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企业家：中兴买单印度“门禁证”背后的尴尬
发布时间：2010-08-19 15:08:52 热度：1312
8/19/2010，中兴终归得以再续与印度电信公司的采购合同，僵持时长将近8个月。
中兴为这张“门禁证”付出的代价，是向印度政府所控制的第三方机构公布其源代码及设计细节。鉴于这些资料涉及知识产权与商业机密，中兴的率先妥协，从而成为首家通过印度这一对电信设备进口商苛刻规定的公司，正可谓损失巨大。
不过，这仅是刚刚开始。步随近期国际电信市场上针对中国电信制造商的一系列异动之举，这种“壁垒”情绪当下已经蔓延至印度这一中国电信设备商的昔日重地。鉴于这块全球设备巨头必争之地对于中国设备商的重要性，我们有必要思考中兴、华为在全球化布局这块“短板”背后的深层原因所在——或许从一开始，中国就没有领会印度政府的真正意图，从而“表错情”?
不容忽视，印度运营商考虑到全球3G运营都没有盈利的先例，同时本土电信设备商无论在规模还是技术上还是形同鸡肋，在单纯经济意义上，多年来均或明或暗的站在中国设备商一方。
此次印度电信部出具如此苛刻的准入政策，也无非是在本土运营商强烈抗议下的无奈之举。早些时间，印度政府曾以“间谍”、“恶意”软件为由禁止印度通信企业进口26家外国电信商的设备，其中25家为中兴、华为等中国电信设备商。电信部基于强压，遂将“安全”隐患转嫁于电信运营商：提供电信技术认证和设备检测的厂商亦获准进入，但若发生安全问题，设备供应商和采用该设备的电信运营商都将面临巨额处罚，罚金为签署设备合同金额的100%。
转嫁演变为“杀手锏”，印度本土运营商在与政府的博弈中即刻静若寒蝉，中兴被迫就范，而爱立信、诺西、阿朗等欧美设备商在西方商业团体的干预下，依旧仅需出具自我认证即可。在过去8个月中，中兴、华为等中国设备商在印度达成的供应合同几乎为零，而西方设备商按照旧的安全规定依旧畅通无阻于印度“壁垒”之下。
与之相较，面对国际化征途中的壁垒，中兴、华为所采取的“自力更生”或许只是一厢情愿，将付出更多的代价。据消息透露，华为、中兴此前曾希冀借助在印度建立生产线，以打消印度政府基于安全因素的顾虑，该申请最终亦无疾而终。
“显然，华为、中兴没有按照印度政府的意图去做——他们需要的是产业兴国，而非解决就业，他们需要的是合资而非独资企业——这是造成屡屡碰壁的原因之一。”商务部印度经济研究专家吴东华此前在其博客中分析。
吴东华认为，华为中兴在印度实则发生了战略性失误：企业海外战略仅仅从生产层面，而非政府政策层面。他给出的方案是，华为中兴应该出资与印度当地国企成立电信运营商合资公司，然后开独立公司，这样，华为中兴的处境就会大为改善。
印度现为全球第二大移动市场，得益于与国际巨头成立当地合资子公司。爱立信印度成立于1992年，虽然目前为爱立信的全资子公司，不过在最初建立时乃爱立信与拉贾斯坦邦的Jiwarajka集团合资而成;诺西在今年一季度之所以赢得印度3个邦的无线核心网络管理合同，得益于与印度巴帝电信(Bharti Airtel)签订的4年期网络部署管理合同，此外，亦与塔塔电信(Tata Teleservices)、Unitech Wireless等诸多运营商有着设备领域的合作;美国手机芯片制造商高通则于不久前证实，正在同印度Global Holding和Tulip Telecom在当地组建无线宽带服务合资企业。
诚然，印度移动通讯市场在过去几年中得以成为中兴十二大海外布局中唯一一块单一国家区域、并实现快速成长，得益其价格低廉与进攻性营销优势。不过，这对于印度政府分羹国际3G市场、迅速补充本土产业短板并不使力。“政府将其视为一种威胁，同时对于外包还缺乏信任。在涉及国家安全和商业、产业利益的问题上，印度政府也不会客气。”通信业专家项立刚对《中国企业家》表示。
在痛惜中兴为印度“门禁证”被迫付出代价的同时，不妨换一个角度看待中国设备商海外扩张连遭“暗算”背后的症结所在。从产业配套产业链、产业环境层面去揣测对方政府的意图、需求，亦是一种商业逻辑。
中兴为这张“门禁证”付出的代价，是向印度政府所控制的第三方机构公布其源代码及设计细节。鉴于这些资料涉及知识产权与商业机密，中兴的率先妥协，从而成为首家通过印度这一对电信设备进口商苛刻规定的公司，正可谓损失巨大。
不过，这仅是刚刚开始。步随近期国际电信市场上针对中国电信制造商的一系列异动之举，这种“壁垒”情绪当下已经蔓延至印度这一中国电信设备商的昔日重地。鉴于这块全球设备巨头必争之地对于中国设备商的重要性，我们有必要思考中兴、华为在全球化布局这块“短板”背后的深层原因所在——或许从一开始，中国就没有领会印度政府的真正意图，从而“表错情”?
不容忽视，印度运营商考虑到全球3G运营都没有盈利的先例，同时本土电信设备商无论在规模还是技术上还是形同鸡肋，在单纯经济意义上，多年来均或明或暗的站在中国设备商一方。
此次印度电信部出具如此苛刻的准入政策，也无非是在本土运营商强烈抗议下的无奈之举。早些时间，印度政府曾以“间谍”、“恶意”软件为由禁止印度通信企业进口26家外国电信商的设备，其中25家为中兴、华为等中国电信设备商。电信部基于强压，遂将“安全”隐患转嫁于电信运营商：提供电信技术认证和设备检测的厂商亦获准进入，但若发生安全问题，设备供应商和采用该设备的电信运营商都将面临巨额处罚，罚金为签署设备合同金额的100%。
转嫁演变为“杀手锏”，印度本土运营商在与政府的博弈中即刻静若寒蝉，中兴被迫就范，而爱立信、诺西、阿朗等欧美设备商在西方商业团体的干预下，依旧仅需出具自我认证即可。在过去8个月中，中兴、华为等中国设备商在印度达成的供应合同几乎为零，而西方设备商按照旧的安全规定依旧畅通无阻于印度“壁垒”之下。
与之相较，面对国际化征途中的壁垒，中兴、华为所采取的“自力更生”或许只是一厢情愿，将付出更多的代价。据消息透露，华为、中兴此前曾希冀借助在印度建立生产线，以打消印度政府基于安全因素的顾虑，该申请最终亦无疾而终。
“显然，华为、中兴没有按照印度政府的意图去做——他们需要的是产业兴国，而非解决就业，他们需要的是合资而非独资企业——这是造成屡屡碰壁的原因之一。”商务部印度经济研究专家吴东华此前在其博客中分析。
吴东华认为，华为中兴在印度实则发生了战略性失误：企业海外战略仅仅从生产层面，而非政府政策层面。他给出的方案是，华为中兴应该出资与印度当地国企成立电信运营商合资公司，然后开独立公司，这样，华为中兴的处境就会大为改善。
印度现为全球第二大移动市场，得益于与国际巨头成立当地合资子公司。爱立信印度成立于1992年，虽然目前为爱立信的全资子公司，不过在最初建立时乃爱立信与拉贾斯坦邦的Jiwarajka集团合资而成;诺西在今年一季度之所以赢得印度3个邦的无线核心网络管理合同，得益于与印度巴帝电信(Bharti Airtel)签订的4年期网络部署管理合同，此外，亦与塔塔电信(Tata Teleservices)、Unitech Wireless等诸多运营商有着设备领域的合作;美国手机芯片制造商高通则于不久前证实，正在同印度Global Holding和Tulip Telecom在当地组建无线宽带服务合资企业。
诚然，印度移动通讯市场在过去几年中得以成为中兴十二大海外布局中唯一一块单一国家区域、并实现快速成长，得益其价格低廉与进攻性营销优势。不过，这对于印度政府分羹国际3G市场、迅速补充本土产业短板并不使力。“政府将其视为一种威胁，同时对于外包还缺乏信任。在涉及国家安全和商业、产业利益的问题上，印度政府也不会客气。”通信业专家项立刚对《中国企业家》表示。
在痛惜中兴为印度“门禁证”被迫付出代价的同时，不妨换一个角度看待中国设备商海外扩张连遭“暗算”背后的症结所在。从产业配套产业链、产业环境层面去揣测对方政府的意图、需求，亦是一种商业逻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