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尔街日报：打破外界对华为和中兴的不实之说
发布时间：2012-04-16 10:27:58 热度：1798
4/16/2012，中国两家最具创新力的科技公司华为技术有限公司(Huawei Technologies Co., 简称：华为)和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ZTE co., 简称：中兴通讯)同时也是中国最受争议的两家企业。随着这两家电信设备制造商将业务拓展到国外，外国政府日益担心中国政府会利用华为和中兴通讯监视国外的通信网络。
营销策略公司Wolf Group Asia的首席执行长沃尔夫(David Wolf)在其新书Making the Connection中回顾了华为和中兴通讯从地区性设备供应商到全球电信巨头的崛起过程，并专门拿出部分章节回应了在此过程中有关两家企业的种种不实说法。
《中国实时报》最近采访了沃尔夫，向他提出了一系列问题，比如推动华为和中兴通讯增长的因素是什么？这两家企业是如何同世界顶级电信设备商竞争的？他如何看待外国政府对这两家企业海外扩张的担忧？
《华尔街日报》：能对那些不像您这样对电信设备行业非常感兴趣的读者介绍一下，华为和中兴通讯到底是做什么的？为什么它们的成长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
沃尔夫：与那些知名度更高的企业如爱立信(Ericsson)、阿尔卡特朗讯(Alcatel-Lucent)、诺基亚西门子通信公司(Nokia-Siemens Networks)及思科(Cisco)一样，华为和中兴通讯的产品包括各种电信设备，正是这些设备能让移动电话正常工作，能让家庭固定电话相互连通，能让我们的电脑上网。这两家企业的成长所以给人留下深刻印象（一些人甚至认为这是非常令人不安的），是因为它们似乎突然之间就对电信设备行业一些最先进的企业构成了挑战。
《华尔街日报》：很多人抱怨华为和中兴通讯在美国雇人游说的做法。你写本书时也曾接受华为的资助，但你却说书中的观点纯粹是你个人的想法。从这方面讲，精明的营销和损人利己的游说之间界限何存？
沃尔夫：我写Making the Connection一书是为了给读者提供这两家企业从草创到成名的背景资料。在有关它们崛起的争论中，这些背景情况很少被提及。但这种背景令这两家企业更易被人接受还是遭人排斥，我让读者自行判断。就我个人而言，这些背景资料的更大作用在于揭示了国家资本主义作为一种发展模式所存在的弱点，以及下面这一事实：尽管中国政府出台了种种产业政策，但中国成功“走出去”的却是那些在市场熔炉中锻炼出来的企业。
《华尔街日报》：能告诉我们这两家企业是如何做到先在国内、然后在国外从行业中的老牌领军企业手中抢夺市场份额的？
沃尔夫：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就在世界其它国家决定采用数字移动电话技术和宽带网络的同时，中国政府决定将中国的电话网络从上世纪50年代的落后水平推进到21世纪的先进水平。这股热潮为华为和中兴通讯打开了机会之门，让它们第一次拿到了网络基础设施方面的订单，这些订单主要来自经济较为落后的省份。这意味着它们要大力讨好农村电信用户，对世界作出承诺，然后想方设法尽快兑现自己的承诺。
《华尔街日报》：为了保持竞争力，它们现在又采取了什么措施？
沃尔夫：毫无疑问，这两家企业靠价格优势赢得了一大块业务，但仅仅因为价格最低还不能取得成功。事实上，它们重点寻找那些自我感觉被全球电信巨头冷遇的客户，然后用大量关心赢得客户，因为华为和中兴通讯将服务这些客户视作进行步伐虽小但却属“破坏性创新”的机会。如果客户因为电源不够稳定而需要一个带三倍冗余电源的移动基站，那么它们一定能满足客户的需求。
《华尔街日报》：与外界对中兴通讯和华为的很多臆断相反，你发现政府的支持并非这两家公司崛起的主要原因，是这样吗？
沃尔夫：在华为和中兴通讯成立前后，实际上中国还成立了好几家有军方背景、享受高额补贴的国有企业，但没有一家在国内打出了名气，全球知名度就更低了。巨龙(Great Dragon)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该公司的创始人是中国一位高级军事将领的儿子，上世纪90年代末该公司研发出了中国首个数字交换系统，取得这样的重大成果全靠政府的鼎力支持。这项成果被称为是全国首例，获得了热烈的好评，但最终却陷入了死亡旋涡。如果说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和政府的支持能够使一家公司获得成功，那本该是巨龙。
《华尔街日报》：你碰到的国际上对中兴通讯和华为最常见误解是什么？你认为为何会出现这样的误解？
沃尔夫：最常见的误解是关于这两家公司如何发展到如此大的规模以及控制它们的是何人。任何一个通情达理的人在不了解背景的情况下，都可能对一家实现了如此不可思议成就的中国公司产生怀疑，毕竟中国并不是很透明。
《华尔街日报》：中兴通讯是从当时的航天工业部分离出来的，关于它有军方背景的传言有很多。军方在中国电信设备生产商的崛起中发挥了怎样的作用呢？
沃尔夫：我书中的重点是讲述这个行业的历史，而不是为了反驳称这两家公司有军方背景的说法。不过，在我进行研究的整个过程中，每当我对这两家公司与军方有联系的说法或流言进行查证时，却发现这些说法都是空穴来风。我还发现兰德公司(RAND Corporation)等机构的报告严重怀疑这两家公司有军方背景，它们的报告描绘出了一幅中国军工综合体的画面，至少是在通讯行业，军方保持着严密控制，不让民间企业参与。我曾以为会发现一些有军方参与的证据，但没有找到。
这是否就证明华为和中兴通讯与军方或政府无关？当然不是。然而，对任何一家全球电信基础设施提供商，我们可能都会问这样的问题：我们是否知道这些公司与美国国家安全局(NSA)或美国国防部没有关系？我们不知道，或许永远都不会知道。然而，我们仍相信他们会做合法的事。
《华尔街日报》：美国和澳大利亚等国家主要关注的是，如果华为和中兴通讯在全球扩大市场份额，未来它们是否可能给国家安全带来威胁？你对这类担忧是怎么看的？
沃尔夫：作为一个美国人，我希望我国政府对美国的信息基础设施保持警惕。不过，这需要的不是简单地将一些提供商列入黑名单，而是更加成熟完善的做法：这需要预测、探测、反击电子安全威胁的能力，无论这些威胁是因为产品设计差、软件缺陷还是恶意攻击造成的。
营销策略公司Wolf Group Asia的首席执行长沃尔夫(David Wolf)在其新书Making the Connection中回顾了华为和中兴通讯从地区性设备供应商到全球电信巨头的崛起过程，并专门拿出部分章节回应了在此过程中有关两家企业的种种不实说法。
《中国实时报》最近采访了沃尔夫，向他提出了一系列问题，比如推动华为和中兴通讯增长的因素是什么？这两家企业是如何同世界顶级电信设备商竞争的？他如何看待外国政府对这两家企业海外扩张的担忧？
《华尔街日报》：能对那些不像您这样对电信设备行业非常感兴趣的读者介绍一下，华为和中兴通讯到底是做什么的？为什么它们的成长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
沃尔夫：与那些知名度更高的企业如爱立信(Ericsson)、阿尔卡特朗讯(Alcatel-Lucent)、诺基亚西门子通信公司(Nokia-Siemens Networks)及思科(Cisco)一样，华为和中兴通讯的产品包括各种电信设备，正是这些设备能让移动电话正常工作，能让家庭固定电话相互连通，能让我们的电脑上网。这两家企业的成长所以给人留下深刻印象（一些人甚至认为这是非常令人不安的），是因为它们似乎突然之间就对电信设备行业一些最先进的企业构成了挑战。
《华尔街日报》：很多人抱怨华为和中兴通讯在美国雇人游说的做法。你写本书时也曾接受华为的资助，但你却说书中的观点纯粹是你个人的想法。从这方面讲，精明的营销和损人利己的游说之间界限何存？
沃尔夫：我写Making the Connection一书是为了给读者提供这两家企业从草创到成名的背景资料。在有关它们崛起的争论中，这些背景情况很少被提及。但这种背景令这两家企业更易被人接受还是遭人排斥，我让读者自行判断。就我个人而言，这些背景资料的更大作用在于揭示了国家资本主义作为一种发展模式所存在的弱点，以及下面这一事实：尽管中国政府出台了种种产业政策，但中国成功“走出去”的却是那些在市场熔炉中锻炼出来的企业。
《华尔街日报》：能告诉我们这两家企业是如何做到先在国内、然后在国外从行业中的老牌领军企业手中抢夺市场份额的？
沃尔夫：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就在世界其它国家决定采用数字移动电话技术和宽带网络的同时，中国政府决定将中国的电话网络从上世纪50年代的落后水平推进到21世纪的先进水平。这股热潮为华为和中兴通讯打开了机会之门，让它们第一次拿到了网络基础设施方面的订单，这些订单主要来自经济较为落后的省份。这意味着它们要大力讨好农村电信用户，对世界作出承诺，然后想方设法尽快兑现自己的承诺。
《华尔街日报》：为了保持竞争力，它们现在又采取了什么措施？
沃尔夫：毫无疑问，这两家企业靠价格优势赢得了一大块业务，但仅仅因为价格最低还不能取得成功。事实上，它们重点寻找那些自我感觉被全球电信巨头冷遇的客户，然后用大量关心赢得客户，因为华为和中兴通讯将服务这些客户视作进行步伐虽小但却属“破坏性创新”的机会。如果客户因为电源不够稳定而需要一个带三倍冗余电源的移动基站，那么它们一定能满足客户的需求。
《华尔街日报》：与外界对中兴通讯和华为的很多臆断相反，你发现政府的支持并非这两家公司崛起的主要原因，是这样吗？
沃尔夫：在华为和中兴通讯成立前后，实际上中国还成立了好几家有军方背景、享受高额补贴的国有企业，但没有一家在国内打出了名气，全球知名度就更低了。巨龙(Great Dragon)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该公司的创始人是中国一位高级军事将领的儿子，上世纪90年代末该公司研发出了中国首个数字交换系统，取得这样的重大成果全靠政府的鼎力支持。这项成果被称为是全国首例，获得了热烈的好评，但最终却陷入了死亡旋涡。如果说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和政府的支持能够使一家公司获得成功，那本该是巨龙。
《华尔街日报》：你碰到的国际上对中兴通讯和华为最常见误解是什么？你认为为何会出现这样的误解？
沃尔夫：最常见的误解是关于这两家公司如何发展到如此大的规模以及控制它们的是何人。任何一个通情达理的人在不了解背景的情况下，都可能对一家实现了如此不可思议成就的中国公司产生怀疑，毕竟中国并不是很透明。
《华尔街日报》：中兴通讯是从当时的航天工业部分离出来的，关于它有军方背景的传言有很多。军方在中国电信设备生产商的崛起中发挥了怎样的作用呢？
沃尔夫：我书中的重点是讲述这个行业的历史，而不是为了反驳称这两家公司有军方背景的说法。不过，在我进行研究的整个过程中，每当我对这两家公司与军方有联系的说法或流言进行查证时，却发现这些说法都是空穴来风。我还发现兰德公司(RAND Corporation)等机构的报告严重怀疑这两家公司有军方背景，它们的报告描绘出了一幅中国军工综合体的画面，至少是在通讯行业，军方保持着严密控制，不让民间企业参与。我曾以为会发现一些有军方参与的证据，但没有找到。
这是否就证明华为和中兴通讯与军方或政府无关？当然不是。然而，对任何一家全球电信基础设施提供商，我们可能都会问这样的问题：我们是否知道这些公司与美国国家安全局(NSA)或美国国防部没有关系？我们不知道，或许永远都不会知道。然而，我们仍相信他们会做合法的事。
《华尔街日报》：美国和澳大利亚等国家主要关注的是，如果华为和中兴通讯在全球扩大市场份额，未来它们是否可能给国家安全带来威胁？你对这类担忧是怎么看的？
沃尔夫：作为一个美国人，我希望我国政府对美国的信息基础设施保持警惕。不过，这需要的不是简单地将一些提供商列入黑名单，而是更加成熟完善的做法：这需要预测、探测、反击电子安全威胁的能力，无论这些威胁是因为产品设计差、软件缺陷还是恶意攻击造成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