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大电信运营商“内外兼修”的考验

转自：中国经济时报　实习生 张伟 本报记者 傅继红
　　最新传来的消息是中国电信欲收购印尼第三大通信商Ｅｘｃｅｌｃｏｍｉｎｄｏ７％股份；而此前８月２０日，中国联通集团刚刚通过提供设备和资金的方式，获得了未来持有罗马尼亚固话运营商——邮政电信公司（ＰＯＳ Ｔｅｌｅｃｏｍ）２９％股份的权利。如果算上“小网通”年初低价收购亚洲环电５１％的股份，以及电信、网通去年９月获得美国ＦＣＣ颁发的国际电信业务经营牌照，那么中国电信运营商“跨出国门、实现国际化经营”的构想已彰显无疑。
　　毁誉参半的形象
　　对于“四大”进军海外市场的决心，似乎并无太多人表示异议。但这同样不代表人们认为“四大”如今已具备了成为“国际级”或“准国际级”电信企业的素质。
　　“四大电信运营商目前的‘国际级水平’更多表现在用户规模、网络设施这些硬性指标上。” 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的一位研究员对记者表示，“若以企业管理水平、对用户的服务水平等软性指标而言，那么国内电信运营商离国际级电信企业的标准还尚有不少距离。”
　　实际上，各界对中国各电信运营商的评价，多年来一直毁誉参半——一方面，中国的电信运营企业短期内“白手起家、迅速壮大，最终给消费者带来了诸多电信服务的便利”是不争事实，而据悉，信产部前任部长吴基传还因此在国际电信行业颇受尊重；但另一方面，消费者对运营商的批评自始至今似乎从未停息，这些指责围绕在“早期高昂的电话初装费、不合理的月租费、全球罕见的双向收费，以及种种不够透明合理的‘霸王条款’……”
　　除了最终埋单的消费者，产业链上其他的电信企业，对高高在上的运营商也可是颇多感慨。一位曾任中国移动某部门经理，如今成为某电信增值服务商董事长的人士认为，对于整个产业而言，处于产业链核心地位的“四大”远未尽到其应有责任。在对记者谈及两种工作的不同感受时曾白开玩笑地说：“前者的特点就是你常常拒绝别人吃饭、打高尔夫的邀请；后者的特点就是你提出的邀请常常遭到拒绝。”
　　而电信主管部门对运营商的不满主要集中在“互联互通”和“恶性价格战”，其中更以前者为甚。虽然顺利解决“互联互通”是一道世界性难题，但国内某些电信运营企业如今频繁制造“互联互通”障碍的行为已近乎猖獗。据悉，信息产业部于１０月１０日就此召开了“破坏通信设施和阻碍网间互联恶性事件情况通报会”，从通报情况看，某些地方上恶性阻碍“互联互通”的事件，已从设置技术障碍、割断对方企业电缆，升级到监控对方企业员工生活、威胁对方人员生命权的恶劣地步。
　　质疑“国际能力”
　　“带着这样的作风和企业文化走向国际市场，其前景如何真是让人怀疑。”申银万国的一位资深电信分析师认为，我国基础电信运营企业“在市场化水平、制度建设、管理水平上的前进步伐，远远赶不上自身在资金规模、网络设施上的前进速度”。
　　而国际电信咨询公司Ｆｒｏｓｔ＆Ｓｕｌｌｉｖａｎ的中国区总经理王煜全则认为：中国基础电信运营企业步入国际市场的进程，实际从中国移动首次寻求在香港上市便已开始，只不过那属于“资本市场的国际化”。
　　１９９７年９月，中国移动在香港上市，募集资金４０亿美元。随后，我国电信运营商便纷纷前往海外资本市场直接融资。２０００年６月，中国联通公司的股票在纽约、香港同时上市，筹集资金５６．５亿美元；同年１１月，中国移动（香港）公司在香港、纽约增发新股并发行可转换债券，再次筹集资金７５．６亿美元。２００２年１１月１５日，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在纽约、香港上市，募集资金约１４．３亿美元。
　　“国内的电信运营企业在海外资本市场进行融资，一方面解决了这些企业在发展中遇到的资金不足难题，另一方面也促使企业完善内部治理结构，从而提升在国际化经营中的竞争力。”信息产业部电信研究院通信政策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朱金周认为，与早期政企不分的状态相比，国内电信运营企业如今各方面的进步还是有目共睹。
　　但仅仅达到当前的水平还显然不能令各方面满意。
　　“国际化经营的要求不仅意味着到海外上市融资、或者在当地开办一个海外办事处。”王煜全说，“更重要的是制度的国际化、人才的国际化、运营模式的国际化，而这些也正是‘四大’目前所急需的。”
　　而具备国际水准的电信人才的缺失，也已经成为“四大”在发展过程中一个亟须解决的矛盾。
　　“人才的国际化是电信企业实现国际化的关键所在。”中国电信集团北京研究院常务副院长肖金学认为：“人才的国际化一方面是指引进海外的优秀人才，更主要的是本土人才的国际化。”
　　在电信专家陈金桥眼中，这样的国际化人才至少应通晓国际和当地国电信法规，具备良好语言素质，高超国际交往能力以及出色的业务拓展水平。“但很遗憾，这种真正懂得国际电信业务的决策型人才目前在中国还几乎没有。”
　　有关专家认为：人才缺失的背后往往是企业人事制度的缺陷；而人事制度又同国有企业在薪酬制度、业绩考核制度等多项管理制度上的缺陷紧密联系。
　　体制难题
　　“如果回顾一下我国电信运营企业的发展历程，会发现它们能形成如今的整体规模，与这个行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垄断性质是分不开的。”申银万国的这位资深电信分析师说，“作为一个资金、技术均较为密集的行业，我国的电信行业自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便得到了多项优惠政策的扶持。”
　　不过，该分析师同时认为：“过多的扶持政策也惯坏了这些企业的性子，培养了他们不良的市场行为，这反而又成了他们如今通向国际市场、进一步寻求发展途中的绊脚石。”
　　多年来一直致力于“规制研究”领域的社科院规制与竞争研究中心主任张昕竹，也曾撰文指出：“为促进电信企业进一步做大、做强、做优，许多电信管制政策均应作重大调整。”他以“电信资费管制”为例，认为该制度一方面在实践中已逐步失效，另一方面也往往成为消费者不满电信资费水平过高的重要原因。
　　张昕竹提出：加快电信监管体制的改革之所以颇为紧切，便是因为这有助于各电信运营企业进一步打破垄断、加速市场化进程，从而提高自身在国际电信市场的核心竞争力。
　　时至今日，仍有许多业内人士对张昕竹当时提出的“七项管制改革措施”记忆犹新。其中便包括这位电信分析师：“许多人认为，电信运营企业如今尝试着跨出国门经营，会有助于其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速度。但我很难相信一个机制尚未理顺，甚至依靠非法手段进行竞争的企业，如何能在别国市场取得竞争优势。何况哪个国家不对其本国电信运营企业予以各种保护。”
　　“此外，如果在体制尚未理清的情况下提倡向海外市场扩展，则往往会成为对盲目投资行为的激励。而一旦这些企业在海外市场的投资最终被证明是盲目决策失误，又该怎么办？这其中显然牵涉到了如何保证国有资产保值增值这一重大问题。”
编者按：电信研究院的很多老师对中国电信业的发展给出了很好的建议。这篇文章对于电信运营商应该是一济良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