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23计划：那段尘封的记忆（一）

11/28/2004，这次去福州的一个主要目的就是去中国科学院福建物质结构所了解当年该所参加723计划的情况。在高意科技凌总和物质结构所黄艺东老师的帮助下，编辑找到了30多年前参加723计划的黄梁仁老先生。
1973年参加723计划的时候，黄老先生那时候还只有33岁。1972年3月，我国第四机械工业部在北京开会，决心开展光通信领域的研究。福建物质结构所当时是军管下的7701研究所。在福建省军工委的安排下，7701所承担了光通信方面的基础研究。当时的所长是后来担任中科院院长的卢嘉锡先生。所里具体承担这个项目的是光通信室。室主任陈元章老师（现在福州经商），党总支书记欧阳良凯（现已退休）。下面有两个项目负责人：石守勇老师（后调到厦门大学，现已退休）是光纤组组长，陈培其老师（已去世）的组负责激光收发系统。两个组总共有50-60人参加了这个工作。黄梁仁老师那时就在光纤组负责具体的光纤拉制工作。
黄老回忆说他本身是搞物质结构分析的，是从下放地点直接被抽调回项目组的。当时正是文化大革命时代，由于有军方项目的背景，这个项目执行的还算顺利。石守勇先生本身是从事光学物理研究的，他首先提出纤芯折射率高于包层折射率的抛物线形状折射率分布的结构可以支持光信号传输。具体负责光纤拉制的黄梁仁老师当时采用了里外两层双坩埚工艺的拉制方法。里面的二氧化硅玻璃材料折射率高，外面的低，两种熔融的材料都从坩埚中流出就可以拉制光纤。黄老师说当时为制作高熔点的坩埚光白金材料就用了7公斤多。从72年7-8月份开始项目正式运作，不到一年多的时间里，他们就拉出了每公里损耗在200dB的光纤。不过当时国际先进水平已经达到每公里损耗20dB的水平。黄老师回忆说当时上海硅酸盐所的张华英（回忆，可能有误）老师的项目组已经提出了用气相沉积的办法制造光纤。但是还没有实际拉出光纤来。黄老师那时拉制的光纤当时供了国内不少单位从事光通信科研的研究。
现在成都电子科大的唐明光老师回忆说当时他不止一次来福州找他们合作。当时从成都到福州，要走好几天，中间还要到南昌换车。回忆当年的辛苦，唐老师感慨不已。不过唐老师也说当时的福州是我国光通信的研究中心，为了配合军方对台斗争的需要，在福州的鼓山上进行过不止一次的光通信现场试验。
当时的723计划实际上有3个项目同时运作，除了福州物质结构所，还有当时的成都电讯工程学院唐明光老师所在的组负责进行光收发系统研制。清华大学电子系冯重锡（现清华华环董事长）老师的组负责电编码调制系统地研制。唐老师回忆说当时的长春半导体厂（经济观察报近日文章反映了该厂今天的衰败）提供了不少LED光源，后来44所等也提供了不少帮助。不过当时更多的研究集中在大气激光通信，也是因为只有福建物质结构所能够提供光纤。
1975年夏天，在桂林34所举办了一次我国光通信领域一次重要的会议。黄梁仁老师回忆说当时全国各地来了100多人，很是热闹。当时的邮电部派了不少人来参加这次会议，这才有了后来武汉邮电科学研究院等光通信科研的大发展。不过，黄老师这次参加桂林会议，却是来宣布退出光通信研究的。他说当年因为是准备退出，所以为此做了一个长达1个小时的报告。至于为什么退出，黄老师说，第一因为他们这些人本身都不是搞玻璃研究的，光纤拉制的很多具体问题都无法深入下去。这个项目落到福建物质结构所，本身就是文化大革命的产物。第二，没有必要的洁净室，当时的洁净室造价也要达到10000元人民币一平方米，这是他们无法承担的。黄老师回忆说当时很多人说他们是在垃圾堆里搞超纯。而当时所里对这个项目也不是非常支持。第三，白金扩散的问题无法解决。在1200-1300多度的高温，白金坩埚的扩散能力非常强，导致光纤中很多闪烁点的存在。当时他们的SiO2纯度已经达到99.9999%的水平，但是这个问题始终无法解决。
尽管黄老师在75年的桂林会议上很希望有人有单位能借鉴继续他们的工作。但是很遗憾，黄老师说他们3年多的工作很可能要用一无是处来进行评价。不过不管怎么样，这是我国第一次利用自己的力量进行光通信的研究，而时间几乎已经是30多年前。当我告诉黄老师如今中国光通信产业的年产值已经达到数百亿人民币的水平，黄老先生感到很欣慰。
黄老先生说，不管怎么说，他们的工作还是为很多人提供了帮助，为后来者指明了前进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