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企》：赵梓森院士的快乐科研路
发布时间：2011-05-19 08:19:18 热度：2107
5/19/2011，本刊记者 余智梅
青山掩翠,碧水笼烟。在位于东湖之滨的武汉邮电科学研究院院士室里,我又一次见到了热情幽默的科学家赵梓森。
三年前的那个夏天,我第一次见到这位瘦小的老人。在此之前,严肃、不苟言笑就是我对科学家们的整体印象。但赵梓森完全出乎我的意料。耄耋之年的他精神矍铄,风趣幽默,丰富的肢体动作伴随着生动诙谐的语言,精干而又可爱。
时隔三年,院士室的摆设变了,赵梓森脸上的皱纹变深了,但是不变的仍然是他妙趣横生的话语和积极乐观的态度。
作为中国工程院院士,赵梓森有着很多科学家共有的特质,那就是热爱科学。但与众不同的是,他的科研之路,更多的是建立在快乐和“玩”上。
玩出来的“光纤之父”
赵梓森被誉为中国“光纤之父”,这是武汉邮科院人最津津乐道的事。但很多人并不知道,这个“光纤之父”是他“玩”出来的。
“小时候玩得太厉害了!” 回忆起自己的童年时代,赵梓森露出顽童式的笑容。小时候的赵梓森兴趣广泛,对一切新鲜的事物都充满了好奇。他爱玩的东西很多,而且都玩出了名堂。美术、雕刻、集邮、拉小提琴、打乒乓球、踢足球,都是他心仪的活动。除此之外,他还做过模型飞机、小马达、氢气球、干电池。小小年纪的他用偷偷节省下来的钱去买酒精灯和试管,找老师要些药品制作氢气和氧气,做成了在上世纪四五十年代少有的氢气球。他还做成了矿石收音机,兴致勃勃地爬上屋顶去收信号。对于赵梓森来说,研究的过程是最快乐的。这个乐于挑战未知事物与困难的贪玩少年,深得老师们的喜爱。化学老师特意写信给他,鼓励他长大以后成为科学家。这封饱含期望的信,让幼时的赵梓森深受鼓舞。
对这段童年往事,赵梓森曾感慨地说:“没有一个科学家是不热爱科学的,但怎样才能热爱科学呢？依我看,热爱科学的性格是在儿童时代养成的。要引导少年参与各种科技制作活动,培养他们对科学的兴趣。我经常工作学习一整天都不觉得累,因为工作学习已经成为我的乐趣,这是我获得成功的重要原因。”
赵梓森的“玩”建立在对科学的热爱上,所以他总能在“玩”中发现新问题。解放初期,22岁的赵梓森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武汉电信学校当老师。这是武汉邮科院的前身——武汉邮电学院升级为大学前的一个中专学校。那时学校不大,教书任务也不重,给赵梓森留出很多业余时间。白天没有课的时候,他就钻进实验室研究各种实验;晚上别人在下棋打牌时,他就看书。用赵梓森的话说,“二十出头的年纪,小青年一个,对什么都好奇。”1956年,苏联的大学用书译本出版,大学毕业的赵梓森居然看不太懂。他自感大学时学到的知识浅薄,于是花了三年时间,用苏联的大学用书将相关课程重新学习了一遍,还特别学习了数学系的一些课程,这为他后来的光纤研究打下了扎实的理论基础。1958年,中国开始了“大跃进”运动,武汉电信学校由中专学校升级为大学。由于数学教师不够,学校让赵梓森担任教学培训班的教师,他成为了教大学老师的老师。
因为喜欢搞研究,赵梓森在武汉邮电学院里逐渐小有名气。“文革”期间,一个有关大气传输的项目从北京邮电研究院下放到武汉邮科院,但进展甚慢。那时的武汉邮电学院由军代表管理,出于对赵梓森的信任,军代表决定让当时还是“臭老九”的他来啃这块骨头,并提升他为研究室副主任。这正中赵梓森下怀——对一切未知事物,他都乐于探索。
赵梓森带着好玩的心理开始了项目的研究。当时武汉有一座最高的标志性建筑——水塔。贪玩的赵梓森把水塔当做“试验田”,不亦乐乎地爬上爬下做大气传输实验。赵梓森和同事们用了不到两年的时间就完成了大气传输的课题。原来最多只能传输八米的大气光通信,赵梓森和他的同事将这个距离延长到十公里。
但是赵梓森在研究中发现,大气光通信会因雾、雨等天气的影响而中断。于是,他又苦苦思考新方案。20世纪70年代初期,赵梓森听说玻璃丝可以通信,美国还成功地做出了30米的玻璃丝样品。为此,赵梓森特意到北京拜访刚从美国访问回来的科学家钱伟长。在钱伟长那里,赵梓森得知美国正在秘密发展光纤通信。这坚定了赵梓森研发属于中国自己的光纤通信的决心。1979年,在赵梓森和同事们的不懈努力下,武汉邮科院拉出了中国第一条实用光纤。至此,赵梓森“玩”出了一个“光纤之父”的头衔。
“再难也不能放弃”
“光纤之父”是“玩”出来的不假,但可别就此以为赵梓森的成功是信手拈来的。在最初接手光纤通信的项目时,困难远远超过了想象。绝大多数人不知道也不相信光纤-玻璃丝可以通信。然而,和很多科学家一样,赵梓森有着一股钻劲和韧劲,一旦确立了目标就绝不放弃。
“文革”期间,想了解外国情况根本不可能,更别谈到国外去借鉴学习了,赵梓森只能跑到湖北省图书馆寻求信息。“图书馆里只有一本资料,全英文版。当时的大学不学英语,我通过自学勉强能看懂资料。可是图书不能外借,更没有复印机这样先进的东西了,只能一页一页手抄之后带回去给同伴讲解。”回忆起当时的困难,赵梓森记忆犹新。
“除了信息的闭塞外,原材料的缺乏也给当时的研究造成不少困难。做玻璃丝得有四氯化硅这种原材料,但国内没有,又不能去国外买,只能自己制作。不仅要做四氯化硅,还要制作做四氯化硅的仪器,仪器做成还需有测试成功与否的测试仪器、激光器、探测器、通讯机等。”重重困难让很多人望而却步,却没有动摇赵梓森钻研科学的韧劲。他找武汉大学化学系教授帮忙,绞尽脑汁地用蒸馏法、吸附法⋯⋯一切能用的办法都被赵梓森用上了。
现在的项目研究,往往是国家拨款单位支持,大家千方百计地保证项目的顺利。但在那个特殊的年代,赵梓森面临的最大难题是很多人不相信能做出光导纤维。没有金钱支持,没有领导重视,几乎一切都从零开始,甚至还常有人设置障碍,但这并没有影响他搞研究的决心。
除了这些困难之外,光纤通信的研究条件也十分艰苦。很多研制过程都有毒、有危险,需要冒着极大的风险。有一次做激光实验时,一次意外差点冲瞎了他的眼睛,他被紧急送进医院抢救;还有一次实验,赵梓森遇到了氢气回火爆炸,幸好有保护装置,才没有生命危险。“实验室就好比战场一样,一时不慎就随时都有生命的危险。”但是赵梓森挺过来了, “科学研究不是个轻松活儿,但再难也不能放弃!”
在赵梓森的领导下,光纤通信研究一步步取得了成功。1979年,中国的第一条实用光纤在武汉邮科院诞生。这个历史性的诞生凝结着赵梓森无数晶莹的汗水和艰辛的努力,也让赵梓森成为中国光纤通信领域公认的开拓者,中国“光纤之父”的称号由此流传开来。但是赵梓森并不喜欢这样的头衔,更愿意归功于别人。“那是我们很多同事一起经历过无数次艰难险阻做出来的成绩,功劳是大家的。”
“副业”多多的“老顽童”
好奇与探究的天性不仅让赵梓森在科学上取得了成功,而且让他的业余生活丰富多彩。几乎每个认识他的人都慨叹,这位“贪玩”快乐的老人,简直就是金庸笔下那个武功盖世而又童心未泯的“老顽童”。
2005年光博会上,赵梓森应邀做光纤通信报告。在台上他一点鼠标,投影银幕上弹出一个让观众垂涎三尺的画面———热气腾腾的盛满蹄花的大碗。台下顿时笑成一片。风趣的赵梓森想借此表达,光纤到户不仅需要光纤带宽这个空碗,更需要像蹄花肉这样实实在在的内容。也即尽管光纤入户能带来诸多好处,但目前由于缺少光纤播放需要的高清晰节目,光纤与普通宽带相比没有太大优势。这样浅显的解释,让不懂光纤的观众也听得津津有味。而他的机智诙谐,更曾在很多场合令人捧腹不已,以致中国杂技家协会主席夏菊花建议他去当相声演员。
赵梓森弹出的三维画面是亲手做的,堪称专业水准。“画个碗太简单了,米老鼠也是小菜一碟。”在赵梓森的电脑里,保留着青少年时代大量的得意之作。无论是工人素描、劳动模范速写、卡通画,还是水彩画、油画和雕刻,丝毫不逊色于大学美术专业学生的习作。而接触到时髦的三维动画,缘于在复旦大学教书的弟弟有次提到三维动画中立体人头最难画,人头中又属耳朵最难画,这激起了赵梓森的兴趣。经过研究,他认为难画的原因是当时使用的软件3DS不便于修改,于是引入autoCAD与之结合,一个月后画出了惟妙惟肖的三维人头,连耳廓里细微的脉络都清晰可见,让人佩服不已。
小提琴也是赵梓森的“副业”之一。“你看我脖子上凸起的茧块,就是常年拉小提琴拉的。”赵梓森指着脖子笑着对我说。年少时的赵梓森爱好小提琴,且琴技不俗。他常说,拉小提琴可以陶冶情操,更能锻炼意志。而这种坚持的毅力与科学研究的韧劲是相通的。直到现在,住在邮科院社区的邻居们,每天都能听到他家传出的悠扬琴声。
2008年奥运火炬传递到武汉时,赵梓森看着电视上的奥运火炬,突发奇想,决定自己也要当回奥运火炬手。他做了个与真火炬同样大小的硬纸片火炬,里面装上了小风扇、红色发光管与塑料条,远看就像真火炬一样。他还印了件祥云图案的文化衫穿在身上,举着自做的火炬在小区院子里喜滋滋地照了张相。“我是冒牌火炬手。”照片上,这位年近八旬的“老顽童”看上去十分可爱。
闲不住的快乐老人
与赵梓森说话,总能感觉到他充满了活力。“在院里,我们常常看到赵老忙碌的身影。他说话做事总是风风火火,一刻也闲不下来。”武汉邮科院的人这样形容赵梓森。
从武汉电信学校的教师,到武汉邮电学院的讲师;从武汉邮科院研究室副主任,到武汉邮科院副院长兼总工程师,几十年来,赵梓森成为了武汉邮科院的一面旗帜。退居二线后,赵梓森仍然兢兢业业地坚守在岗位上,担任高级技术顾问,参与院发展规划的审定,为院里的科研把关。赵梓森说:“我从不喜欢无所事事地闲着。如果每天都在学,每天都有一点点进步,多年积累下来,水平就会很高。”
光纤通信技术是世界新技术革命的重要标志,这一领域的人才一直十分抢手。冲着“中国光纤之父”的名头,国外曾有不少人欲高薪聘请赵梓森出国研究,都被他婉言谢绝了。因为他要将自己的一生所学奉献给祖国。赵梓森说,因为国家及省市领导给予了他极大的荣誉,更因为他离不开与他一起走过艰辛历程的同事们,这种同甘共苦的经历和情谊弥足珍贵。所以,他愿意终生奋斗在武汉邮科院的工作岗位上。
赵梓森今年已经80岁了,但是工作日程仍然安排得满满的:参与审定院科研发展规划和科研检查,做学术报告和讲学,参加国际会议和学术交流⋯⋯整天忙得不亦乐乎。就在我结束采访的第二天,赵梓森又要应天津市科委之邀,飞往天津做学术报告了。我请他多注意休息,赵梓森却笑呵呵地说,一切的忙碌都源于他心底对科学的那份热爱。
青山掩翠,碧水笼烟。在位于东湖之滨的武汉邮电科学研究院院士室里,我又一次见到了热情幽默的科学家赵梓森。
三年前的那个夏天,我第一次见到这位瘦小的老人。在此之前,严肃、不苟言笑就是我对科学家们的整体印象。但赵梓森完全出乎我的意料。耄耋之年的他精神矍铄,风趣幽默,丰富的肢体动作伴随着生动诙谐的语言,精干而又可爱。
时隔三年,院士室的摆设变了,赵梓森脸上的皱纹变深了,但是不变的仍然是他妙趣横生的话语和积极乐观的态度。
作为中国工程院院士,赵梓森有着很多科学家共有的特质,那就是热爱科学。但与众不同的是,他的科研之路,更多的是建立在快乐和“玩”上。
玩出来的“光纤之父”
赵梓森被誉为中国“光纤之父”,这是武汉邮科院人最津津乐道的事。但很多人并不知道,这个“光纤之父”是他“玩”出来的。
“小时候玩得太厉害了!” 回忆起自己的童年时代,赵梓森露出顽童式的笑容。小时候的赵梓森兴趣广泛,对一切新鲜的事物都充满了好奇。他爱玩的东西很多,而且都玩出了名堂。美术、雕刻、集邮、拉小提琴、打乒乓球、踢足球,都是他心仪的活动。除此之外,他还做过模型飞机、小马达、氢气球、干电池。小小年纪的他用偷偷节省下来的钱去买酒精灯和试管,找老师要些药品制作氢气和氧气,做成了在上世纪四五十年代少有的氢气球。他还做成了矿石收音机,兴致勃勃地爬上屋顶去收信号。对于赵梓森来说,研究的过程是最快乐的。这个乐于挑战未知事物与困难的贪玩少年,深得老师们的喜爱。化学老师特意写信给他,鼓励他长大以后成为科学家。这封饱含期望的信,让幼时的赵梓森深受鼓舞。
对这段童年往事,赵梓森曾感慨地说:“没有一个科学家是不热爱科学的,但怎样才能热爱科学呢？依我看,热爱科学的性格是在儿童时代养成的。要引导少年参与各种科技制作活动,培养他们对科学的兴趣。我经常工作学习一整天都不觉得累,因为工作学习已经成为我的乐趣,这是我获得成功的重要原因。”
赵梓森的“玩”建立在对科学的热爱上,所以他总能在“玩”中发现新问题。解放初期,22岁的赵梓森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武汉电信学校当老师。这是武汉邮科院的前身——武汉邮电学院升级为大学前的一个中专学校。那时学校不大,教书任务也不重,给赵梓森留出很多业余时间。白天没有课的时候,他就钻进实验室研究各种实验;晚上别人在下棋打牌时,他就看书。用赵梓森的话说,“二十出头的年纪,小青年一个,对什么都好奇。”1956年,苏联的大学用书译本出版,大学毕业的赵梓森居然看不太懂。他自感大学时学到的知识浅薄,于是花了三年时间,用苏联的大学用书将相关课程重新学习了一遍,还特别学习了数学系的一些课程,这为他后来的光纤研究打下了扎实的理论基础。1958年,中国开始了“大跃进”运动,武汉电信学校由中专学校升级为大学。由于数学教师不够,学校让赵梓森担任教学培训班的教师,他成为了教大学老师的老师。
因为喜欢搞研究,赵梓森在武汉邮电学院里逐渐小有名气。“文革”期间,一个有关大气传输的项目从北京邮电研究院下放到武汉邮科院,但进展甚慢。那时的武汉邮电学院由军代表管理,出于对赵梓森的信任,军代表决定让当时还是“臭老九”的他来啃这块骨头,并提升他为研究室副主任。这正中赵梓森下怀——对一切未知事物,他都乐于探索。
赵梓森带着好玩的心理开始了项目的研究。当时武汉有一座最高的标志性建筑——水塔。贪玩的赵梓森把水塔当做“试验田”,不亦乐乎地爬上爬下做大气传输实验。赵梓森和同事们用了不到两年的时间就完成了大气传输的课题。原来最多只能传输八米的大气光通信,赵梓森和他的同事将这个距离延长到十公里。
但是赵梓森在研究中发现,大气光通信会因雾、雨等天气的影响而中断。于是,他又苦苦思考新方案。20世纪70年代初期,赵梓森听说玻璃丝可以通信,美国还成功地做出了30米的玻璃丝样品。为此,赵梓森特意到北京拜访刚从美国访问回来的科学家钱伟长。在钱伟长那里,赵梓森得知美国正在秘密发展光纤通信。这坚定了赵梓森研发属于中国自己的光纤通信的决心。1979年,在赵梓森和同事们的不懈努力下,武汉邮科院拉出了中国第一条实用光纤。至此,赵梓森“玩”出了一个“光纤之父”的头衔。
“再难也不能放弃”
“光纤之父”是“玩”出来的不假,但可别就此以为赵梓森的成功是信手拈来的。在最初接手光纤通信的项目时,困难远远超过了想象。绝大多数人不知道也不相信光纤-玻璃丝可以通信。然而,和很多科学家一样,赵梓森有着一股钻劲和韧劲,一旦确立了目标就绝不放弃。
“文革”期间,想了解外国情况根本不可能,更别谈到国外去借鉴学习了,赵梓森只能跑到湖北省图书馆寻求信息。“图书馆里只有一本资料,全英文版。当时的大学不学英语,我通过自学勉强能看懂资料。可是图书不能外借,更没有复印机这样先进的东西了,只能一页一页手抄之后带回去给同伴讲解。”回忆起当时的困难,赵梓森记忆犹新。
“除了信息的闭塞外,原材料的缺乏也给当时的研究造成不少困难。做玻璃丝得有四氯化硅这种原材料,但国内没有,又不能去国外买,只能自己制作。不仅要做四氯化硅,还要制作做四氯化硅的仪器,仪器做成还需有测试成功与否的测试仪器、激光器、探测器、通讯机等。”重重困难让很多人望而却步,却没有动摇赵梓森钻研科学的韧劲。他找武汉大学化学系教授帮忙,绞尽脑汁地用蒸馏法、吸附法⋯⋯一切能用的办法都被赵梓森用上了。
现在的项目研究,往往是国家拨款单位支持,大家千方百计地保证项目的顺利。但在那个特殊的年代,赵梓森面临的最大难题是很多人不相信能做出光导纤维。没有金钱支持,没有领导重视,几乎一切都从零开始,甚至还常有人设置障碍,但这并没有影响他搞研究的决心。
除了这些困难之外,光纤通信的研究条件也十分艰苦。很多研制过程都有毒、有危险,需要冒着极大的风险。有一次做激光实验时,一次意外差点冲瞎了他的眼睛,他被紧急送进医院抢救;还有一次实验,赵梓森遇到了氢气回火爆炸,幸好有保护装置,才没有生命危险。“实验室就好比战场一样,一时不慎就随时都有生命的危险。”但是赵梓森挺过来了, “科学研究不是个轻松活儿,但再难也不能放弃!”
在赵梓森的领导下,光纤通信研究一步步取得了成功。1979年,中国的第一条实用光纤在武汉邮科院诞生。这个历史性的诞生凝结着赵梓森无数晶莹的汗水和艰辛的努力,也让赵梓森成为中国光纤通信领域公认的开拓者,中国“光纤之父”的称号由此流传开来。但是赵梓森并不喜欢这样的头衔,更愿意归功于别人。“那是我们很多同事一起经历过无数次艰难险阻做出来的成绩,功劳是大家的。”
“副业”多多的“老顽童”
好奇与探究的天性不仅让赵梓森在科学上取得了成功,而且让他的业余生活丰富多彩。几乎每个认识他的人都慨叹,这位“贪玩”快乐的老人,简直就是金庸笔下那个武功盖世而又童心未泯的“老顽童”。
2005年光博会上,赵梓森应邀做光纤通信报告。在台上他一点鼠标,投影银幕上弹出一个让观众垂涎三尺的画面———热气腾腾的盛满蹄花的大碗。台下顿时笑成一片。风趣的赵梓森想借此表达,光纤到户不仅需要光纤带宽这个空碗,更需要像蹄花肉这样实实在在的内容。也即尽管光纤入户能带来诸多好处,但目前由于缺少光纤播放需要的高清晰节目,光纤与普通宽带相比没有太大优势。这样浅显的解释,让不懂光纤的观众也听得津津有味。而他的机智诙谐,更曾在很多场合令人捧腹不已,以致中国杂技家协会主席夏菊花建议他去当相声演员。
赵梓森弹出的三维画面是亲手做的,堪称专业水准。“画个碗太简单了,米老鼠也是小菜一碟。”在赵梓森的电脑里,保留着青少年时代大量的得意之作。无论是工人素描、劳动模范速写、卡通画,还是水彩画、油画和雕刻,丝毫不逊色于大学美术专业学生的习作。而接触到时髦的三维动画,缘于在复旦大学教书的弟弟有次提到三维动画中立体人头最难画,人头中又属耳朵最难画,这激起了赵梓森的兴趣。经过研究,他认为难画的原因是当时使用的软件3DS不便于修改,于是引入autoCAD与之结合,一个月后画出了惟妙惟肖的三维人头,连耳廓里细微的脉络都清晰可见,让人佩服不已。
小提琴也是赵梓森的“副业”之一。“你看我脖子上凸起的茧块,就是常年拉小提琴拉的。”赵梓森指着脖子笑着对我说。年少时的赵梓森爱好小提琴,且琴技不俗。他常说,拉小提琴可以陶冶情操,更能锻炼意志。而这种坚持的毅力与科学研究的韧劲是相通的。直到现在,住在邮科院社区的邻居们,每天都能听到他家传出的悠扬琴声。
2008年奥运火炬传递到武汉时,赵梓森看着电视上的奥运火炬,突发奇想,决定自己也要当回奥运火炬手。他做了个与真火炬同样大小的硬纸片火炬,里面装上了小风扇、红色发光管与塑料条,远看就像真火炬一样。他还印了件祥云图案的文化衫穿在身上,举着自做的火炬在小区院子里喜滋滋地照了张相。“我是冒牌火炬手。”照片上,这位年近八旬的“老顽童”看上去十分可爱。
闲不住的快乐老人
与赵梓森说话,总能感觉到他充满了活力。“在院里,我们常常看到赵老忙碌的身影。他说话做事总是风风火火,一刻也闲不下来。”武汉邮科院的人这样形容赵梓森。
从武汉电信学校的教师,到武汉邮电学院的讲师;从武汉邮科院研究室副主任,到武汉邮科院副院长兼总工程师,几十年来,赵梓森成为了武汉邮科院的一面旗帜。退居二线后,赵梓森仍然兢兢业业地坚守在岗位上,担任高级技术顾问,参与院发展规划的审定,为院里的科研把关。赵梓森说:“我从不喜欢无所事事地闲着。如果每天都在学,每天都有一点点进步,多年积累下来,水平就会很高。”
光纤通信技术是世界新技术革命的重要标志,这一领域的人才一直十分抢手。冲着“中国光纤之父”的名头,国外曾有不少人欲高薪聘请赵梓森出国研究,都被他婉言谢绝了。因为他要将自己的一生所学奉献给祖国。赵梓森说,因为国家及省市领导给予了他极大的荣誉,更因为他离不开与他一起走过艰辛历程的同事们,这种同甘共苦的经历和情谊弥足珍贵。所以,他愿意终生奋斗在武汉邮科院的工作岗位上。
赵梓森今年已经80岁了,但是工作日程仍然安排得满满的:参与审定院科研发展规划和科研检查,做学术报告和讲学,参加国际会议和学术交流⋯⋯整天忙得不亦乐乎。就在我结束采访的第二天,赵梓森又要应天津市科委之邀,飞往天津做学术报告了。我请他多注意休息,赵梓森却笑呵呵地说,一切的忙碌都源于他心底对科学的那份热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