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青年报：华为中兴“被拒”意味着什么
发布时间：2012-10-29 07:56:37 热度：1827
10/29/2012,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教务长约翰·奎尔奇的分析一针见血：“华为和中兴代表了新的时代：一个第三世界的国家生产着第一世界的高科技。美国的公司从内心觉得很难适应这一点。”
华为和中兴，两家最优秀的中国电信设备供应商，再度被挡在美国市场大门之外。这不是第一次，也绝不是最后一次。
因为正赶上美国大选，驴和象互相吐口水，美国的舆论环境令人掩鼻。这一次，华为和中兴被搞得灰头土脸。他们在美国国会的听政会上举起手掌，宣誓自己合法诚信经营，之后，就被戴上了“有可能是间谍”的大帽子。
美国拒绝的理由很荒唐，连英国的《金融时报》都看不过去。他们批评说，美国众议院情报委员会要求禁止华为和中兴获得美国的合同，或者并购美国的公司，“这是过去的思维”，把电信业当作国防业加以保护，“这是20年前的事，现在应是做生意的时候”。
美国的经济政策惯于说一套、做一套，这也不是第一次了，当然更不会是最后一次。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教务长约翰·奎尔奇的分析一针见血：“华为和中兴代表了新的时代：一个第三世界的国家生产着第一世界的高科技。美国的公司从内心觉得很难适应这一点。”
中国工程院院士倪光南的看法更专业。作为早期联想公司的创办人之一，他懂得世界电信产业对核心技术争夺的残酷性。比如，美国曾以安全为由，不许涉密部门采购联想的个人电脑，而事实上，联想电脑的软件和芯片等核心技术都是美国的。
实际上，华为在美国市场的销售额仅占其总销售额的1%，中兴公司在美国的市场占有率在其国际业务中的比例，也微乎其微。相反，美国的电信设备巨头思科公司，在中国市场的销售额要占其总销售额的16%。
显然，考虑到中国个人电脑市场完全被微软和英特尔的技术所垄断，应该担心国家安全受威胁的，恰恰应该是中国。可我们从未听说比尔·盖茨或者钱伯斯们，被要求到中国人大的听证会上为自己的产品安全性寻求辩解。
新世纪以来，为了促进经济全球化，美国经常把“违反自由贸易”的帽子戴在别人头上。但正是他们施行着货真价实的“贸易保护主义”。如果有人在美国成立一个“猪八戒党”，来竞选总统，估计支持率会很高——他们倒打一耙的本事总是很高的。
类似的无端理由还包括，美国指责华为公司有“军方背景”。其实美国波音公司最初正是靠军事订单发的家，至今五角大楼仍是其重要客户。至于华为老总任正非的退伍军人身份，这并不稀奇。美国西点军校还被誉为是超越哈佛商学院的“商业人才摇篮”呢。
有些人说，美国这种姿态只是大选年的“神经抽搐症”，过去就好了。恐怕不这么简单。因为从战略上说，在信息和能源这些关键的优势产业上，美国绝不会允许“后来者”真正超越。
以华为公司为例，它已成为全球第二大网络设备生产商。在竞争压力下，老牌企业被迫抱团取暖：阿尔卡特收购了朗讯，诺基亚和西门子合并了双方的电信基础设施业务，摩托罗拉则将无线网络业务卖给了诺基亚。法国电信一位高管常说，如今华为的技术已经和欧洲竞争对手不相上下了。
华为和中兴领衔的“中国军团”，正在逼近美国市场这个“最后的堡垒”。在美国大选年所散发出的浓烈的保护主义气息，只是市场竞争白热化的必然表现。
有些人比较乐观，他们认为，这正好显示了中国企业在国际市场中竞争力在增强。在局部看来，这也许是对的。但从全局看，则不尽然。
看看这两年中国企业的海外投资成绩单吧。2010年中国非金融业对外投资额达到590亿美元，过去10年平均年增长率50%，预测2013年可能达到1000亿美元。似乎还不错，但相对于中国目前已成为第二大经济体，以及拥有全球最多的外汇储备这一点，则太有限了。即便横向对比，中国对外投资额在全球也只排第五位。
数据还显示，2009年中国企业跨境收购的失败率为12%，2010年这一比率降至11%，可仍为全球最高。相比之下，美国和英国公司2010年从事海外收购的失败率仅为2%和1%。
总体而言，在海外，中国公司只是在盖房子、修公路、建电站、造水坝，这些需要出人、出力、出工的苦活儿、累活儿上有所收获。一旦遇到上点层次、技术含量高一些、附加值多一些的投资项目，就必然会被“另眼相看”。
这一次同样。当中国公司在美国遭遇“非礼”之后，日本和德国的竞争对手，却被美国奉为座上宾。10月15日，日本第三大移动业务运营商软银，以201亿美元收购了美国第三大移动业务运营商Sprint70%股份。也在这个月，德国政府持股40%以上的德国电信，合并了美国第四大移动运营商T-Mobile。
走出去的中国企业，想给别人提供价廉物美的服务，甘当“仆人”，却被怀疑是“小偷”(“间谍”的通俗表达)。
当华为公司计划为英国2012年奥运会做配套地铁无线通信系统时，英国议会也曾议论，怀疑这会威胁英国网络安全。
当你被认定要扮演“仆人”角色时，任何当“老板”的打算或迹象，就可能被贴上“不道德”的标签。这就是有志于做大做强的中国企业遇到的困境。这个困境令人失望和沮丧，甚至愤怒。但如何突破？
必须看到，后金融危机时代的世界经济正处于“大变局”中。美国经济在金融泡沫破灭后，其“再工业化”战略已经非常明确。这意味着，在实业领域，尤其是高技术和新能源领域，美欧日这些传统发达国家的企业，必然加速整合，共同应对像中国这样的新兴经济体的挑战。
在金融层面，这些跨国公司之间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可以在相同的平台上兼并重组，以改变竞争态势。德日企业可以进入美国市场，因为他们在金融层面有“交集”。拥有自主技术的中国企业，目前还“游离”于这个体系，被拒绝是必然的。
有人借此诱惑华为公司到美国上市，以变成“公开透明的企业”。这明显是个陷阱。其结果，不但不会得到更大的市场，反而可能会以金融锁链拴死华为，进而扼杀其未来的生存空间。
笔者曾说，华为这样的中国高技术企业，正在全球市场的“农村包围城市”战略中，贴近“城市郊区”。但今天看来，城市里的“贵族”们，正在筹划着新一轮的反包围式的“乡村大扫荡”。那些进城的“仆人”，将面临更艰苦的竞争态势——不但“进城”很难，“根据地”也需要保卫。
战场有反复，这很正常。广阔的亚非拉市场需要更精细的耕耘和打理，潜力巨大的中国本土市场则需要中国企业大力开拓。华为和中兴，还有起诉了奥巴玛的三一重工等中国企业，需要更多的耐心。
在时机并不完全成熟的时候，事缓则圆。某种程度上，在华为公司的攻势面前，美国市场过于保守的表现其实暴露了他们在实力上的担心。
长期的优势在后来者一方。拥有雄心壮志，又具备自主研发能力的企业，应该去享受那种克服巨大市场障碍时所带来的快感——那正是自我升级的关键时刻。
据称，华为公司新成立的技术研发部门，叫做“2012实验室”。感谢美国导演带给世界的紧迫感吧！这是非常好的激励。在应对全球经济大萧条这个“灾难”面前，中国企业应有更大的作为。
华为和中兴，两家最优秀的中国电信设备供应商，再度被挡在美国市场大门之外。这不是第一次，也绝不是最后一次。
因为正赶上美国大选，驴和象互相吐口水，美国的舆论环境令人掩鼻。这一次，华为和中兴被搞得灰头土脸。他们在美国国会的听政会上举起手掌，宣誓自己合法诚信经营，之后，就被戴上了“有可能是间谍”的大帽子。
美国拒绝的理由很荒唐，连英国的《金融时报》都看不过去。他们批评说，美国众议院情报委员会要求禁止华为和中兴获得美国的合同，或者并购美国的公司，“这是过去的思维”，把电信业当作国防业加以保护，“这是20年前的事，现在应是做生意的时候”。
美国的经济政策惯于说一套、做一套，这也不是第一次了，当然更不会是最后一次。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教务长约翰·奎尔奇的分析一针见血：“华为和中兴代表了新的时代：一个第三世界的国家生产着第一世界的高科技。美国的公司从内心觉得很难适应这一点。”
中国工程院院士倪光南的看法更专业。作为早期联想公司的创办人之一，他懂得世界电信产业对核心技术争夺的残酷性。比如，美国曾以安全为由，不许涉密部门采购联想的个人电脑，而事实上，联想电脑的软件和芯片等核心技术都是美国的。
实际上，华为在美国市场的销售额仅占其总销售额的1%，中兴公司在美国的市场占有率在其国际业务中的比例，也微乎其微。相反，美国的电信设备巨头思科公司，在中国市场的销售额要占其总销售额的16%。
显然，考虑到中国个人电脑市场完全被微软和英特尔的技术所垄断，应该担心国家安全受威胁的，恰恰应该是中国。可我们从未听说比尔·盖茨或者钱伯斯们，被要求到中国人大的听证会上为自己的产品安全性寻求辩解。
新世纪以来，为了促进经济全球化，美国经常把“违反自由贸易”的帽子戴在别人头上。但正是他们施行着货真价实的“贸易保护主义”。如果有人在美国成立一个“猪八戒党”，来竞选总统，估计支持率会很高——他们倒打一耙的本事总是很高的。
类似的无端理由还包括，美国指责华为公司有“军方背景”。其实美国波音公司最初正是靠军事订单发的家，至今五角大楼仍是其重要客户。至于华为老总任正非的退伍军人身份，这并不稀奇。美国西点军校还被誉为是超越哈佛商学院的“商业人才摇篮”呢。
有些人说，美国这种姿态只是大选年的“神经抽搐症”，过去就好了。恐怕不这么简单。因为从战略上说，在信息和能源这些关键的优势产业上，美国绝不会允许“后来者”真正超越。
以华为公司为例，它已成为全球第二大网络设备生产商。在竞争压力下，老牌企业被迫抱团取暖：阿尔卡特收购了朗讯，诺基亚和西门子合并了双方的电信基础设施业务，摩托罗拉则将无线网络业务卖给了诺基亚。法国电信一位高管常说，如今华为的技术已经和欧洲竞争对手不相上下了。
华为和中兴领衔的“中国军团”，正在逼近美国市场这个“最后的堡垒”。在美国大选年所散发出的浓烈的保护主义气息，只是市场竞争白热化的必然表现。
有些人比较乐观，他们认为，这正好显示了中国企业在国际市场中竞争力在增强。在局部看来，这也许是对的。但从全局看，则不尽然。
看看这两年中国企业的海外投资成绩单吧。2010年中国非金融业对外投资额达到590亿美元，过去10年平均年增长率50%，预测2013年可能达到1000亿美元。似乎还不错，但相对于中国目前已成为第二大经济体，以及拥有全球最多的外汇储备这一点，则太有限了。即便横向对比，中国对外投资额在全球也只排第五位。
数据还显示，2009年中国企业跨境收购的失败率为12%，2010年这一比率降至11%，可仍为全球最高。相比之下，美国和英国公司2010年从事海外收购的失败率仅为2%和1%。
总体而言，在海外，中国公司只是在盖房子、修公路、建电站、造水坝，这些需要出人、出力、出工的苦活儿、累活儿上有所收获。一旦遇到上点层次、技术含量高一些、附加值多一些的投资项目，就必然会被“另眼相看”。
这一次同样。当中国公司在美国遭遇“非礼”之后，日本和德国的竞争对手，却被美国奉为座上宾。10月15日，日本第三大移动业务运营商软银，以201亿美元收购了美国第三大移动业务运营商Sprint70%股份。也在这个月，德国政府持股40%以上的德国电信，合并了美国第四大移动运营商T-Mobile。
走出去的中国企业，想给别人提供价廉物美的服务，甘当“仆人”，却被怀疑是“小偷”(“间谍”的通俗表达)。
当华为公司计划为英国2012年奥运会做配套地铁无线通信系统时，英国议会也曾议论，怀疑这会威胁英国网络安全。
当你被认定要扮演“仆人”角色时，任何当“老板”的打算或迹象，就可能被贴上“不道德”的标签。这就是有志于做大做强的中国企业遇到的困境。这个困境令人失望和沮丧，甚至愤怒。但如何突破？
必须看到，后金融危机时代的世界经济正处于“大变局”中。美国经济在金融泡沫破灭后，其“再工业化”战略已经非常明确。这意味着，在实业领域，尤其是高技术和新能源领域，美欧日这些传统发达国家的企业，必然加速整合，共同应对像中国这样的新兴经济体的挑战。
在金融层面，这些跨国公司之间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可以在相同的平台上兼并重组，以改变竞争态势。德日企业可以进入美国市场，因为他们在金融层面有“交集”。拥有自主技术的中国企业，目前还“游离”于这个体系，被拒绝是必然的。
有人借此诱惑华为公司到美国上市，以变成“公开透明的企业”。这明显是个陷阱。其结果，不但不会得到更大的市场，反而可能会以金融锁链拴死华为，进而扼杀其未来的生存空间。
笔者曾说，华为这样的中国高技术企业，正在全球市场的“农村包围城市”战略中，贴近“城市郊区”。但今天看来，城市里的“贵族”们，正在筹划着新一轮的反包围式的“乡村大扫荡”。那些进城的“仆人”，将面临更艰苦的竞争态势——不但“进城”很难，“根据地”也需要保卫。
战场有反复，这很正常。广阔的亚非拉市场需要更精细的耕耘和打理，潜力巨大的中国本土市场则需要中国企业大力开拓。华为和中兴，还有起诉了奥巴玛的三一重工等中国企业，需要更多的耐心。
在时机并不完全成熟的时候，事缓则圆。某种程度上，在华为公司的攻势面前，美国市场过于保守的表现其实暴露了他们在实力上的担心。
长期的优势在后来者一方。拥有雄心壮志，又具备自主研发能力的企业，应该去享受那种克服巨大市场障碍时所带来的快感——那正是自我升级的关键时刻。
据称，华为公司新成立的技术研发部门，叫做“2012实验室”。感谢美国导演带给世界的紧迫感吧！这是非常好的激励。在应对全球经济大萧条这个“灾难”面前，中国企业应有更大的作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