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财经：美国的审查在寻求开放与安全新平衡
发布时间：2012-10-25 08:25:52 热度：1776
10/25/2012,美国众议院情报委员会针对华为、中兴的报告，在国内仍然在引发热议，有些人士认为中国应和美国一样举起保护主义旗帜，约束美资企业如思科等在中国投资。我们则认为，改革开放是中国经济近30年取得成功的钥匙，中国要做的不是关上开放的大门，与此同时，应该继续坚持开放精神，但向美国学习，把握经济开放与信息安全的新平衡。
美国开始走向反面
“美国的国家事业就是企业。”这是上世纪20年代的美国第30任总统卡尔文·柯立芝(Calvin Coolidge)的名言，深邃地指出了企业与国家兴衰的相关性。纵观美国崛起的两百年历史，正是依赖一大批高成长的企业，无论是实体经济层面的通用、福特、IBM、微软、思科、苹果等等，还是金融层面的高盛、花旗等等，从而奠定了美国的超级大国地位。企业是创造财富的发动机，是积蓄财富、容纳就业的蓄水池。
柯立芝是在一战之后任美国总统(1923年~1929年)，缔造了“柯立芝繁荣”。到1929年美国在资本主义世界工业生产的比重已经达到48.5%，他执政时期奉行的是“小政府主义”，执行减税、减少政府干预、开放竞争、自由贸易等政策。
美国当时开始构建全球自由贸易体制，和大英帝国歧视性的“帝国特惠制”进行了长期、艰苦的斗争，一直到二战之后。
可以说，是法制、公平、开放、竞争，实现了美国企业的崛起和美国的崛起，这种崛起不是靠保护主义来实现的，甚至是靠与保护主义的斗争而实现的。这种开放和竞争精神，即是人们所理解的传统的美国精神。
但本世纪以来，美国开始走向反面，违背开放精神，打着各种旗号和幌子的保护主义迭起。最近几年对中国企业中海油、华为、中兴、三一重工等的各种投资约束即是代表。
过去20年美国经济本身发生了“质”的变化。金融资本的过度与畸形发展，将美国从一个工业资本主义国家，改变为一个金融资本主义国家。随着金融资本主义的扩张，美国实体经济竞争力普遍减弱。这既是美国主动向金融资本主义方向调整的结果，也是美国各种要素高成本被动导致的空心化调整。
在这种背景下，众多美国企业要么自身也金融化，要么就是实体经济层面的竞争力普遍减弱，比如思科公司。
从2003年到现在，思科十年时间销售额仅仅提高1倍多，资本市场市值更是降得厉害，高成本压力之下思科几乎没有推出什么新的产品。思科与美国少数政客将此归因于来自新兴竞争对手比如华为、中兴的挑战显然是荒谬的。可以说主导思科发展的封闭思维起了很大作用，而坚持开放战略、全球配置产业链的苹果公司则取得了商业成功。
中国不能“因噎废食”
与美国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中国最近30年来的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30年前一个封闭的中国，已经变得越来越自信，越来越成为经济全球化的核心组成部分。中国改革开放的潮流已经不可阻挡，在接纳全球投资、开放全球贸易方面，中国开放的程度与广度都走在了世界前列。
比如在电子信息产业，过去10多年，微软、惠普、苹果、思科等公司都在中国取得了大发展，都在中国拥有广大的市场存量和增量。他们在推进中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繁荣方面起到了不可估量的积极作用，同时也充分成为中国对外开放的利益分享者。作为世界领先的科技企业，他们在中国似乎并未遭受贸易歧视、投资歧视待遇，类似中国企业华为、中兴当前在美国所遭受到的。
展望未来，中国未竟的改革开放事业在许多层面，仍然要向世界先进国家包括美国学习借鉴，向对手、竞争者学习。
虽然美国在经济贸易政策方面有封闭和贸易保护主义的倾向，而且愈演愈烈，中国政府对此要有足够的警惕，但是我们也不能由此得出相反的结论，“以牙还牙”，“以保护主义对付保护主义”。
中国显然不能“因噎废食”，关上对外开放的大门。这会阻碍我国改革开放的进程和经济建设的步伐。中国不能因为思科等少数美国企业打着各种幌子所挑起的贸易纠纷、对我国企业进入美国市场的一系列禁止行动，反过来改变中国自身的开放战略，导致中国自身开放精神的衰落。
向美国学习新平衡
但在继续坚持开放战略的同时，同样重要的是，中国还需要向美国学习，在贸易投资、对外开放与新形势下的国家安全战略之间形成均衡。
尽管《华盛顿邮报》等媒体大量证据证明，此次美国国会对华为、中兴的审查是美国思科公司推动的，但不可否认的是，美国决策和立法部门对自身国家安全的高度重视。在信息安全领域，美国是全球唯一一个将进攻与防御并重的国家，居然将信息安全提到了这么高的高度，形成了立法部门、政府部门、企业部门等密集互动的一体网络。
在新世纪的2001年，美国开列的美国国家安全面临的主要威胁清单，恐怖主义之后，排第二位的威胁就是信息战，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及运送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手段的扩散则排列在信息战之后位居第三位。
“9·11”事件之后通过的《爱国者法案》将美国关键性基础设施定义为：“对国家而言具有重要性的物理和虚拟系统及手段的总和，一旦它们发生故障或被摧毁，有可能在国防、经济、卫生及国家安全领域产生毁灭性后果”。
可以说，在全球化、信息化大背景下，美国对信息安全战略的高度重视，深具危机感并深具远见，这是美国定义的“新平衡战略”。
在信息安全领域，作为补救，中国应对思科等已经进入我国核心网络的设备存量进行系统的软件、硬件的技术安全普查，并要求思科公开其源代码。在这个领域，中国要向开放的英国学习，英国对华为、中兴以及任何的电信供应商都是如此要求的。
这应该成为中国信息安全管理领域的一项长期政策。在此前提下，中国应欢迎思科以及美欧日等各国投资者进入中国市场自由竞争。
在新的全球化时代，中国要警惕美国走向其传统竞争、开放的国家价值观的反面，作为全球首屈一指的大国，这种扭曲将给世界经济体系带来灾难。但在对外开放和国家安全战略的平衡上，美国则走在了世界的前面，中国未来要在坚持开放精神的同时，寻求这种平衡。
美国开始走向反面
“美国的国家事业就是企业。”这是上世纪20年代的美国第30任总统卡尔文·柯立芝(Calvin Coolidge)的名言，深邃地指出了企业与国家兴衰的相关性。纵观美国崛起的两百年历史，正是依赖一大批高成长的企业，无论是实体经济层面的通用、福特、IBM、微软、思科、苹果等等，还是金融层面的高盛、花旗等等，从而奠定了美国的超级大国地位。企业是创造财富的发动机，是积蓄财富、容纳就业的蓄水池。
柯立芝是在一战之后任美国总统(1923年~1929年)，缔造了“柯立芝繁荣”。到1929年美国在资本主义世界工业生产的比重已经达到48.5%，他执政时期奉行的是“小政府主义”，执行减税、减少政府干预、开放竞争、自由贸易等政策。
美国当时开始构建全球自由贸易体制，和大英帝国歧视性的“帝国特惠制”进行了长期、艰苦的斗争，一直到二战之后。
可以说，是法制、公平、开放、竞争，实现了美国企业的崛起和美国的崛起，这种崛起不是靠保护主义来实现的，甚至是靠与保护主义的斗争而实现的。这种开放和竞争精神，即是人们所理解的传统的美国精神。
但本世纪以来，美国开始走向反面，违背开放精神，打着各种旗号和幌子的保护主义迭起。最近几年对中国企业中海油、华为、中兴、三一重工等的各种投资约束即是代表。
过去20年美国经济本身发生了“质”的变化。金融资本的过度与畸形发展，将美国从一个工业资本主义国家，改变为一个金融资本主义国家。随着金融资本主义的扩张，美国实体经济竞争力普遍减弱。这既是美国主动向金融资本主义方向调整的结果，也是美国各种要素高成本被动导致的空心化调整。
在这种背景下，众多美国企业要么自身也金融化，要么就是实体经济层面的竞争力普遍减弱，比如思科公司。
从2003年到现在，思科十年时间销售额仅仅提高1倍多，资本市场市值更是降得厉害，高成本压力之下思科几乎没有推出什么新的产品。思科与美国少数政客将此归因于来自新兴竞争对手比如华为、中兴的挑战显然是荒谬的。可以说主导思科发展的封闭思维起了很大作用，而坚持开放战略、全球配置产业链的苹果公司则取得了商业成功。
中国不能“因噎废食”
与美国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中国最近30年来的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30年前一个封闭的中国，已经变得越来越自信，越来越成为经济全球化的核心组成部分。中国改革开放的潮流已经不可阻挡，在接纳全球投资、开放全球贸易方面，中国开放的程度与广度都走在了世界前列。
比如在电子信息产业，过去10多年，微软、惠普、苹果、思科等公司都在中国取得了大发展，都在中国拥有广大的市场存量和增量。他们在推进中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繁荣方面起到了不可估量的积极作用，同时也充分成为中国对外开放的利益分享者。作为世界领先的科技企业，他们在中国似乎并未遭受贸易歧视、投资歧视待遇，类似中国企业华为、中兴当前在美国所遭受到的。
展望未来，中国未竟的改革开放事业在许多层面，仍然要向世界先进国家包括美国学习借鉴，向对手、竞争者学习。
虽然美国在经济贸易政策方面有封闭和贸易保护主义的倾向，而且愈演愈烈，中国政府对此要有足够的警惕，但是我们也不能由此得出相反的结论，“以牙还牙”，“以保护主义对付保护主义”。
中国显然不能“因噎废食”，关上对外开放的大门。这会阻碍我国改革开放的进程和经济建设的步伐。中国不能因为思科等少数美国企业打着各种幌子所挑起的贸易纠纷、对我国企业进入美国市场的一系列禁止行动，反过来改变中国自身的开放战略，导致中国自身开放精神的衰落。
向美国学习新平衡
但在继续坚持开放战略的同时，同样重要的是，中国还需要向美国学习，在贸易投资、对外开放与新形势下的国家安全战略之间形成均衡。
尽管《华盛顿邮报》等媒体大量证据证明，此次美国国会对华为、中兴的审查是美国思科公司推动的，但不可否认的是，美国决策和立法部门对自身国家安全的高度重视。在信息安全领域，美国是全球唯一一个将进攻与防御并重的国家，居然将信息安全提到了这么高的高度，形成了立法部门、政府部门、企业部门等密集互动的一体网络。
在新世纪的2001年，美国开列的美国国家安全面临的主要威胁清单，恐怖主义之后，排第二位的威胁就是信息战，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及运送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手段的扩散则排列在信息战之后位居第三位。
“9·11”事件之后通过的《爱国者法案》将美国关键性基础设施定义为：“对国家而言具有重要性的物理和虚拟系统及手段的总和，一旦它们发生故障或被摧毁，有可能在国防、经济、卫生及国家安全领域产生毁灭性后果”。
可以说，在全球化、信息化大背景下，美国对信息安全战略的高度重视，深具危机感并深具远见，这是美国定义的“新平衡战略”。
在信息安全领域，作为补救，中国应对思科等已经进入我国核心网络的设备存量进行系统的软件、硬件的技术安全普查，并要求思科公开其源代码。在这个领域，中国要向开放的英国学习，英国对华为、中兴以及任何的电信供应商都是如此要求的。
这应该成为中国信息安全管理领域的一项长期政策。在此前提下，中国应欢迎思科以及美欧日等各国投资者进入中国市场自由竞争。
在新的全球化时代，中国要警惕美国走向其传统竞争、开放的国家价值观的反面，作为全球首屈一指的大国，这种扭曲将给世界经济体系带来灾难。但在对外开放和国家安全战略的平衡上，美国则走在了世界的前面，中国未来要在坚持开放精神的同时，寻求这种平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