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时报：中兴通讯高管降薪难补亏损窟窿
发布时间：2012-10-25 08:04:52 热度：1950
10/25/2012,半年报盈利2.45亿元的中兴通讯日前发布业绩预告，预计前三季度亏损16.5至17.5亿元。对于业绩突然“变脸”，中兴通讯对外宣称，包括总裁和副总裁在内的所有管理层都将降薪一半，直至扭亏为止。
资料显示，中兴通讯高管去年共领取薪酬2971.1万元。其中，行政总裁史立荣为302.30万元，6位执行副总裁的年薪在110至150万元之间，12位高级副总裁中有8位的年薪为100至150万元之间。有市场人士测算，中兴通讯高管的全年薪酬减少一半，可减少公司费用支出近1500万元。若年内实现扭亏为盈，高管降薪只涉及几个月的话，可产生的费用减少更有限。对此，有一种观点认为，高管降薪只是“杯水车薪”，对公司减亏的帮助不大。更有人戏称，中国远洋2011年亏损高达104.49亿元，几乎要靠A股上市公司高管集体放弃薪酬才能补上窟窿。
业绩下滑及变脸的问题变得突出，但今年以来公开宣布高管降薪的公司并不多。去年，较之上市公司整体业绩已出现的隐忧，上市公司高管的薪酬水平继续“高歌猛进”。有统计称，2007年至2011年，按每家上市公司管理层报酬平均值计算，分别递增了5%、8%、15%和11%。更有研究表明，2011年上市公司高管薪酬总额较2010年上升21.58%。投资者不禁纳闷：对高管是如何进行绩效考核的？为何业绩出问题的公司不见高管降薪？巨亏公司的高管继续领取高薪酬有道德吗？
值得注意的是，高管逆势涨薪的例子有不少。与中兴通讯属于相同行业的长城开发今年半年报盈利，但预告前三季度净利润同比下降60%至70%，且第三季度或出现亏损。长城开发高管薪酬总额从2010年545.63万元猛增至2011年2637.01万元，其中，董事长谭文志2008年至2010年报酬分别为89.20万元、96.40万元、95.40元，2011年增至811.13万元。2010年5月起，谭文志不再兼任公司总裁，由原副总裁郑国荣担任。郑国荣的薪酬由2010年的80万元增至759.31万元，远超过谭文志任总裁时的水平。就业绩而言，长城开发2011年净利润较2010年下降34.55%。薪酬大幅增加之后遭遇业绩进一步下滑，是否该主动调低高管薪酬？长城开发相关人士接受媒体采访时称，“降薪不是解决问题的唯一办法，重要的是要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
降薪确实不是业绩滑坡或亏损的唯一解决之道，但降薪是高管应有的责任承担。一味强调外部因素导致业绩滑坡，而不在经营困难时期相应减少高管薪酬，又如何体现奖优罚劣的绩效考核原则？只奖不罚或只加不减的高管薪酬制度，既有失公平性，也缺乏激励的作用。对中小股东来说，公司业绩滑坡或亏损带来较大的股价损失，例如，长城开发从2010年9月的14元多跌至目前不足5元。“变脸”公司增多后，高管降薪却不多见，反映出国内上市公司高管薪酬制度存在不合理性，高管们缺乏敢于承担的责任意识。
之所以与企业经营状况挂钩不紧密，与国内上市公司高管薪酬体系受到的外部制约较少有关。一股独大及内部人控制十分普遍，高管薪酬的制定由董事长或总经理说了算。尽管独立董事制度的建立，本该在薪酬治理中发挥积极作用，但独立董事似“花瓶”，导致薪酬制度的设计偏向于高管。缺乏约束性的高管薪酬制度，变成了自己考核自己，自己奖励自己，更有利于高管自肥。单靠“变脸”公司高管的自我觉悟来降薪，恐怕高管与股东共度时艰的例子不会很多。从这一点上说，业绩“变脸”公司的高管降薪，需要靠的是制度改革，而不是高管的“良心发现”。
资料显示，中兴通讯高管去年共领取薪酬2971.1万元。其中，行政总裁史立荣为302.30万元，6位执行副总裁的年薪在110至150万元之间，12位高级副总裁中有8位的年薪为100至150万元之间。有市场人士测算，中兴通讯高管的全年薪酬减少一半，可减少公司费用支出近1500万元。若年内实现扭亏为盈，高管降薪只涉及几个月的话，可产生的费用减少更有限。对此，有一种观点认为，高管降薪只是“杯水车薪”，对公司减亏的帮助不大。更有人戏称，中国远洋2011年亏损高达104.49亿元，几乎要靠A股上市公司高管集体放弃薪酬才能补上窟窿。
业绩下滑及变脸的问题变得突出，但今年以来公开宣布高管降薪的公司并不多。去年，较之上市公司整体业绩已出现的隐忧，上市公司高管的薪酬水平继续“高歌猛进”。有统计称，2007年至2011年，按每家上市公司管理层报酬平均值计算，分别递增了5%、8%、15%和11%。更有研究表明，2011年上市公司高管薪酬总额较2010年上升21.58%。投资者不禁纳闷：对高管是如何进行绩效考核的？为何业绩出问题的公司不见高管降薪？巨亏公司的高管继续领取高薪酬有道德吗？
值得注意的是，高管逆势涨薪的例子有不少。与中兴通讯属于相同行业的长城开发今年半年报盈利，但预告前三季度净利润同比下降60%至70%，且第三季度或出现亏损。长城开发高管薪酬总额从2010年545.63万元猛增至2011年2637.01万元，其中，董事长谭文志2008年至2010年报酬分别为89.20万元、96.40万元、95.40元，2011年增至811.13万元。2010年5月起，谭文志不再兼任公司总裁，由原副总裁郑国荣担任。郑国荣的薪酬由2010年的80万元增至759.31万元，远超过谭文志任总裁时的水平。就业绩而言，长城开发2011年净利润较2010年下降34.55%。薪酬大幅增加之后遭遇业绩进一步下滑，是否该主动调低高管薪酬？长城开发相关人士接受媒体采访时称，“降薪不是解决问题的唯一办法，重要的是要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
降薪确实不是业绩滑坡或亏损的唯一解决之道，但降薪是高管应有的责任承担。一味强调外部因素导致业绩滑坡，而不在经营困难时期相应减少高管薪酬，又如何体现奖优罚劣的绩效考核原则？只奖不罚或只加不减的高管薪酬制度，既有失公平性，也缺乏激励的作用。对中小股东来说，公司业绩滑坡或亏损带来较大的股价损失，例如，长城开发从2010年9月的14元多跌至目前不足5元。“变脸”公司增多后，高管降薪却不多见，反映出国内上市公司高管薪酬制度存在不合理性，高管们缺乏敢于承担的责任意识。
之所以与企业经营状况挂钩不紧密，与国内上市公司高管薪酬体系受到的外部制约较少有关。一股独大及内部人控制十分普遍，高管薪酬的制定由董事长或总经理说了算。尽管独立董事制度的建立，本该在薪酬治理中发挥积极作用，但独立董事似“花瓶”，导致薪酬制度的设计偏向于高管。缺乏约束性的高管薪酬制度，变成了自己考核自己，自己奖励自己，更有利于高管自肥。单靠“变脸”公司高管的自我觉悟来降薪，恐怕高管与股东共度时艰的例子不会很多。从这一点上说，业绩“变脸”公司的高管降薪，需要靠的是制度改革，而不是高管的“良心发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