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发展务求创造一个企业家型社会

8/6/2012,企业的命运就是一个国家的命运。今天中国大多数企业的迷途与困境已经无须争议。人们说中国近30年取得了巨大的经济成就，即便这是过去眼见的事实，也还是必须弄清楚什么叫做经济成就。它是长期可持续的幸福感或仅是谋取了短期经济利益与纸上金钱，它是对环境与未来保持了适应性开发或仅是一场短暂疯狂的资源掠夺与浪费，它是固化了国家的长期竞争力还是削弱了国民财富基础？这些问题在今天的答案已经显得异常清晰。
    抛开林立的高楼大厦与值得推敲的经济数字，我认为中国近20年来最大的失败是因为物欲崇拜放弃了原本不错的科研院所体制并对大学商品化。中国20年来其次的失败在于整个社会放弃了文学艺术与哲学的信仰。科研院所代表了一个国家科技的张力，实践与对科学精神的传承。科研院所的衰败是一个国家基础竞争力的衰败。科研院所与大学精神的衰败使这个国家杂草丛生。中国科研与大学真正的衰败发生在改革开放10年后也就是20世纪90年代初。改革起初的十年是真正的黄金十年。一方面科研院所与大学的活力得以释放，一方面科研工作者与大学教授异常信奉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的金科玉律，整个社会产学研紧密结合，人们对这个国家报有无限幢憬。黄金十年之后，各种原因导致这个国家对一切商品化，大学甚至宗教都要变成可赚钱的机器。当钱真的变成社会不贰的通行证，艺术与哲学只好沦落到边缘性环境。事实上艺术与哲学不但告诉我们人何以为人，也告诉我们人何以创新地成为人。没有了艺术与哲学，任何创新都失去了才华。没有艺术与哲学，人们很多时候失去了思考的自愿，而思考是创新的基石。没有了艺术与哲学，一切围绕经济的活动与成果变得无所托付。（你可以在银行在拼命存款，但那不代表你的生活与你的价值。）没有了艺术与哲学，事实上祖国一切将变得不再重要，文明与我们的历史。从这些角度，我认为当前中国的经济是不由自主地在告别一个坏时代，它可能正在迎接一个命运未卜的新时代。

     缺乏长远的经济战略是今日经济变形的原因。而左右我们今日经济变形的根本还是在于经济政策的确立没有经过证明。这种证明既是实践的验证也是理论的先验证明。经济政策制订者如果在制订一项政策时候没有哲学和社会学的思想，也没有管理的实践经验，将可能制订一部基于自身知识背景与自身理解能力的法律。最严重的过错发生在这里：即中国社会的现代经济制度都是在抄袭中抄错了方向或者在模仿中断章取义。今天中国企业界对劳动法与税法的迷惘根出于此。由于起点的思考错误与引用了错误的知识而写就的法律，在使用中必然带来诸多不适应问题，立法者或政府又在这些不适应的问题上作各种强制补充，使问题变得越来越复杂又找不到正确的出口。立法既是一项集思广益的艰苦工作，也是一次智慧考验。立法者必须是我们社会精英中的精英，否则子孙后代与大小企业都要为最初的错误付出连续的成本。管理企业8年，到今天我严重质疑中国劳动法与税法的正确性与科学性。现行的劳动法似乎阐述的是计划经济背景与国有经济主导地位下的企业与员工关系，并不适应一个充满竞争意识的市场经济环境。劳动法从保护劳动者作为弱势群体的角度对企业制订的一些限制措施，其实违反了自由雇佣制度的基础原则。自由雇佣制度是企业具有经济活力、竞争力和安全环境的保证。自由雇佣制度充分体现或强化体现了人们在选择工作与选择离去时候的人格尊严，而非以金钱(赔偿)作为解决问题的途径。动法对企业不分大小一视同仁的态度也根本上是把一部涉及亿万人民生活与工作的法律视若儿戏。劳动法没有搞清楚一个事实：任何企业与员工事实上在企业内只有一个目标，这个目标就是如何创新。任何企业与员工在企业内只有一个利益：即今天与明天的生计来源。劳动法颠倒了企业与政府的责任关系，把政府的某些义务错误地放在企业的肩上。而税法的问题不但是重复征税的问题，还存在动机问题与执行尺度问题。在执行尺度上，恐怕连最有经验的税务工作者都摸不清方向。税法不但使征税机构臃肿也使企业永恒地限于道德与法律困境。劳动法与税法增加了社会的的创业成本，创新成本与法律风险，存在严重的起点设计问题。中国的经济学家与政策制订者必须回到原点：我们过去是一个什么样的社会，我们到底在未来需要一个什么样的社会。


     产业的迷惘与救赎在于创新。这是今天谁都明白的道理。但是如何创新与创新什么却是今天经济政策制订者与实业界的真正迷惑。20世纪人类社会最大的发明不是枪炮，不是制度，而是管理。今天我们大多数人都相信当前体制（或者准确地说是政治体制）阻扰了经济发展。事实上中国的经济改革只是走进了误区。它在20年前被西方经济设计者与本土官员带进了最粗放的发展模式：依靠劳动力资源与土地成本资源。这两种资源由于欠缺市场化机制与创新地使用，在今天反而成为中国近一步发展的困境。当前中国企业的精力与金钱深陷于地方政府的土地政策与股市，这造成了产业空心化。中国企业原本应该将钱放进需要创新的地方，产业制订者与政府也应该将政策与钱放在如何使创新最大化的策略上，但是社会潮流与政绩要求改变了这个诉求。经济发展如果让位于一种类似政治发展的思路，就违背了经济发展的原理与规则设计。我认为最简洁的经济策略是：中国社会急需要围绕社会创新建立一个企业家型社会，进一步重视科研进入技术创新，最后到企业为追求竞争优势而习得管理创新。在没有遵循经济原理与经济规律制订社会发展与改革路径之前，把政治改革看作是医治经济良方不但是一种人云亦云，而且会进一步加深中国的经济歧途。在错误的基础上叠加任何被认为正确的东西获得的结果还是错误。西方社会采用了相似的政治制度，但谁又在经济上与美国雷同地强大。美国的强大不仅在于社会政治制度，关键在于美国的管理。自从发明了管理，美国变得更有系统。美国的强大还在于，务必求取真正与本原的知识与伦理，务必原创而非道听途说，务必实证而非指点江山。从这个理解上延伸，要建立一个真正强大的中国，全民需对万事万物，邻里关系，艺术哲学，环境，科研与教育都需要回到思想与理论的起点。在改革这个层面上，我的结论是：如果不改变人，就什么也改革不了。

    回到我们或我们的产业终将何去何从，现在我们至少应该清晰一点，即任何产业或企业的成功与失败与国家的政策与命运息息相关。我们不能把企业一切失败归咎于国家政策的不当，这显然是错误的。企业的成功与失败很大层面上取决于企业家的勇气，努力与专业程度。但是企业或一个产业在全球的竞争优势必定根植于国家的实践与产业链实况。如果地方政府希望经济腾飞，最好的作法是围绕产业发展自身优势打造产业簇群，这个过程可能很长，但是一旦形成，就会惠及国家优势与子孙后代。在产业簇群中，小企业特别重要。如果产业政策没有对小企业倾向性扶持，在任何产业上，都很容易依托政府资源形成寡头。寡头之间因为虚荣心与竞争本质很容易加速度带领行业进入价格竞争。价格竞争的坏处是会拖垮处于产业链劣势地位的本土供应商，进而使本土行业深受其害。最终的悲剧是结构性的。行业内没有任何企业在价格战中能全身而退。原因是价格战消耗了利润与创新关注。长期的威胁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情形：大企业大而不强，小企业小而无力。一个国家如果想其企业在某些领域形成全球的竞争优势，则国家的产业环境与产业理念至少在人类大同之前必须坚持民族与地域的观念。这方面应该认真思考。行业不是没有作用，而是政府把对行业的关注错误地施加到自己看中的企业。看起来这更加直接与提升效率，却是在非公平地滥用国家资源。政商问题源出于此。

    有了上面的基本理解，我觉得任何产业如果希望在未来摆脱被淘汰的命运，必须与政府，大学与研究机构协同创造一个由企业家精神主导的经济。企业家精神要求企业必须不断创新，企业家精神也鼓励企业充分竞争。创新与竞争要求企业家必须凝视未来的商业机遇与觅到竞争之道。依靠土地与劳动力弱化成本形成的竞争优势由于区域的同质化发展与价格竞争的白热化至2012年已日渐式微。在政策未改善之前，中国企业唯一能做的就是回到企业内部的竞争逻辑：增强运营效率获取竞争优势，或者行业的逻辑：尽快形成行业内某种程度的竞合关系。今天我们看到很多企业破产，很多结论说市场需求在萎缩或企业的产品技术没有竞争力。这是在把事实当成答案。这样的解释毫无意义。当前一些企业的破产原因必须具体分析。首先这些破产的企业经营的产品是否真的市场在萎缩?我的确相信有消失的产业，但那只是说这个产业不应该象过去那种译成的模式去经营，或者应该重新定位产品的用途。所谓需求变小的本质是，市场总需求没有可能满足所有企业无节制的扩产欲望；其次的问题紧随上一个问题，即为什么企业明知道市场需求的限度，仍然无节制地扩张？原因是，所有的企业都相信规模经营可以取得成本优势。规模扩张不但满足企业的雄心，某种意义上也符合投资者或地方政府的政绩期望。再，这些破产的企业应该大多是缺乏企业使命或者说长期经营目标。有很多企业的创建从一开始就是依靠关系，或者利益成形。这样的企业不可能专注于战略，运营效率或流程设计。这种企业的命运就是随波逐流。最后一个关键的分析是，我觉得行将破产的企业一般存在两级倾向，要么是从事了多元化扩张，要么是在经营过程中一成不变地希望依靠一种产品赚足银子。这两种破产企业的破产本质是相同的，即企业在经营上缺乏战略思考。把企业倒闭归结到产品技术不行是一个可解释的选项。产品技术是一种投资与冒险行为，必须搞清楚这些企业是否真得在过去未雨绸缪。我看绝大多数企业在经营过程中选择的是复制战略而非选择创新。评论会说倒闭是因为这些企业没有科技含量，但世界上没有所谓绝对的高科技与低科技。既存在高科技的工艺如何在低端产业上创新，也存在如何把低端产业的经营模式搬到高端产业。因为如上几点，我认为政府不可能有一项政策可以扶持起这些行将倒闭的企业，因为各家企业面临的情形不尽相同，政府不可能微观到对每家企业开出药方。政府只能对行业而非企业出台政策。过去的企业家往往把与政府勾对作为企业的一项目标，这是在故意错误地理解企业的目标，责任与使命。政府即便象个保姆，也终有离开孩子的一天。对所有企业的命运而言，只有一个永恒而喧闹的归宿：市场。企业家也只有一个奋斗目标：创造并服务顾客。

     解决当前中国经济的困境，我支持全面减税或对中小企业免税的看法。解决当前中国企业的问题，我反对再造工业园区与各地域均衡化的发展思路。对前者(减免税)的支持有日本的经验。日本在经济振兴初期的确在纳税环节对很多中小企业给予了法外柔情。日本人不自觉地使用了一个经济常识：成本与收益的关系。由于众多中小企业在初期与发展期经营业绩有限，且难以判断其兴衰存亡周期，纳税总额对整个财税收入占比微乎其微，征税只会加重税务组织的工作量，总成本与复杂度。而对中小企业而言，多一点利润就会多一些成功的机会，如果政府在纳税上实施宽松政策，小企业就会在创业与发展初期规避对政府组织的应付成本。企业会集中精力于主要的任务：如何发展与创新。如果政府按照法令对一切经济组织不问情形，就如同对成年人与小孩采取同样的态度，是一种社会思想与社会行为的僵化。对再造工业园区的反对是因为事实上中国企业累积的产能已经是地球承受能力的好几倍甚至几十倍，盲目制造闲置厂房对国家是一种资源浪费也转移了地方政府的工作注意力。把企业从沿海迁到内地也没有改变企业的竞争本质，不过是一次徒劳的迁徙。各地均衡化的发展模式没有遵循商业上产业簇群的理论。均衡化发展不利于人才集中与流动，均衡化发展加剧了行业内处于不同地域企业间的激烈竞争，行业内信息由于被空间隔断而不能有效地流通，相同成本下行业效益将变得很差。当前我们都清楚全球实用新产品诞生的速度已经明显放缓，所以企业不可能象往常一样有大量可模仿的产品求取生存。产品创新由于理论研究或缺的原因更是非一日可毕其功。中国经济原有的模式基础已经不复存在。现在不是怀念或者想尽办法使旧模式复苏，而是要勇敢地迎接困难与新模式。经济放缓在当前于国于民利大于弊。经济的快与慢是一个辨证与相对的问题。人们需要正确的财富观。其实拾得万贯家产，身后不过一缕炊烟。如果在缓慢赚钱之余人们有思考的机会与讨论真理的机会。人们的生活将变得更有价值

    对中国社会而言，未来急需要开启人才纵向流动的机会，也就是寒门及第的通途。只有把那些在竞争中脱颖而出的人才放在合适的高位上，可以为我们的社会发展制订长期有效的经济战略，也只有设计政策把优秀人才心甘情愿地吸引到基础理论研究领域并引以为荣，我们国家的未来会变得更有保证!
（作者：易飞扬李振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