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通落幕

    吉通将并入网通
　　吉通总部位于北京市繁华的西单路口，在一座宽大整洁的临街写字楼里，吉通占据了整整一层楼。6月13日，身处其地的本报记者感受到的是一幕与外表不相称的凄凉。
　　所有的人全行色匆匆，表情严肃，总裁办某人士告诉记者：“多数人手头的工作已经停止，因为要等待新的岗位。”
　　吉通总部员工的数字是200余人，北京分公司的人数是200人，这些人很快就将一起并入网通集团北京通信公司。北京之外的吉通员工的情形也不会好到哪里去———福建、安徽、江西、湖南、湖北、上海等六地的分公司被划网通控股(小网通)，余下分公司被并入当地的通信公司。
　　吉通业务拓展部一位员工两眼润湿地说：“一两周内所有人员就将定下新的工作，到时候，吉通将从此消失。”
　　决定吉通命运的是两天前的一个会议，6月11日，网通集团召开电视电话会议，网通集团、小网通、吉通等三公司所有的中层干部悉数与会。据某与会者介绍，网通集团新任总裁张春江在会上宣布坚决执行国务院63号文件，吉通并入网通集团各项工作即日进入全面实施阶段。“对吉通的融合重组将由网通集团按照实收资本1∶1收购吉通公司48190万元的国有股权，并将其资产、业务和人员与集团的属地通信企业合并。”
　　张春江所说的63号文件，指的是2002年5月20日出台的《国务院关于印发电信体制改革方案的通知》，通知要求：中国电信南北拆分，成立网通集团，吉通、小网通并入网通集团。
　　对于这份通知，吉通公司曾一度视为利好———据说，63号文件出台之时，吉通公司上下一度欢呼不已，认为并入网通后，吉通作为子公司将得到网通的扶持，一些准备跳槽的中层干部纷纷取消“出走”计划。———但是，吉通人没有料到，最终出现的结果却是被拆并。
新总裁强力而为
　　据了解，实际上，拆并吉通的方案早在今年年初就已基本成型，但由于难度太大，一直未予实施，直至两个月前，张春江到任之后才真正开始推动。
　　张春江此前是信息产业部副部长，在任三年，以处事果断、雷厉风行而闻名业内，据说其说得最多的一个词是“闯关”。
　　尽管在张春江到任之始就有人预料到吉通必将面临整合。但少有人预料到，速度会如此之快。
　　对于为何网通集团挂牌一年之久不见动作，而张春江甫一上任便出现实质性进展，一位业内人士说：“在我看来，主要领导的背景和能力在其中居于极其重要的位置，网通集团的关系错综复杂，较之前任奚国华，张春江的工作经历会帮助他顶住很多压力。”
　　事实上，仅就吉通而言，就是一个至为复杂的难题，要想化解非有一能力超凡的强势人物不行。本身的复杂性也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了网通的整合。
　　如何厘清复杂的股权关系就是其中之一。吉通最早由原电子工业部下属企业集资而成，在区区6000万元总股本中居然有30多家股东。其后，吉通累计融资了10亿元人民币，除原有股东后续投入、政府贷款和2亿元左右的国债资金外，还有一部分是通过项目合作引进的外资，比如美国的南贝尔公司和日本软银就分别投入了2000万美元和1000万美元。
　　另外的一大难题是负债问题。在贵州，由于拖欠费用150多万元，贵州省电信公司停止向吉通贵州分公司提供租用电路服务，吉通在贵州省IP电话市场实际已经瘫痪；在江苏，由于拖欠江苏电信近1000万费用，已被江苏电信告上了法庭；在广东，吉通可能负债更多。
　　据一位业内人士透露，吉通可能负债26亿，早已资不抵债。另外，几个月前，网通某总裁助理在私下场合说，“吉通是个烫手的山芋”，吉通的资产和负债情况不透明，网通一直都不敢趟这“浑水”。
　　有关吉通的历史遗留问题如何处置，网通集团目前尚还没有公布相关方案，但有说法认为，在吉通的财务审核完成之后，非国有股份的清退工作就会展开。
　　而关于网通重组后组织机构设立，坊间目前的一个说法是会采取“横纵切”的方式，所谓“横切”即按北方公司、南方公司、海外公司将网通分为三大块；而“纵切”是按照业务种类将网通划分为几大相对独立的部门。
　　Frost&Sullivan(中国)公司长期研究中国电信运营市场，在其总经理王煜全看来，这种切分方案利弊相见，他说：“从全球电信发展趋势来看，电信运营商需要一个大平台来支持所有的业务，以便对客户实现交叉销售和配套服务，而这种按业务划分的方式显然不利于网通的综合业务能力，可以说没有考虑长远的业务状态。但这种方案的好处在于，能在短期内打破网通内部成员各自为政的复杂状态，为进一步整合做好准备。”
　　目前坊间流传，网通整合吉通的目的在于上市，对此，王煜全认为不足为信：“将吉通整合进来并不能带来业绩，反而会拖住网通的后腿，况且没有哪个运营商是整体上市的，网通最合理的方式肯定是将优质资产———比如利润最为丰厚的几个省的业务———剥离出来去上市。”
　　在某市场观察人士看来，吉通资产已无太大价值，而网通集团之所以以实收资本1∶1的比例收购吉通国有股权，主要是为了消除吉通原始股东的不满。
吉通为什么
　　北方有俚语云：起了个大早，赶了个晚集。用此来描述吉通的一路历程可以说是再恰当不过了。
　　作为中国七大电信运营商的元老之一，吉通的成立时间甚至早过联通，两者同由电子工业部筹建，都被当作打破电信垄断的竞争者寄予厚望。
　　但眼下，两者之别有如云泥，一个如日中天，一个落魄到被拆撤。
　　吉通成立于1994年，而成立的初衷是为解决“三金工程”，斯时，国家有关部门制定一个信息化战略措施，拟在国内推进经济信息通信网、海关联网和电子货币等三大工程的建设，这三个工程分别称作为“金桥”、“金关”、“金卡”，合称为“三金工程”。
　　几个月之后，同在原电子工业部的发起之下成立了联通公司。有关部门对两家进行了分工：吉通主攻数据通信，联通主攻语音通信。
　　从一定程度来说，正是由此分工导致了吉通以后的命运。
　　在当时看来，吉通的前景似乎比联通要好得多：数据通信前途无限，更何况还有国家指定的“三金工程”保底；而在语音通信领域，当时主要是固话业务，中国电信在此方面势大力雄，联通要与之竞争，几乎无异于“鸡蛋碰石头”。
　　但没想到，几年之后，机卡分离的第二代移动通信网GSM出现并蓬勃发展，联通借此乘势而起。而在数据通信领域，中国电信、联通及后来的网通、铁通一并涌入，将吉通挤压得几无立锥之地。
　　而资金不足更是让吉通陷入了恶性的循环。由于没有资金———这些年来总投资额不足10亿元———去投入铺设自己的电信网络，吉通只能租借别人的线路，结果造成成本过高，成本过高又导致经营亏损。
　　尽管吉通曾以先机进入IP电话尝到过一点甜头，但不过昙花一现，由于中国电信、联通等的快速跟进，IP电话打开了价格战，其利润率一路下滑，让吉通苦不堪言。
　　吉通某高层人士愤愤不平地说：“从原邮电部的另眼相看，到其他运营商的挤兑，哪有人将我们当‘打破电信垄断’的人来看了，这些年，吉通一直只是在为生存和饭碗而挣扎。”
　　要培养竞争还是消灭竞争
　　由于吉通的拆撤，业界再次展开了对电信改革的反思和争论。
　　“吉通、联通、小网通三者本来都是电信改革引入的竞争者，现在，把其中的两个都要给整合掉，电信改革的目的是要培养竞争还是消灭竞争？”北京邮电大学阚凯力教授说。
　　针对竞争者面目出现的吉通、小网通在中国电信业大环境下为何无法存活壮大，王煜全说：“根本的原因在于，中国电信改革是在人为制造竞争对手，而这个攒出来的国企根本难以担起打破垄断的历史重任，原因是它们一出生想的就是怎样吃到‘独食’。”
　　而在一位市场分析人士看来，中国电信业两次大改革，每一次都不彻底，其中之原因是没有打破“吃独食”的格局。
　　某业内人士的批评则更为激烈：“中国电信业从来不是一个真正意义的市场竞争，而是一种‘牌照竞争’，拥有什么样的牌照就决定什么样的命运。”
　　吉通历史
　　1993年3月12日，中央部署建设国家公用经济信息通信网，即金桥工程。
　　1994年1月12日，吉通通信有限公司注册设立。
　　1994年2月19日、6月15日、12月30日，三次国家经济信息化联席会议决定：金桥工程是国民经济信息化基础设施，金关工程、金卡工程、其他“金”字头工程、各部门、各地方、各单位都要充分利用金桥网，上金桥网。授权吉通为金桥工程业主，承担金桥工程的建设、运营和管理。
　　1994年6月8日，国务院办公厅向各部门、各省市发出明码电报，要求各部门、地方卫星通信专用网与金桥网互联或依托金桥网建设虚拟网。
　　1994年9月12日，吉通公司与国家信息中心及24省市信息中心在人民大会堂举行金桥工程联合建设启动协议签字仪式，邹家华同志出席签字仪式。
　　1995年，齐鸣秋任吉通公司总经理。
　　1995年8月，金桥工程初步建设，在24省/市开通联网(卫星)，并与国际网络实现互联，在我国首次建立综合业务数字网(ISDN)，首批建立快速分组交换帧中继网(FrameRelay)。
　　1996年9月6日，吉通开始向社会公众提供国际互联网通信服务。
　　1996年，吉通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武汉等10城市设立分公司(网络节点)，向当地公众提供互联网通信服务。
　　1997年1月，吉通开始部署建设覆盖全国的地面光纤骨干网络。1997年10月20日GBNIC成为“CORE”成员顶级域名登记者。1998年8月11日，国家计委、财政部批准吉通使用2亿元国债基金建设金桥网。1999年4月23日，国家批准吉通进行IP电话运营实验，5月17日，吉通正式在国内12个城市进行IP电话实验运营。
　　2000年3月24日，吉通获准在全国范围运营IP电话业务。2000年3月24日，吉通改制重组为吉通网络通信股份有限公司，并注册设立。(马凌 康钊/南方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