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李老师讲SDH会战的故事

12/2/2019,李秉钧老师是我国资深的数字通信专家和光通信专家，是真正的行业前辈。1964年从重庆大学电机系毕业后被分配到重庆邮电学院以及之后的邮电部邮电研究院九所，然后再随九所并入成都的五所，一直到本世纪初退休，把一辈子奉献给了当代中国的通信产业发展。


左一：光纤在线刘铮   右一：李秉钧老师

   从1970年代加入九所的总体设计室开始，这几十年的工作经历里，李老师长年从事通信系统的总体设计，参与了我国第一套数字通信设备的研制，特别是在上世纪80年代90年代，其作为一线技术负责人，领导了当时五所和邮电部的155M/622M SDH设备研发，俗称“SDH会战”。可以说，那次会战的结果，让中国通信工业一下子进步了至少十年，也在某种程度上奠定了今天华为、中兴崛起的基础。由于产业管理体制的变化，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发生的那种企业大协作模式的“技术会战”模式很可能是新中国通信工业史的绝唱，今后很难重现了。正因为如此，挖掘这段故事才更有意义。十一月二十七日下午，在五所工作的同学蒋鹰的帮助下，我们邀请年近八旬的李秉钧老师于成都东郊塔子山公园的一个小茶馆里给我们讲讲当年的故事。

   说起“SDH会战”的故事，李老师说应该从1987年国家七五计划（1986-1990）的科技项目招标事件说起。从1982年武汉的“八二工程”开始，光纤通信系统已经逐步在中国通信网络中开始部署。当时34Mb/s三次群已经比较成熟，139Mb/s的四次群的设备正在接近成熟。很多年后，邮电部五所、武汉邮科院，电子34所以及北京华环等公司也几乎能达到同等水平，于是国家开始准备部署研发565Mb/s的五次群PDH设备。在那之前，1985年，美国的Bellcore提出了光纤传输的SONET同步传输标准，后来在1988年被当时的CCITT 第13工作组确定为SDH标准。李老师说当年他在五所负责四次群设备的总体开发和电路设计工作，接触到所里的一些从国外带回来的SONET/SDH系统的资料。当李老师仔细研究这些资料后，觉得其所指的只是一个方向，因为PDH系统里面有许多很难彻底解决的问题。不仅如此，他还开始琢磨SDH系统该如何实现。基于多年的数字系统研究经验，李老师认为：“SDH系统有难度，但是可以做。”他把自己的想法汇报给所里，所里就安排计划由他负责研发。从那个时候开始，李老师就算与SDH结缘了。

   1987年1988年前后，五所与电子34所联合投标，赢得国家五次群项目的招标。五所负责电路部分，34所负责光路。这个邮电部和电子部的组合很得当时的领导重视。李老师说，国家当时给这个项目拨款500万人民币，他们最后只用了不到120万，其中大头还是给了34所。就用这么一点钱，他们愣是搞了个大项目，可谓真应了那句：花最少的钱，办最牛的事!

   虽然立项是PDH，李老师还是想做SDH。他们主动提出将攻关方向的PDH五次群改成了SDH的155M/622M系统。1989年下半年，就五所提出把项目改成SDH，邮电部组织一批专家开展讨论。在北京邮电学院的一间会议室里，李老师和当时的五所一室主任邬贺铨（1999年当选院士）坚持要做SDH，而武汉院那边的专家则担心步子迈得太大，而且担心SDH可能只是短期的技术，最后是ATM一统天下。当时在传输所工作的白其章和韦乐平等专家赞同发展SDH，只是觉得太难。当时的背景是巴统禁止四次群以上设备出口中国。所以，如果说PDH五次群如果搞不出来，就会极大耽误国内的通信网建设，更别说上到SDH了。各方争执不下，主管这一工作的邮电部科技司总工钱宗珏(南京人)非常为难。他为此亲自从北京跑到成都，来五所询问李老师他们到底凭什么有信心做出SDH？于是李老师向钱宗珏详细汇报了自己对发展SDH的思考和准备，包括电路实现方法，元器件准备等。正是这次来成都让钱宗珏下定决心，同意项目方向调整、五所转去开发SDH。

   有了上面的支持，并不等于项目就一帆风顺。李老师回忆说，1992年的春节前最后的工作日，距离3月31日项目验收最后期限不到一个月，设备都做出来了，测试情况也很好。但是，还是会出现突发性误码的个别情况。有人说，这只是科研项目， 24小时之内存在的突发误码平均计算误码率这样的小问题不算什么。但是李老师和同事们不甘心，总想做出真正有实用价值的产品。春节假期最后一天，那天下午，李老师回忆道，自己待在实验室里发呆，时任五所冉守亭所长来看望研究人员们询问进展，李老师只能说还有问题没有解决。直到二月下旬，李老师脑海里突然“飞来”的灵感真正解决了这个误码问题，做到了长期（连续的24小时）无误码，因此而成就了这个项目的圆满收工。1992年3月下旬的一天，钱宗珏总工在项目验收书上签字，中国第一套SDH 155/622M 复接设备就此研发成功。

   这一项目的成功，让五所彻底翻身，一跃成为国内光传输研发的领头羊，也让国内的运营商更加重视SDH系统，就连原本对中国禁运的欧美国家的很多企业都频频来走访五所，寻求合作。但是接下来如何让SDH产业化，五所开始并没有明确的想法。当时和五所竞争的武汉院，先是开发成功了PDH五次群系统，接下来也开始做SDH。李老师记得当时是在邮电工业总公司担任处长的高权斌找到五所，提出两家合作开发的计划，并向当时的邮电工业总公司领导做了汇报。很快，五所同意了这一计划，和邮电工业总公司签署了SDH联合开发的合作计划书。以五所为主，邮电工业总公司派出下属重庆515厂，眉山505厂，广州524厂，上海519厂的青年工程师们来五所工作。项目从1993年春节后正式开始运作，内设155组，622组，中继组，网管组等几个小组，第一年在五所，第二年第三年在重庆515，最多有九十多人参加，最少也有六七十人。李老师作为项目具体技术负责人一直在一线领导这个团队工作。熊秉群、周泽和等领导经常督促检查，邬贺铨（已经是研究院总工）、高权斌经常一起具体研究会战中的问题。

   为什么后来去重庆515？李老师说可以与生产厂及早衔接，515厂那时候的条件也比较好。去515，大家算出差，单位给的补助比较多。在前后近三年的研发中，李老师说所有研发人员都非常努力，人手一个气垫床，常常晚上加班到宾馆关门时间以后就在实验室里和衣而卧。看到这一景象的供应商们往往感动不已。在合作研发的过程中，李老师和五所的工程师们对来自邮电部各厂的同事们都毫无保留地传授技术。

   1996年元旦前最后一天，SDH会战正式宣告结束。之前他们研发的12端SDH设备已经正式部署到成都西昌攀枝花工程中（一直运行到近年才逐步退出现网）。1997年，这一研究成果获得邮电部科技进步奖。1998年又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更为重要的是，会战造就了一批人。这个团队里许多人因此成了后来国内SDH领域、光传输领域、行业标准起草等的权威。比如开发出华为第一套SDH设备的石宏强；中兴的袁飞、李胜、邬庆春；重庆的王昊；深圳的李涛；上海贝尔的汪先明、郄明川；成都的田宝成、钱志明、邓莉等等都一直在业界频频出现。

   如何看待这次会战的意义？李老师说至少让中国光通信产业的进程向前迈进了十年。没有这一会战的成果，中国的运营商不会当时就SDH提上日程，外国的SDH设备也不会进入中国。那么就不会有后来的中国光网络和互联网大发展。会战一结束，国外厂商的SDH设备价格立刻大幅下降。那时候刚参加工作不久的蒋鹰对此印象非常深刻。不仅如此，会战还让中国通信工业掌握了SDH系统的许多核心技术，尤其是芯片设计方面。会战以后SDH的专用芯片的开发就接着开始了。更重要的是，会战培养的人才养成的那种艰苦奋斗、科研报国的精神，不断传承和发扬到随后一代代的通信人身上。

   向以李秉钧老师为代表的参与会战者和领导以及所有光通信人们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