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三星经济研究院：华为为何屡屡受阻美国？

11/18/2010，美国无线通信设备市场成为华为全球版图剩下的最大一块留白。华为在美发展屡遭挫折可能是由两方面的原因造成的,一是美国市场本身的特点使得华为的扩张策略遭遇很大政治阻力,另一方面,作为唯一一家没有上市的通信设备制造巨头,华为的低调哲学和神秘色彩增加了其身份的敏感性。

　　华为在美国发展遇阻

　　与华为在欧洲、非洲、中东、拉美等地区高歌猛进的扩张态势形成鲜明对比,华为在北美,尤其是美国的发展频频受阻。直到2008年10月,华为才在加拿大市场取得突破,拿到Tellus和Bell的订单。这与加拿大本土电信设备巨头Nortel的一蹶不振不无关系。华为在美国的市场攻坚屡遭挫折,美国的主流电信设备市场成为华为浓墨重彩的全球版图中一块显眼的留白。截至2009年底,华为的大客户名单囊括了全球前50大通信运营商中的45家,而剩下的5家中4家在美国,包括Verizon、AT&T、Sprint、和T-Mobile America。目前华为北美的销售额占华为销售总额不到1%,客户多为Leap Wireless、Alltel(已被Verizon收购)、One Communications等地方性电信运营商。

    美国电信市场由3G升级至4G的大幕已经拉开,预示着今后三年美国电信设备市场总体将出现大幅增长,而华为目前仍不得其门而入。电信设备制造行业的欧美巨头已经开始在这场产业升级大戏中抢金夺银。2009年2月,Ericsson和Alcatel-Lucent得到美国最大电信运营商Verizon的LTE合同,一年之后,同样又是这两家公司瓜分了美国第二大电信运营商AT&T的LTE合同。

　　华为目前正积极参与美国第三大电信运营商Sprint的设备招标,但这又招来国会山近乎神经质的反应。华为与Sprint保持着较好的联系,曾帮助由Sprint控股的Clearwire建设全美第一个WiMAX网络,并聘请由Sprint前高管组建的Amerilink作为顾问公司。近来华为参与Sprint设备招标又触碰了国会山的敏感神经,八名共和党参议员向包括财长、情报机构总监在内的政府高管写信,以国家安全名义要求政府从严审查。

　　华为遇阻的内外因素

　　与分散的欧洲电信设备市场不同,美国作为全球最大单一市场受到政府严厉监管,克服政治阻力是外国企业进入这一市场的难关。在行业结构上,欧洲运营商国际化程度较高,对单个市场的依赖度较低,可以在很大程度上保持决策独立性,这与美国运营商严重依赖本土市场形成鲜明对比。欧洲三大电信运营商Vodafone、Telefonica、Deutsche Telekom海外销售占总销售的比例普遍高于50%,Vodafone更接近九成。这样的结构使得运营商对某一地的市场依赖程度较低,可以较从容地应对来自某一地监管当局的压力,在选择供应商时自由度更高、独立性更强。相比之下,美国的电信运营商Verizon、AT&T的海外销售占比均低于1%,对美国市场的依赖程度可见一斑,在做重大决定时常常受到非经济因素的影响。这样的行业环境成倍放大了华为身份的敏感性,无形中增加了华为进军美国市场的难度。

　　美欧通信运营商比较


资料来源：三星经济研究院整理

　　政府监管方面,泛欧市场横跨多个国家,导致对电信行业的监管较为分散,而美国电信业是受监管最严厉、政府直接干预最多、程度最深的少数几个行业之一。从30年代限定通信资费、到80年代拆分原AT&T,美国政府似乎有强势介入电信业的“传统”,而其本身也是运营商的大客户,运营商不得不看政府脸色行事。这样的气氛导致运营商在决定重大的设备订单去向时疑虑重重,不单是华为,Ericsson、Nokia-Siemens等欧洲电信设备制造商在北美市场也曾举步维艰。

　　Lucent、Nortel、Motorola等北美本土电信设备商持续积弱,不得不出售旗下电信设备业务甚至申请破产保护,北美厂商在本土市场一统天下的局面出现变化。Ericsson和Nokia-Siemens前后脚通过收购Nortel和Motorola电信设备业务进入美国市场,搭上电信网由3G升级至4G的顺风车。而华为多次尝试通过收购进入美国市场,都因遭遇极大政治阻力而不了了之。

　　华为是全球前五名电信设备制造商中唯一一家没有公开上市的公司,行事低调,略带神秘,这可能在某种程度上加重美国监管机构的疑虑。华为是中国发展最快、国际化程度最高,也是最神秘的私营企业之一,虽然坊间时有华为准备上市的消息,但始终没有实际行动。不上市,也就没有信息披露义务,华为仅仅是在自愿的基础上对外公布经营状况,高管很少与媒体接触,任正非、孙亚芳等核心成员几乎从未接受过专访。

　　与华为不同,Ericsson、Nokia-Siemens等欧洲电信制造企业不仅在本土上市,而且通过ADR等方式在美国上市。他们需依据美国会计准则发布年报、接受美国证券机构监管、对美国投资者负有信息披露义务,公司高管与美国的主流媒体保持经常性的联系,这些措施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公众、投资者、监管当局对企业的信任程度。

　　华为的消极态度造成企业在某些国家或地区的新闻报道中被标签化、污名化,这对身处敏感行业的华为极为不利。任正非的军旅经历屡被提及,暗示华为有军方背景,例如New York Times引述参议员写给政府官员的信中称华为与军队关系密切(“Huawei Inc., had close ties to the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in China.”)。Financial Times 7月9日的相关报道不客气地称任正非为前军管(“Huawei, founded by Ren Zhengfei, a former officer in the People's Liberation Army”)。订单拿不到、收购行不通,标签化、污名化带来的政治阻力已经成为华为在美国发展的枷锁。收购3Com股权不了了之、对是否参与Nortel、Motorola业务收购讳莫如深,来自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CFIUS)等政府机构的压力已经成为华为扩展市场的紧箍咒。

　　结论和建议

　　作为中国国际化程度最高的公司之一,华为面临的挑战大大超出了经济领域内企业之间互相竞争的范畴。随着在全球扩张的步伐加快,华为需要同时应对许多不同的社会文化、法律制度、并对企业行为做出相应调整。例如美国异常严厉的反海外腐败法(FCPA),这使得华为必须放弃一些在其他市场行之有效的大客户营销手段。

　　从2001年算起,华为在美国已经经营10个年头,虽取得一定成绩,但受各种非经济因素压制,至今未取得重大突破。这一方面是因为美国政府对电信运营商的干预较多,更重要的是华为作为唯一一家未上市的电信设备运营商在美国被严重标签化、污名化。美国电信设备市场进入发展关键期,若无法取得有效突破,华为在美可能遭遇另一个失落的五年甚至十年。金融危机使得美国市场长期被本土厂商把持的情况出现松动,适逢美国4G时代来临,华为若仍无法取得重大突破,将错失这一绝佳机会。

　　从目前透露的有限信息来看,华为在保持企业内部活力的基础上对组织文化进行微调,但离制度化、透明化的现代公司标准仍有距离。随着企业规模的扩大,公众关注的程度成倍增加,华为也成为媒体的宠儿,合理回应公众要求需要华为调整刻意低调的企业文化。一方面,华为的影响力已经很大,藏不住、躲不开,另一方面,华为目前的做法似乎仍围绕着“躲”媒体展开,而不是主动“追”媒体,借助媒体提升企业形象。虽然华为身处公司间市场,不直接面对消费者,但很多情况下公众对企业的看法会影响相关监管机构的决定或偏好。不做主动宣导的结果造成华为虽是媒体聚焦最多的企业之一,但外界对其了解仍然很少,这使得华为在某些市场的竞争中处于劣势。

　　华为已经开始加强对企业的信息披露,从2005年开始发布年报,并在英文版的年报中大致列出企业的资产负债、利润、现金流情况。2010年华为年报第一次统一中英文版的内容,并列明企业资产负债表、利润表、现金流量表的子项目,第一次较为完整地向外界公布企业的经营状况。2010年五月,华为发布首份针对美国的年度企业社会责任报告,加强与当地社群的沟通,力图改变自己刻板的公众形象。北美华为的客户营销风格也开始美国化,例如聘请Amerilink公司作为顾问,试图建立自己在国会山的游说集团。Amerilink团队主要由Sprint和Nortel前高管组成,最近更邀请前众议院民主党领袖 Richard Gephardt 和前世行总裁James Wolfensohn进入董事会,这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帮助华为加强与美国政界和企业界的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