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周报：任正非缔造“狼性华为”
发布时间：2010-09-25 08:44:30 热度：1484
9/25/2010，本报记者 李瀛寰，若问当今中国最神秘的企业家是谁，答案差不多都会指向一个人：华为公司总裁任正非。
任正非已经成为业界的传奇，最让记者头疼不已的是，任正非从来不接受记者的正式采访，虽然有几次任正非被记者“逮到”，不得已说了几句话，但那明显不是任正非的“真正意愿”。
由于处世低调，任正非被媒体称为神秘人物，其个人公开资料甚少，有关任正非的故事更多的是来源于《华为人报》，这个华为对外的窗口。
就是这样一个神秘低调的企业家，却是华为的真正缔造者。
任正非其人
某一个风和日丽的下午，华为公司，两个女职员在电梯里抱怨着公司财务制度上的一点小问题。她们注意到电梯里还有一个面貌敦厚的长者，但她们当时并没有当回事，因为这个人太普通了。
这两个女职员第二天被告知，她们所抱怨的那个问题已经解决。她们惊问为什么，对方告诉她们，任总亲自打来电话，云云。她们此时惊呆了。
这类有关任正非的故事，或者称之为坊间传言，在业界还有很多很多。在华为内部，在记者就这个故事的真伪采访一些员工时，他们认为，真实性很高，因为任总就是这样的人，只不过，正是因为这类故事的流传，也让这类故事发生的可能性不断降低。
任正非，1944年出生，大学文化，1978年从部队转业，1988年创办深圳华为技术有限公司，现任华为技术有限公司总裁。
19岁时，任正非考上了重庆建筑工程学院（现并入重庆大学）。还差一年毕业的时候，“文化大革命”开始了。父亲被关进了牛棚，任正非回到老家看望父母，父亲让他快回学校去。临走，父亲叮嘱：“记住知识就是力量，别人不学，你要学，不要随大流。”
据任正非回忆，回到重庆，已经是“枪林弹雨的环境”。但是，他硬是不为所动，把电子计算机、数字技术、自动控制等课程自学完。由于结交了一些西安交大的老师，这些老师经常给他一些油印的书看。他自学了三门外语，当时已到可以阅读大学课本的程度。
事实证明，在日后的若干年里，任正非知识的渊博，见解之独到，在他的讲话中可以体现为旁征博引、一针见血，华为人都深有感触。
对于受过大学教育的任正非来说，选择从军也许是最现实的选择，而后来任正非进入军方的研究单位则是最佳的选择。
可以说，任正非的性格特征与这段军旅生涯密切相关。在部队里，任正非养成了宠辱不惊的心态。44岁时，任正非成立了华为公司。随后的22年里，任正非就干了一件事，发展华为。
在华为的历史中，任正非雷厉风行的军人性格有着太多的故事。任正非一向说话直来直去，态度有些显得暴躁和不留情面。据说在华为某次中层干部会议上，任正非对财务总监说：“你的长进非常大”，而下半句却是，“从水平特别差变成比较差！”
偏执狂才能生存
电信是一个竞争残酷的行业，世界上任何电信公司不是发展，就是灭亡，没有第三条路可走。华为同样如此，没有退路，要生存，就得发展。
在压力面前，任正非立下誓言：“处在民族通信工业生死存亡的关头，我们要竭尽全力，在公平竞争中自下而上发展，决不后退、低头”；“不被那些实力雄厚的公司打倒”；“十年之后，世界通信行业三分天下，华为将占一分”。带着这些信念，任正非的管理显得强硬甚至几近偏执。
任正非的军人血统融进了骨子里，他经常和员工讲毛泽东、邓小平，谈论三大战役、抗美援朝，而且讲得群情激昂。他讲到，在战场上，军人的使命是捍卫国家主权的尊严；在市场上，企业家的使命则是捍卫企业的市场地位。而现代商战中，只有技术自立，才是根本，没有自己的科研支撑体系，企业地位就是一句空话。因此，任正非选择了走技术自立，发展高新技术的实业之路。
这种传奇更多的是来源于一种反差。华为所打造的新锐的网络技术，所建立的是透明而现代化的企业总部，所追求的是高度竞争的企业文化，但任正非却用中国最传统的方式管理华为。革命化的团结大动员、唱军歌式的管理模式在华为是一种有趣的特殊现象。
事实上，华为就是任正非，而任正非就是华为，正如“文如其人”一样，企业也如其创始人。
经历了多次大环境起伏，任正非对危机特别警觉，在管理理念中也略带“血腥”，认为做企业就是要培养一批狼。因为狼有让自己活下去的三大特性，一是敏锐的嗅觉，二是不屈不挠、奋不顾身的进攻精神，三是群体奋斗。任正非还有些“狡猾”，他不满足于只像狼，而是要求华为的每个部门都要有一个狼狈组织计划，既要有进攻性的狼，又要有精于算计的狈。
或许正是这些凶悍的企业文化，使华为成为连跨国巨头都寝食难安的一匹“土狼”。
作为华为的最高领导，任正非讲究“官兵平等”，就连华为的高层领导也不设专车，在公司吃饭和看病要和员工一样排队，付同样的费用。军人风格在对华为的管理上更是表现得淋漓尽致。
创业初期的华为，每个员工的桌子底下都放有一张垫子，就像部队的行军床。除了供午休之外，更多是为员工晚上加班加点工作时睡觉用。这种做法后来被华为人称作“垫子文化”。
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有一次华为在深圳体育馆召开一个6000人参加的大会，要求保持会场安静和整洁。历时4个小时之中，没有响一声呼机或手机。散会后，会场的地上没有留下一片垃圾，干干净净。
在华为的《基本法》中，字里行间更渗透着任正非的性格。在《华为公司基本法》开篇，核心价值观第二条就做了如此描述：“为了使华为成为世界一流的设备供应商，我们将永不进入信息服务业。通过无依赖的市场压力传递，使内部机制永远处于激活状态。”
在华为内部，任正非还有一篇叫“企业不能穿上红舞鞋”的演讲。在任正非眼里，红舞鞋虽然很诱人，就像电信产品之外的利润，但是企业穿上它就脱不了，只能在它的带动下不停地舞蹈，直至死亡。因此任正非以此告诫下属要经受住其他领域丰厚利润的诱惑，不要穿红舞鞋，要做老老实实的“庄稼汉”。
神秘企业家的“高调”
从1987年任正非创办华为至今，没有一家媒体正面地采访过任正非。人们所看到的只是电信设备制造市场上呼风唤雨的华为，而种种关于任正非和华为的评说大多是分析和猜测的结果，无可否认，任正非始终是华为沉默的核心推动者。
一直以来，任正非不但不响应外界对他及华为的批评，也不准华为员工出去和别人辩论。在任正非看来，华为不是上市公司，因此没有必要向公众披露自己不愿说的事情。
神秘如任正非，也有其高调之处，他会在任何可以“利用”的细节之处传递自己的理念。
在《华为人报》上发表的多篇文章已无须多言，这是华为员工理解老板的最佳窗口。而在华为的建设上，取名这样的小事，也是任正非主动要求的亲力亲为。
华为坂田基地有几条大道，“张衡路”、“祖冲之大道”，这些以中国古代科学家命名的道路就是任正非的想法。华为的员工基地之一的“百草园”，也是任正非取的名，而且不吝于让员工知道这一点。
任正非在取名的同时，也在传递自己的价值观和理念，并通过“高调”的方式，希望贯彻到华为每一个员工的心里。
“偏执狂才能生存”，这是安迪·葛鲁夫的名言，但是，对于华为来说，这句话同样适用。华为的一位员工说，任正非对管理的天才领悟来自他对人情世故、人心人性的深刻洞察，在他面前，你会觉得自己没有必要隐藏什么，因为那将是徒劳的。
任正非曾说过：“资源是会枯竭的，只有文化才会生生不息”。是这条无形的、生生不息的、充满思辨色彩的、不断升华不断完善的文化线，牵引着华为人走向成熟。
任正非已经成为业界的传奇，最让记者头疼不已的是，任正非从来不接受记者的正式采访，虽然有几次任正非被记者“逮到”，不得已说了几句话，但那明显不是任正非的“真正意愿”。
由于处世低调，任正非被媒体称为神秘人物，其个人公开资料甚少，有关任正非的故事更多的是来源于《华为人报》，这个华为对外的窗口。
就是这样一个神秘低调的企业家，却是华为的真正缔造者。
任正非其人
某一个风和日丽的下午，华为公司，两个女职员在电梯里抱怨着公司财务制度上的一点小问题。她们注意到电梯里还有一个面貌敦厚的长者，但她们当时并没有当回事，因为这个人太普通了。
这两个女职员第二天被告知，她们所抱怨的那个问题已经解决。她们惊问为什么，对方告诉她们，任总亲自打来电话，云云。她们此时惊呆了。
这类有关任正非的故事，或者称之为坊间传言，在业界还有很多很多。在华为内部，在记者就这个故事的真伪采访一些员工时，他们认为，真实性很高，因为任总就是这样的人，只不过，正是因为这类故事的流传，也让这类故事发生的可能性不断降低。
任正非，1944年出生，大学文化，1978年从部队转业，1988年创办深圳华为技术有限公司，现任华为技术有限公司总裁。
19岁时，任正非考上了重庆建筑工程学院（现并入重庆大学）。还差一年毕业的时候，“文化大革命”开始了。父亲被关进了牛棚，任正非回到老家看望父母，父亲让他快回学校去。临走，父亲叮嘱：“记住知识就是力量，别人不学，你要学，不要随大流。”
据任正非回忆，回到重庆，已经是“枪林弹雨的环境”。但是，他硬是不为所动，把电子计算机、数字技术、自动控制等课程自学完。由于结交了一些西安交大的老师，这些老师经常给他一些油印的书看。他自学了三门外语，当时已到可以阅读大学课本的程度。
事实证明，在日后的若干年里，任正非知识的渊博，见解之独到，在他的讲话中可以体现为旁征博引、一针见血，华为人都深有感触。
对于受过大学教育的任正非来说，选择从军也许是最现实的选择，而后来任正非进入军方的研究单位则是最佳的选择。
可以说，任正非的性格特征与这段军旅生涯密切相关。在部队里，任正非养成了宠辱不惊的心态。44岁时，任正非成立了华为公司。随后的22年里，任正非就干了一件事，发展华为。
在华为的历史中，任正非雷厉风行的军人性格有着太多的故事。任正非一向说话直来直去，态度有些显得暴躁和不留情面。据说在华为某次中层干部会议上，任正非对财务总监说：“你的长进非常大”，而下半句却是，“从水平特别差变成比较差！”
偏执狂才能生存
电信是一个竞争残酷的行业，世界上任何电信公司不是发展，就是灭亡，没有第三条路可走。华为同样如此，没有退路，要生存，就得发展。
在压力面前，任正非立下誓言：“处在民族通信工业生死存亡的关头，我们要竭尽全力，在公平竞争中自下而上发展，决不后退、低头”；“不被那些实力雄厚的公司打倒”；“十年之后，世界通信行业三分天下，华为将占一分”。带着这些信念，任正非的管理显得强硬甚至几近偏执。
任正非的军人血统融进了骨子里，他经常和员工讲毛泽东、邓小平，谈论三大战役、抗美援朝，而且讲得群情激昂。他讲到，在战场上，军人的使命是捍卫国家主权的尊严；在市场上，企业家的使命则是捍卫企业的市场地位。而现代商战中，只有技术自立，才是根本，没有自己的科研支撑体系，企业地位就是一句空话。因此，任正非选择了走技术自立，发展高新技术的实业之路。
这种传奇更多的是来源于一种反差。华为所打造的新锐的网络技术，所建立的是透明而现代化的企业总部，所追求的是高度竞争的企业文化，但任正非却用中国最传统的方式管理华为。革命化的团结大动员、唱军歌式的管理模式在华为是一种有趣的特殊现象。
事实上，华为就是任正非，而任正非就是华为，正如“文如其人”一样，企业也如其创始人。
经历了多次大环境起伏，任正非对危机特别警觉，在管理理念中也略带“血腥”，认为做企业就是要培养一批狼。因为狼有让自己活下去的三大特性，一是敏锐的嗅觉，二是不屈不挠、奋不顾身的进攻精神，三是群体奋斗。任正非还有些“狡猾”，他不满足于只像狼，而是要求华为的每个部门都要有一个狼狈组织计划，既要有进攻性的狼，又要有精于算计的狈。
或许正是这些凶悍的企业文化，使华为成为连跨国巨头都寝食难安的一匹“土狼”。
作为华为的最高领导，任正非讲究“官兵平等”，就连华为的高层领导也不设专车，在公司吃饭和看病要和员工一样排队，付同样的费用。军人风格在对华为的管理上更是表现得淋漓尽致。
创业初期的华为，每个员工的桌子底下都放有一张垫子，就像部队的行军床。除了供午休之外，更多是为员工晚上加班加点工作时睡觉用。这种做法后来被华为人称作“垫子文化”。
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有一次华为在深圳体育馆召开一个6000人参加的大会，要求保持会场安静和整洁。历时4个小时之中，没有响一声呼机或手机。散会后，会场的地上没有留下一片垃圾，干干净净。
在华为的《基本法》中，字里行间更渗透着任正非的性格。在《华为公司基本法》开篇，核心价值观第二条就做了如此描述：“为了使华为成为世界一流的设备供应商，我们将永不进入信息服务业。通过无依赖的市场压力传递，使内部机制永远处于激活状态。”
在华为内部，任正非还有一篇叫“企业不能穿上红舞鞋”的演讲。在任正非眼里，红舞鞋虽然很诱人，就像电信产品之外的利润，但是企业穿上它就脱不了，只能在它的带动下不停地舞蹈，直至死亡。因此任正非以此告诫下属要经受住其他领域丰厚利润的诱惑，不要穿红舞鞋，要做老老实实的“庄稼汉”。
神秘企业家的“高调”
从1987年任正非创办华为至今，没有一家媒体正面地采访过任正非。人们所看到的只是电信设备制造市场上呼风唤雨的华为，而种种关于任正非和华为的评说大多是分析和猜测的结果，无可否认，任正非始终是华为沉默的核心推动者。
一直以来，任正非不但不响应外界对他及华为的批评，也不准华为员工出去和别人辩论。在任正非看来，华为不是上市公司，因此没有必要向公众披露自己不愿说的事情。
神秘如任正非，也有其高调之处，他会在任何可以“利用”的细节之处传递自己的理念。
在《华为人报》上发表的多篇文章已无须多言，这是华为员工理解老板的最佳窗口。而在华为的建设上，取名这样的小事，也是任正非主动要求的亲力亲为。
华为坂田基地有几条大道，“张衡路”、“祖冲之大道”，这些以中国古代科学家命名的道路就是任正非的想法。华为的员工基地之一的“百草园”，也是任正非取的名，而且不吝于让员工知道这一点。
任正非在取名的同时，也在传递自己的价值观和理念，并通过“高调”的方式，希望贯彻到华为每一个员工的心里。
“偏执狂才能生存”，这是安迪·葛鲁夫的名言，但是，对于华为来说，这句话同样适用。华为的一位员工说，任正非对管理的天才领悟来自他对人情世故、人心人性的深刻洞察，在他面前，你会觉得自己没有必要隐藏什么，因为那将是徒劳的。
任正非曾说过：“资源是会枯竭的，只有文化才会生生不息”。是这条无形的、生生不息的、充满思辨色彩的、不断升华不断完善的文化线，牵引着华为人走向成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