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T商业新闻网：华为还差最后一口气
发布时间：2010-11-09 14:49:32 热度：1525
11/9/2010，不过现在又另当别论了，中国电信市场高增长的时代已经过去，印度已经取而代之，而中国公司的攻城略地又是那么来势汹汹，于是西方公司不但能够、而且可以发动反制战争了。可以预见，随着中国公司（尤其是华为）的份额不断上升，它遇到的抵抗也更加复杂和有力，而其中经常的抵抗则来自两个方面：一是知识产权（很多可能都是陈年旧账），一是国家安全（背后其实是西方设备商的政治游说力量）。
这几天又有消息：美国运营商Sprint Nextel以“国家安全”为由，将华为和中兴排除在一个“数十亿美元”的订单之外——虽然两家公司的出价比阿朗、爱立信和三星低。这一点都不意外，类似的干扰将成为一种常态，比如不久前就有欧洲对两家公司的数据卡进行反倾销调查，摩托罗拉起诉华为通过摩托罗拉的前雇员“窃取”它的知识产权（其起诉的事实发生在很多年前），甚至谁又能说两家公司之前在印度遭遇到的封杀不是西方势力游说的结果？
导致这种局面的深层原因是：一是过去中国公司的竞争能力主要是在成本和价格层面的，而且主要在边缘产品和客户，而近两年以华为为代表则开始向西方公司的核心地带即核心产品和客户挺进，技术的差距也大幅缩小甚至在新技术方面开始领先；另一方面则是更深层次的，过去中国市场快速发展，是西方设备商最主要的盈利来源地之一，如果它们在全球发动对华为和中兴的专利或安全战争，则中国公司很可能在中国发动反制——两家公司都在中国申请了大量的专利，政治上（进而是安全上的）的筹码也不会少——从而使西方公司的中国业务受到沉重打击，对于作为上市公司、受短期盈利推动的西方设备商而言，这一风险是难以承受的，它们便只好暂时忍了（如果不是这样，思科当年对华为是绝不会那么轻易和解的）。
不过现在又另当别论了，中国电信市场高增长的时代已经过去，印度已经取而代之，而中国公司的攻城略地又是那么来势汹汹，于是西方公司不但能够、而且可以发动反制战争了。可以预见，随着中国公司（尤其是华为）的份额不断上升，它遇到的抵抗也更加复杂和有力，而其中经常的抵抗则来自两个方面：一是知识产权（很多可能都是陈年旧账），一是国家安全（背后其实是西方设备商的政治游说力量）。
可以说，中国公司要进一步提升自己，就必须在欧美（特别是美国）主流市场获得关键性的突破，而这是一个难度极高的挑战——它扎根于西方社会对中国在文化层面上的不信任和不认同，这才是两家公司真正跻身全球顶级公司殿堂前所必须接上的最后一口气（只不过在某种程度上，由于华为比中兴要成功得多，也更容易成为西方公司“复仇”的对象，因此华为即将面临的干扰可能比中兴还要严酷一些）。在拙作《逆流而上——中兴通讯在行业冬天中的崛起》的第171页有这样一段话，可以作为对这种状况的写照：
“在美国主流社会对中国制造的看法彻底扭转之前，它们（华为和中兴）在美国恐怕都很难有真正的突破——这是一座比市场和技术本身更难以逾越的高山。自从中兴进入美国以来，尽管市场上屡有斩获，但在改变美国人的观念方面仍然进展缓慢，一切都只比孙枕戈（中兴前美国公司CEO）刚刚到这里时稍微好转，那时，媒体、政府甚至FBI都对中国公司能否搞高科技表示怀疑，许多人以各种借口要求参观中兴实验室，实际上是希望在实验室看到中兴的研究者正在分解北电、摩托罗拉等厂商的设备、复制技术。”
这几天又有消息：美国运营商Sprint Nextel以“国家安全”为由，将华为和中兴排除在一个“数十亿美元”的订单之外——虽然两家公司的出价比阿朗、爱立信和三星低。这一点都不意外，类似的干扰将成为一种常态，比如不久前就有欧洲对两家公司的数据卡进行反倾销调查，摩托罗拉起诉华为通过摩托罗拉的前雇员“窃取”它的知识产权（其起诉的事实发生在很多年前），甚至谁又能说两家公司之前在印度遭遇到的封杀不是西方势力游说的结果？
导致这种局面的深层原因是：一是过去中国公司的竞争能力主要是在成本和价格层面的，而且主要在边缘产品和客户，而近两年以华为为代表则开始向西方公司的核心地带即核心产品和客户挺进，技术的差距也大幅缩小甚至在新技术方面开始领先；另一方面则是更深层次的，过去中国市场快速发展，是西方设备商最主要的盈利来源地之一，如果它们在全球发动对华为和中兴的专利或安全战争，则中国公司很可能在中国发动反制——两家公司都在中国申请了大量的专利，政治上（进而是安全上的）的筹码也不会少——从而使西方公司的中国业务受到沉重打击，对于作为上市公司、受短期盈利推动的西方设备商而言，这一风险是难以承受的，它们便只好暂时忍了（如果不是这样，思科当年对华为是绝不会那么轻易和解的）。
不过现在又另当别论了，中国电信市场高增长的时代已经过去，印度已经取而代之，而中国公司的攻城略地又是那么来势汹汹，于是西方公司不但能够、而且可以发动反制战争了。可以预见，随着中国公司（尤其是华为）的份额不断上升，它遇到的抵抗也更加复杂和有力，而其中经常的抵抗则来自两个方面：一是知识产权（很多可能都是陈年旧账），一是国家安全（背后其实是西方设备商的政治游说力量）。
可以说，中国公司要进一步提升自己，就必须在欧美（特别是美国）主流市场获得关键性的突破，而这是一个难度极高的挑战——它扎根于西方社会对中国在文化层面上的不信任和不认同，这才是两家公司真正跻身全球顶级公司殿堂前所必须接上的最后一口气（只不过在某种程度上，由于华为比中兴要成功得多，也更容易成为西方公司“复仇”的对象，因此华为即将面临的干扰可能比中兴还要严酷一些）。在拙作《逆流而上——中兴通讯在行业冬天中的崛起》的第171页有这样一段话，可以作为对这种状况的写照：
“在美国主流社会对中国制造的看法彻底扭转之前，它们（华为和中兴）在美国恐怕都很难有真正的突破——这是一座比市场和技术本身更难以逾越的高山。自从中兴进入美国以来，尽管市场上屡有斩获，但在改变美国人的观念方面仍然进展缓慢，一切都只比孙枕戈（中兴前美国公司CEO）刚刚到这里时稍微好转，那时，媒体、政府甚至FBI都对中国公司能否搞高科技表示怀疑，许多人以各种借口要求参观中兴实验室，实际上是希望在实验室看到中兴的研究者正在分解北电、摩托罗拉等厂商的设备、复制技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