和贸易的力量似乎不可阻挡，但事实并非如此。政治以多种方式战胜技术，这些对我们今天仍有借鉴意义。
  当时的新经济伤害了许多工作岗位、行业以至整个城镇。当地的肉类加工厂纷纷倒闭，制冰厂和小综合商店也如此。位于芝加哥的伊利诺斯大学历史学家理查德·约翰(Richard John)称，伯灵顿、爱荷华和圣路易斯等经营蒸汽船业务的城镇慢慢衰落。一个农场报的编辑在19世纪90年代时曾经抱怨说“螺丝钉已经松动，事态一触即发”。“铁路空前繁荣，而农业却走下坡路。”
  贸易为美国谷物打开了新市场，但伤害了棉花农的利益，他们的产品受到埃及和印度棉花的冲击。日本出口的棉线和棉布抢走了美国出口商的市场。位于北卡罗来纳州夏洛特的南部生产者俱乐部(the Southern Manufacturers Club)为此曾在1901年辩论过“东方问题”──关于从中国和日本来的便宜商品。
  受到进口商品冲击的行业和工人结成联盟并说服政客抬高关税。在美国，共和党成为保护主义的代表。在1892年，威廉·麦金利(William McKinley)──当时俄亥俄州州长，后来当上美国总统──攻击自由贸易摧毁了“代表我们更高技术和更高报酬的劳动的国内产品”。这个主张吸引了技术工人，美国在20世纪初的大部份时间里一直是高关税国家。
  在德国，政治反作用力更为彻底。普鲁士容克(Junker)──控制军队的贵族地主──与工业家们联合起来，把关税抬得更高，并一直保持著。在这场被称为“黑麦与钢铁的联姻”中，容克们迫切要求提高农业关税以排挤美国的小麦，而工业家们则游说政客抬高工业关税以抑制从英国进口的钢铁。结果，这场运动促进了德国军国主义和经济孤立主义势力的蔓延。
  今天，政治对海外外包业务的作用力还处于初级阶段。国家立法机构正在讨论如何阻止把工作移到国外的企业跟政府签订合同。国会正在讨论用管制和税收政策来抑制这种做法的发展。历史表明，在政治和技术之间的斗争中，把赌注押在技术的一方不见得保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