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正非:鼓励自主创新更须保护知识产权

　　12/7/2005,11月19日，国家主席胡锦涛在韩国釜山举行的APEC工商领导人峰会演讲中提出：我国将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为全球贸易持续增长继续做出贡献。温家宝总理今年9月10日在珠海企业座谈会总结讲话中也指出：我们要鼓励自主创新，就更要保护知识产权，这是国家发展战略。 
    主席和总理的讲话使我们为之振奋，激动万分。
　　改革开放20多年来，中国相当多的政策几乎都是关于物权保护的，从而使中国从文革后期的经济濒于崩溃的边缘，走向了今天的初步繁荣昌盛。今天站在一个更高的高度，对知识产权实行保护，如果我们能达到在法律程度上，认可知识产权的财产权利和价值应该等同于物权，认可对知识产权的保护也应该等同于对物权的保护，那么就一定会有越来越多的人去奋力探索，从而产生越来越多的原创发明，提升企业与国家的竞争力。可以预计二三十年后，中国会从今天的初步繁荣，将走向真正的强盛。
　　过去我们对知识产权的定位基本上都是放在对外贸易项下，为解决贸易摩擦定位的。而且普遍认为它是西方用来遏制中国发展的利器，因此，为了反对西方的技术霸权，我们更多的是向西方作些解释，而不是真正理解其对中国未来发展的重要战略意义。我认为必须把知识产权作为自己国家发展所必需的国家战略来推行，变防御、解释为自己主动建立知识产权体系，包括重视开发，重视知识产权积累，重视知识产权转化，重视保护知识产权。没有知识产权的严格保护，不通过保护使原创发明人享受应得的利益，就不会有人前仆后继、奋不顾身地去探索奋斗，就不会有原创发明，没有大量中国公司的原创发明，中国就永远进不了“高地俱乐部”，就将永远受制于人。这样真正受伤害的是中国有发展潜力的企业，而不是西方企业。因为，西方企业的核心知识产权是侵犯不了的，一、它不放在中国，二、它只用于贸易保护。其本国国内对知识产权保护极其严格，无论法律处罚，还是行政管理的措施都极严格，几乎没有人敢偷盗他们的技术机密，贸易保护仅仅使他们损失一些利润，无伤皮毛。而中国企业的处境则不同，如果没有严格的知识产权法律保护，或者有了法，治不了，法律没有形成威慑力，那么，这些中国公司的核心知识产权极易被偷盗，从而使它们丧失竞争力。投入这么大的巨资，却守不住研究开发的成果，许多公司就不会再有投入原创性发明的冲动，长此以往，将丧失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必将使整个国家也丧失竞争力。
　　历史上中华民族是富于创造的民族，其奇思怪想不计其数，有着极易产生原创发明的土壤，如果有好的政策指引和法治环境，中国在几十年后，未必不是科技大国。我们是一个缺少自然资源的国家，中国富强之路唯有靠教育，唯有靠少消耗资源的高知识产业，以此去换取别的国家的富余资源。如果不像保护物权一样的保护知识产权，这个目的就达不到。过去中医、中药、武术等国粹为什么世袭单传？就是因为没有保护知识产权的体系，全社会缺乏这种意识。现在印度对瑜珈姿势都申请了1500种版权。为什么我国的软件产业在短期内难以赶上印度，也是因为软件是一种极易被偷窃和盗用的产品，而印度有着极其严格的知识产权保护环境。
　　专利制度最早起源于英国，1236年英皇亨利三世颁给波尔多的一个市民制作几种花布15年的特权。1474年威尼斯共和国颁发了世界上第一个专利法。1624年英国颁布了《垄断法》，这是世界上第一部正式而完整的专利法。专利制度的核心是：通过国家给予专利权人一段时间的独占权利（如20年）来鼓励发明人向社会公开其技术，以达到发明为人类继承和分享的目的，实际上是解决私权和公共权利平衡的问题。同时，专利的公开可以避免大量的重复研究和社会资源的浪费，人们可以互相启发，在此基础上研究出更高水平的技术成果。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统计，人类90%%以上的发明创造都可以从专利技术公开的文献中获得，70%%以上的最新发明创造只能从专利技术公开的文献中获得。美国总统林肯本人就是一个发明家，他对专利制度的理解一直被奉为经典，他说“专利制度为智慧之火添加利益之油”，专利制度的建立和发展必然导致经济如火如荼。18世纪的工业革命，常常被说成是瓦特发明蒸汽机，斯蒂劳逊发明了火车而引发的，其实是英国当时各项政治制度改革的结果。如果没有这些制度改革，那些对人类进步有重大影响的发明创造就不可能不断地得到正向激励而生生不息。在盐碱地上是不可能把一项发明演变成为一片茂盛的庄稼的。英国充分发挥了议会的集体作用，这对当时制度的建立十分有好处，这些制度培育了制造的环境。因此，工业革命必然会在英国爆发，而不是在其他地方。上个世纪90年代，全世界推崇的硅谷，就是这样一种现象。通过推动法律保护创造发明，使发明人实现一夜暴富的梦想，将数百万发明者像疯子一样投入这绞肉机内奋斗，这种排山倒海、前仆后继，一将功成万骨枯的奋不顾身，这种为金钱而奋斗、为富裕而发明的趋势，使硅谷在上世纪末成为遍地是钻石之谷。因为，只要您有发明创造，就会得到法律的严格保护，别人不是来偷走你的技术，而是带着金钱和资源来向你投资、与你合作。硅谷的神话随着IT泡沫已经成为过去，但硅谷的创新精神在美国仍将是永存的，美国会持续在高科技领域世界领先。
　　自从我国确立科教兴国的政策后，中国的科技与教育事业得到了十分巨大的发展，中国正在把人口优势逐步转变成人才优势。党和政府提倡自主创新，增强国力的同时，知识产权的保护越来越受到了重视，相信再过二三十年，我国将会取得巨大的进步。
　　但是，我们要清醒地认识到基本专利的成长过程是十分漫长而艰难的，基础专利的形成是要经历很长的时间，要耐得寂寞，甘于平淡，急躁反而会误事。基本专利的形成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即使是应用型基本专利的成长过程也至少需要7~8年。而基础性基本专利形成的时间则更加漫长，从世界上根本没有这个东西，到您发现并研究其理论及规律，再逐渐地被人们所理解并认识其价值，需要一段漫长的时间。常常是一些先知先觉者最早认识到一个真理，人们开始并不能很快地理解他们的这些真知灼见。以至从事这些发明的人，不为人们理解，甚至被人讥讽，长不了工资，穷困潦倒。然而，真理往往有时掌握在少数人手里，这些先知先觉的少数人常常是非常痛苦的，他们像宗教般虔诚的对待其发现，但认同的人却非常少。也许他们的理论发表后，就石沉大海，也许20-30年后才有人慧眼识珠，甚至过了上百年之后人们才想起来。他们的研究这时才对科学与技术产生作用，才成为无价之宝。
　　历史上就有过无数这样的例子。1958年上海邮电一所就提出了蜂窝无线通信，这是现代移动通信基础的基础。上世纪五十年代，中国科学家吴仲华发明了叶轮机械三元流动理论，奠定了喷气涡轮风扇发动机的理论基础，这是现代航空的基础。这些理论都是在二三十年后才发生作用的。但当时我们没有认识到它的价值，没有申请专利。数豌豆的传教士孟德尔、摩尔根提出了遗传基因理论，经历40多年之后，西方开始认识其理论的意义，喧哗一阵以后，又因为不知其有什么作用而再次沉寂了数十年。因为孟德尔的传教士身份，被我们冷冻了几十年。今天我们才开始积极地进入这个领域。如果克隆也被授予专利权的话，这项英国人的发明对未来遗传学的产业化会有多大的影响！可见，基因是经过了一二百年，人们才认识到它也许有用。
　　在科学技术上，特别是基础理论上，我们要有耐心，不能急于求成，拔苗助长。太急功近利了，会丧失许多机会。
　　应该说，前面列举的那些发明家，还是十分幸运的，毕竟他们的发明，像梵高的画一样终于被人们认识到了它的价值。而在这些先驱者的队伍中还有更多的人，他们至死也没有看到自己为之奉献一生的东西产生社会价值。我们总不能在看到价值后才去尊重他们！如果没有一种世人公认的激励措施，就不会有前仆后继的人去探索创造发明。所以，我们一定要尊重知识产权，无论是自己的，别人的，无论是中国的，还是外国的。这对我国将来成为科技大国，是有战略意义的。
　　虽然有些发明不可能以商业价值来评价，但其对人类的巨大意义，则应由国家及人民来给以肯定。例如高温消毒，这是一个简单的发明，然而，在18世纪这的确是一项伟大的发明，它挽救了无数人的生命。法国科学家巴斯德生长的时代，是欧洲战火纷飞的时代，大量的伤兵受感染而死亡，当时人们并不知道是由于细菌引起的。手术刀具，裹伤布都没有消毒，巴斯德从啤酒变酸的研究过程中，发现了高温可以杀死细菌，从而大量避免了死亡。当时也挽救了大量产褥热产妇的生命。这是在黑暗中摸索了几百年才找到的真理，原来它是这么简单，但是这项发现避免了当时欧洲几十万、成百万的人死亡。从看门人胡文虎克制成显微镜，到发现细菌，再到巴斯德发现高温可以杀死细菌，弗莱明发现青霉素……人类在征服细菌的道路上付出了多么巨大的代价，科学家们付出了多么艰辛的劳动，当然他们应得到合理的报酬。今天人类又在征服癌症、艾滋病的道路上，发起了冲锋。我们要有好的政策，鼓励人们前仆后继。
　　西方国家在知识产权的策略和政策上都被证明是比较成功的，这些策略和政策促成了他们的经济大发展。我国正在自主知识产权经济上急起猛追。我认为急是急不来的，要从根本抓起，要卧薪尝胆几十年。当前我们要加大对农村中小学的投入，提高人民的基本素质是国家的责任，提高个人的谋生技能是个人投资的责任。用二、三十年时间，使农村孩子能享受到与城市一样的教育，在人才的数量上超过西方。国家要拉动经济，唯有投资教育，才会长远造福国家。一定要大幅度提高教师的工资待遇，使之成为令人羡慕的职业，要用最优秀的人才，培养更优秀的人才。只要农村中小学的教师待遇由国家支付达到一定标准，每年毕业的大学生就有一大部分会奔赴那里，大学生就业难的问题就解决了，而且也为未来培养了一大批人才，提高了国家的竞争潜力。他们也许不会一生在农村，但是可以去二、三年，就如三十年代的陶行知、黄炎培、晏阳初、梁漱溟、任摩逊……等一大批搞农村教育的老前辈那样曾经这样服务过农村教育。当中国在人才数量上大大的提高、达到一个较高水平的时候，中国经济一定会出现井喷式发展。
　　我们国家在按计划地进行一些科研的战略投入上，国家力量是强大的，类似两弹一星、神舟载人飞船这样的项目，我国的规划能力越来越强。只要保持一定比例的国民经济收入投入教育与科研，我们一定会在几十年后有较大成就。同时，我们也要宽容那些我们还不理解的专家，宽容他们的研究方向，支持他们的研究课题。我们也要宽容那些不能全面发展的孩子，扩大因材施教的范围，谁知道今天这个有缺陷的孩子会不会是明天的贝多芬。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中，也许今天我们不理解的事，明天会成为梵高的向日葵抑或是阁楼上的林布兰。
　　国家对研究的支持，要集中基础研究上，应用研究应由受益人去投资。因为，基础研究成果是国家的，每一个企业都能享受到理论的阳光普照。宽容也许会出战斗力，宽容也许会使国家未来的战略地位更高，也许会使社会更加和谐。我们要允许在技术科学上的百花齐放，对他们一视同仁的支持，眼睛要看百年。
　　IPR（专利）是国际市场的入门券，没有它，高科技产品就难以卖到国际市场。华为虽然每年按销售收入的10％—15％投入研究开发，在研究经费的数量级上缩小了与西方公司的差距，也在IPR上缩小了差距。华为目前已有8000多项专利申请，但相对世界几十年的积累是微不足道的。IPR投入是一项战略性投入，它不像产品开发那样可以较快的、在一、两年时间内就看到其效果，它需要一个长期的、持续不断地积累过程。多年来，华为一方面加大IPR研发的投入，一方面真诚地与众多西方公司按照国际惯例达成了一些知识产权的交叉许可协议，有些还在谈判并继续达成协议的过程中。思科诉华为，只是所有这些谈判中没有取得一致意见的一例。在西方发达国家，这种官司非常普遍，华为在这场诉讼中证明了自己是清白的，是讲诚信和值得客户及竞争伙伴信任和尊重的。现在这个官司已经结束了，它没有影响华为与思科继续合作。国际市场是一个法治的环境，也是一个充满官司的环境，华为有了这些宝贵的经验，今后就不会慌张失措了。华为以后主要的销售在海外，没有与西方公司达成的许可协议和由此营造的和平发展环境，这个计划就不能实现。我们是付出了少量专利许可费，但我们也因此获得了更大的产值和更快的成长。
　　当前，我们在技术上也要韬光养晦，要承认人家领先了许多，我们还在文革的时候，或在文革后百废待兴的时候，人家有些专利就已经形成了。通过谈判，付出合理费用，就扩展了市场空间，对我们是有利的，至少可以拖动巨大的制造业前进。由于技术标准的开放与透明，未来再难有一家公司，一个国家持有绝对优势的基础专利，这种关键专利的分散化，为交叉许可专利奠定了基础，相互授权使用对方的专利将更加普遍化。由于因特网的发达，使创造发明更加广泛化了，更容易了。我们要在知识产权方面融入国际市场俱乐部。听了总理的话，我们心中更踏实了，我相信我们的计划一定会实现的。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总干事阿帕德•鲍格胥博士在位于日内瓦的知识产权组织总部大楼大厅圆顶上的题词写道：“人类的聪明才智是一切艺术成果和发明成果的源泉；这些成果是人们美好生活的保证；国家的职责就是要保证坚持不懈地保护艺术和发明。”我们相信在国家的法制保护下，我们的目的一定会实现，我们的目的一定会达到。当施光南创造歌曲的收入不再是十几元，当原创发明人得到尊重，不再穷困潦倒……我国到那时，将真正屹立在世界的东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