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球华报：反思西方的新闻中立
发布时间：2008-04-06 09:58:07 热度：861
不支持该视频4/4/2008，
嘉宾介绍：
赵月枝：西门菲莎大学传播学院加拿大国家研究教授，全球媒体监测与分析实验室主任，曾任海外中华传播学会学术研究主席。主要研究领域为传播理论、传媒政治经济学、全球化与国际传播、新闻媒介分析与批评。有7本有关中外传播的专著和编著，是传播学研究中有成就的华人学者之一。
丁果：加拿大资深媒体人及时事评论员，电视新闻监制及节目主持人，《环球华报》等多家媒体的专栏作家，《亚洲周刊》特约记者。言论素以大胆直接，一针见血著称。其言论制造出不少“粉丝”，也引来了不少与其争个脸红耳热的读者。
“三一四”西藏暴动事件震惊中外，西方几大主要媒体对事件的报道，也引起人们的争议。上周末，加拿大四大城市都有不同形式的示威集会或游行，表达对西方部分媒体不真实、不客观报道的强烈不满。活动过后，不少人都在作深层次的思考，剖析事件发生的原因，希望为最终解决西藏问题提出建设性的思想。本报特别请来本地两位媒体问题的专家，与读者分享他们的深度分析。
西方媒体向有偏见
《环球华报》：西方媒体对这次“三一四”西藏暴动事件的报道，在华人社区引起了很大的反弹。有人认为，西方几家知名媒体，如CNN、BBC、《华盛顿邮报》、CTV等，在报道西藏事件时，存有“张冠李戴”、“移花接木”、“无中生有”等不真实的报道。两位对这种现象有什么看法？
赵月枝：西方媒体在这次新闻报道过程中有些过分，尤其是照片的处理方面。不过，我个人根本不觉得奇怪，也没有什么好震惊的。因为，西方，尤其是美国媒体对国际事件的报道从来都是有自己的意识形态和政治倾向性的。
西方媒体的报道原则是由国家利益、主流意识形态、商业利益和记者作为遗产阶层自身的社会利益决定的。在其主流意识形态和议会政治框架内，客观性是存在的，但超越国家利益和意识形态的客观性是没有的。比如，西方媒体从来就没有宣称对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保持客观和中立。在对内和对外报道中，西方媒体对客观性的运用也有双重标准。有一位西方广播公司驻北京记者曾经明确对我说，他们在对外新闻上，对客观性的要求比对内报道宽松。
丁果：西方媒体在西藏事件这样类似题材的报道中，一定会加入自己的价值观，不可能是纯粹的事实陈述。因为事件本身就有传统与现代化、宗教与世俗化、暴力与正义性的矛盾冲突，更重要的是，事件的报道与达赖喇嘛本身有关，经过50年来的经营和形象塑造，达赖喇嘛已经对西方媒体本身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北京应该重视这种影响。
《环球华报》：那么，人们应该怎样看待媒体的客观性问题呢？
赵月枝：在西方学者中有一个共识，就是媒体的客观性越来越削弱了。这是因为传媒的垄断程度越来越高，新闻被边缘化和煽情化了，更多地为大财团的商业利益服务了。而为了控制成本，不少媒体裁减驻外记者站，也令对外报道的份量和质量减低。
丁果：客观性就是迎合社会上的最大共识。另外，多元就是客观；不同就是客观；变化就是客观。相反，垄断话语权就失去了媒体的客观性。
华人对媒体认识不足
《环球华报》：两位你对中国网民、海外中国留学生及华侨华人的反弹如何看待？
赵月枝：他们的反应是非常自然的，因为他们一直以来把西方媒体理想化了。这些理想化部分是来自于对中国媒体报道的失望。与他们对西方媒体期望反差太大了，相互影响是关系。
西方关于西藏暴动的报道，对中国受众，尤其是自由派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是个震动，由此导致反思西方媒体客观性宣称的相对性和虚伪性的一面，令人欣慰，也为更深刻和全面理解西方新闻媒体与西方政治的本质提供了契机。
丁果：我们对西方媒体的客观性本来就期望过高，这种反弹显示出人们对西方媒体认识不够深入。
其实西方媒体有三大的原则：
一是美国1791年的宪法第一修正案，国会不能制定任何法律来“剥夺言论自由或出版自由”；二是媒体受市场制约，其报道只要有市场，就有公正性；三是对政府的任何压制是天然对立的，这是媒体的合法性问题，突显媒体第四权的独立性。
不过，这种反弹的声音不应该受到批评，它也是多元化的其中一种声音。你同意也好，不同意也好，人们有权力表达他们的不同声音，而且是在体制下进行的。但这种反弹在主流社会客观上带来的正面和反面的效果是可以讨论的，包括对华人在海外的地位，对中国在崛起的过程中与西方的互动等方面的影响。因为我们在这次事件中发现，西方媒体的报道几乎是一致的，这背后隐藏着西方主流民意的市场。这是我们不可忽视的。
激情过后，我们应该静下心来，认真地在深层次上研究西藏问题，提出更有建设性的看法，才是对西藏的真正贡献。
赵月枝：我要补充一点的是，在美国历史上，宪法第一修正案只是规定美国联邦国会不能订立限制新闻自由的法律，但并没有进一步限制各州的立法权力。也就是说，这个修正案针对的是联邦和州的分权问题。事实上，在那之后，美国一些州订立了规管新闻的法例。
西藏成为西方的精神寄托
《环球华报》：刚才丁果谈到西方媒体对西藏事件的报道很大部分与达赖喇嘛本人有关，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
赵月枝：正如我在《维系民主？西方政治与新闻客观性》一书中所说的，我们可以把新闻归为三类：第一类是共识类，如加拿大残障人士汉森坐轮椅环游世界，大家都认为是好的，报道时就不需要公正、客观、平衡的策略；第二类是合法争议类，如议会内政党之间的争议，报道时就需要平衡和客观，体现不同意见；第三类是异端类，如反战、对抗本国政府或与本国的主流思想相对抗的极端思想等。对被认为是西方主流价值以外的“异端类”报道对象，客观性原则也不适用。不过，什么事件归入哪一类，却又是主观的判断。
对于达赖喇嘛和西藏问题，西方都把它归到共识类，也就是说，他们认同达赖，所以并无客观性可言。
丁果：这也就是为什么在报道西藏事件时遇到问题，因为西方媒体将它归到共识类，不分左中右都站在达赖的一边。这就是“预设立场”了，另外，西方人历史上对西藏存有幻想的因素，对藏传佛教有“香格里拉”式的迷恋，这是人们在现代化生活当中焦虑的需要。由于，达赖在西方给人们的印象并不是一个政治领袖的角色，更多的是“心灵导师”的角色。已经深入到民意的基层中去，形成西方媒体深层的共识。这正是西藏问题的严重性，也显示出达赖喇嘛在西方经营的成功。
打破妖魔化的最佳途径
《环球华报》：有人说，西方媒体报道西藏事件的错误，部分原因是因为中国不开放媒体采访，你们认为这种说法有道理吗？
丁果：中国不开放对西藏的新闻采访，并不是媒体不客观报道的理由。当然，如果中国政府能够开放新闻自由，就能够占据舆论的道德制高点。其实，将真实的中国呈现给全世界，才是打破西方媒体对中国妖魔化报道的最好途径。
中国应该改变自卑和自大的心态，更有自信地面对世界。虽然不排除仍然有个别带有偏见的媒体刻意抹黑，但西方社会多元化的要求也会让其他媒体客观公正地报道事实的真相。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随着时间的推延，不实报道的市场会越来越萎缩。
藏独是全世界的灾难
《环球华报》：东西方对西藏经济发展与文化保存之间的关系存有很大的分歧，我们应该如何看待？
丁果：发展与保留传统本来就是一对矛盾。西藏的农奴制是历史的产物，上世纪50年代进藏解放农奴在历史上是正确的，当时改革的影响也不容忽视。西藏不能从中国分裂出去，否则中国的概念就不复存在了。西藏的分离，不仅是中国的灾难，也是世界的灾难。
发展是必然的，我不同意在西藏设立保留区，那样会步加拿大原住民的后尘，成为一个死化石，只能是一个供人观赏的图腾。我们必须为西藏注入活力，不能让藏人的生活边缘化。不能为了生活在现代化当中的西方人一年当中寻求精神寄托的十几天，而牺牲藏人的一辈子。
《环球华报》：达赖喇嘛一直是中国政府处理西藏问题的关键人物，两位对他有什么看法？
丁果：达赖喇嘛其实具有多面性，我们不能将其简单地视为一个政治符号。相反，近年来，他的政治符号色彩已经逐渐淡化。目前，藏青会等右翼已经公开表明不支持达赖的中间路线。
中国政府应该与达赖谈，谈判不是向达赖屈服，谈判是为了寻找双方的公约数和妥协的可能性；谈判是为了削弱藏青会的势力；谈判是为了防止外国势力插手。国共征战多年，先烈牺牲无数，双方尚可谈判，北京与达赖之间更有商谈的空间。
赵月枝：北京在处理西藏问题时，还需要注意是尽量避免汉人对藏人产生反感情绪，要让汉人了解藏文化的精华。汉人到西藏旅游时，也切忌用国际旅游者的猎奇眼光去看待西藏，否则，就成了新殖民主义者了。
西藏问题是中国的机会
《环球华报》：西藏问题确实十分复杂，你们觉得问题的症结在哪里？
赵月枝：西藏问题不仅是主权问题，也不是光中国要面对的议题，是因为现代化的负面效应，令西方人将西藏理想化，是他们希望在精神上满足自己的需要，解决他们在现代化进程中失去的东西。所以，中国越发展西藏，就越不讨好，因为与西方人心目中的香格里拉越来越远，青藏铁路受到批评便是一例。
丁果：西方在西藏问题上也陷入了矛盾之中。中国完全是按照西方要求发展经济，在西藏，人们也是应该有权平等享受经济成果，人们也应该有权自由流动。汉人进藏做生意，也是符合西方现代化价值观念的。
其实，这个问题是一个全球化的问题，在中东、在伊朗，在世界每个地方都存在。是东西方都需要共同面对的文化问题，这个问题西方解决不了，希望中国能找出一条新路，在文化上解决现代化进程中带来的问题。
西藏的事件也提醒中国，发展经济并不是万灵丹，发展是硬道理，但应该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一起发展。西藏问题可以给我们带来全局的反思。
同样，国际社会也不能简单地看待西藏问题，站在与中国对立的角色去看中国的问题，也会对西藏整体的经济发展带来负面影响。我们需要的是集中全球的智慧，解决现代化与传统文化、经济发展与环保、主流社会与少数族裔的多元共存三大矛盾。治理西藏的成功，也就是解决世界问题的开端，西藏问题不是中国的烫手山芋，而是中国的机会；不是中国的包袱，而是中国的精神资源、旅游资源、环保资源、多元文化资源。西藏应该成为人类改革的试验场。
嘉宾介绍：
赵月枝：西门菲莎大学传播学院加拿大国家研究教授，全球媒体监测与分析实验室主任，曾任海外中华传播学会学术研究主席。主要研究领域为传播理论、传媒政治经济学、全球化与国际传播、新闻媒介分析与批评。有7本有关中外传播的专著和编著，是传播学研究中有成就的华人学者之一。
丁果：加拿大资深媒体人及时事评论员，电视新闻监制及节目主持人，《环球华报》等多家媒体的专栏作家，《亚洲周刊》特约记者。言论素以大胆直接，一针见血著称。其言论制造出不少“粉丝”，也引来了不少与其争个脸红耳热的读者。
“三一四”西藏暴动事件震惊中外，西方几大主要媒体对事件的报道，也引起人们的争议。上周末，加拿大四大城市都有不同形式的示威集会或游行，表达对西方部分媒体不真实、不客观报道的强烈不满。活动过后，不少人都在作深层次的思考，剖析事件发生的原因，希望为最终解决西藏问题提出建设性的思想。本报特别请来本地两位媒体问题的专家，与读者分享他们的深度分析。
西方媒体向有偏见
《环球华报》：西方媒体对这次“三一四”西藏暴动事件的报道，在华人社区引起了很大的反弹。有人认为，西方几家知名媒体，如CNN、BBC、《华盛顿邮报》、CTV等，在报道西藏事件时，存有“张冠李戴”、“移花接木”、“无中生有”等不真实的报道。两位对这种现象有什么看法？
赵月枝：西方媒体在这次新闻报道过程中有些过分，尤其是照片的处理方面。不过，我个人根本不觉得奇怪，也没有什么好震惊的。因为，西方，尤其是美国媒体对国际事件的报道从来都是有自己的意识形态和政治倾向性的。
西方媒体的报道原则是由国家利益、主流意识形态、商业利益和记者作为遗产阶层自身的社会利益决定的。在其主流意识形态和议会政治框架内，客观性是存在的，但超越国家利益和意识形态的客观性是没有的。比如，西方媒体从来就没有宣称对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保持客观和中立。在对内和对外报道中，西方媒体对客观性的运用也有双重标准。有一位西方广播公司驻北京记者曾经明确对我说，他们在对外新闻上，对客观性的要求比对内报道宽松。
丁果：西方媒体在西藏事件这样类似题材的报道中，一定会加入自己的价值观，不可能是纯粹的事实陈述。因为事件本身就有传统与现代化、宗教与世俗化、暴力与正义性的矛盾冲突，更重要的是，事件的报道与达赖喇嘛本身有关，经过50年来的经营和形象塑造，达赖喇嘛已经对西方媒体本身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北京应该重视这种影响。
《环球华报》：那么，人们应该怎样看待媒体的客观性问题呢？
赵月枝：在西方学者中有一个共识，就是媒体的客观性越来越削弱了。这是因为传媒的垄断程度越来越高，新闻被边缘化和煽情化了，更多地为大财团的商业利益服务了。而为了控制成本，不少媒体裁减驻外记者站，也令对外报道的份量和质量减低。
丁果：客观性就是迎合社会上的最大共识。另外，多元就是客观；不同就是客观；变化就是客观。相反，垄断话语权就失去了媒体的客观性。
华人对媒体认识不足
《环球华报》：两位你对中国网民、海外中国留学生及华侨华人的反弹如何看待？
赵月枝：他们的反应是非常自然的，因为他们一直以来把西方媒体理想化了。这些理想化部分是来自于对中国媒体报道的失望。与他们对西方媒体期望反差太大了，相互影响是关系。
西方关于西藏暴动的报道，对中国受众，尤其是自由派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是个震动，由此导致反思西方媒体客观性宣称的相对性和虚伪性的一面，令人欣慰，也为更深刻和全面理解西方新闻媒体与西方政治的本质提供了契机。
丁果：我们对西方媒体的客观性本来就期望过高，这种反弹显示出人们对西方媒体认识不够深入。
其实西方媒体有三大的原则：
一是美国1791年的宪法第一修正案，国会不能制定任何法律来“剥夺言论自由或出版自由”；二是媒体受市场制约，其报道只要有市场，就有公正性；三是对政府的任何压制是天然对立的，这是媒体的合法性问题，突显媒体第四权的独立性。
不过，这种反弹的声音不应该受到批评，它也是多元化的其中一种声音。你同意也好，不同意也好，人们有权力表达他们的不同声音，而且是在体制下进行的。但这种反弹在主流社会客观上带来的正面和反面的效果是可以讨论的，包括对华人在海外的地位，对中国在崛起的过程中与西方的互动等方面的影响。因为我们在这次事件中发现，西方媒体的报道几乎是一致的，这背后隐藏着西方主流民意的市场。这是我们不可忽视的。
激情过后，我们应该静下心来，认真地在深层次上研究西藏问题，提出更有建设性的看法，才是对西藏的真正贡献。
赵月枝：我要补充一点的是，在美国历史上，宪法第一修正案只是规定美国联邦国会不能订立限制新闻自由的法律，但并没有进一步限制各州的立法权力。也就是说，这个修正案针对的是联邦和州的分权问题。事实上，在那之后，美国一些州订立了规管新闻的法例。
西藏成为西方的精神寄托
《环球华报》：刚才丁果谈到西方媒体对西藏事件的报道很大部分与达赖喇嘛本人有关，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
赵月枝：正如我在《维系民主？西方政治与新闻客观性》一书中所说的，我们可以把新闻归为三类：第一类是共识类，如加拿大残障人士汉森坐轮椅环游世界，大家都认为是好的，报道时就不需要公正、客观、平衡的策略；第二类是合法争议类，如议会内政党之间的争议，报道时就需要平衡和客观，体现不同意见；第三类是异端类，如反战、对抗本国政府或与本国的主流思想相对抗的极端思想等。对被认为是西方主流价值以外的“异端类”报道对象，客观性原则也不适用。不过，什么事件归入哪一类，却又是主观的判断。
对于达赖喇嘛和西藏问题，西方都把它归到共识类，也就是说，他们认同达赖，所以并无客观性可言。
丁果：这也就是为什么在报道西藏事件时遇到问题，因为西方媒体将它归到共识类，不分左中右都站在达赖的一边。这就是“预设立场”了，另外，西方人历史上对西藏存有幻想的因素，对藏传佛教有“香格里拉”式的迷恋，这是人们在现代化生活当中焦虑的需要。由于，达赖在西方给人们的印象并不是一个政治领袖的角色，更多的是“心灵导师”的角色。已经深入到民意的基层中去，形成西方媒体深层的共识。这正是西藏问题的严重性，也显示出达赖喇嘛在西方经营的成功。
打破妖魔化的最佳途径
《环球华报》：有人说，西方媒体报道西藏事件的错误，部分原因是因为中国不开放媒体采访，你们认为这种说法有道理吗？
丁果：中国不开放对西藏的新闻采访，并不是媒体不客观报道的理由。当然，如果中国政府能够开放新闻自由，就能够占据舆论的道德制高点。其实，将真实的中国呈现给全世界，才是打破西方媒体对中国妖魔化报道的最好途径。
中国应该改变自卑和自大的心态，更有自信地面对世界。虽然不排除仍然有个别带有偏见的媒体刻意抹黑，但西方社会多元化的要求也会让其他媒体客观公正地报道事实的真相。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随着时间的推延，不实报道的市场会越来越萎缩。
藏独是全世界的灾难
《环球华报》：东西方对西藏经济发展与文化保存之间的关系存有很大的分歧，我们应该如何看待？
丁果：发展与保留传统本来就是一对矛盾。西藏的农奴制是历史的产物，上世纪50年代进藏解放农奴在历史上是正确的，当时改革的影响也不容忽视。西藏不能从中国分裂出去，否则中国的概念就不复存在了。西藏的分离，不仅是中国的灾难，也是世界的灾难。
发展是必然的，我不同意在西藏设立保留区，那样会步加拿大原住民的后尘，成为一个死化石，只能是一个供人观赏的图腾。我们必须为西藏注入活力，不能让藏人的生活边缘化。不能为了生活在现代化当中的西方人一年当中寻求精神寄托的十几天，而牺牲藏人的一辈子。
《环球华报》：达赖喇嘛一直是中国政府处理西藏问题的关键人物，两位对他有什么看法？
丁果：达赖喇嘛其实具有多面性，我们不能将其简单地视为一个政治符号。相反，近年来，他的政治符号色彩已经逐渐淡化。目前，藏青会等右翼已经公开表明不支持达赖的中间路线。
中国政府应该与达赖谈，谈判不是向达赖屈服，谈判是为了寻找双方的公约数和妥协的可能性；谈判是为了削弱藏青会的势力；谈判是为了防止外国势力插手。国共征战多年，先烈牺牲无数，双方尚可谈判，北京与达赖之间更有商谈的空间。
赵月枝：北京在处理西藏问题时，还需要注意是尽量避免汉人对藏人产生反感情绪，要让汉人了解藏文化的精华。汉人到西藏旅游时，也切忌用国际旅游者的猎奇眼光去看待西藏，否则，就成了新殖民主义者了。
西藏问题是中国的机会
《环球华报》：西藏问题确实十分复杂，你们觉得问题的症结在哪里？
赵月枝：西藏问题不仅是主权问题，也不是光中国要面对的议题，是因为现代化的负面效应，令西方人将西藏理想化，是他们希望在精神上满足自己的需要，解决他们在现代化进程中失去的东西。所以，中国越发展西藏，就越不讨好，因为与西方人心目中的香格里拉越来越远，青藏铁路受到批评便是一例。
丁果：西方在西藏问题上也陷入了矛盾之中。中国完全是按照西方要求发展经济，在西藏，人们也是应该有权平等享受经济成果，人们也应该有权自由流动。汉人进藏做生意，也是符合西方现代化价值观念的。
其实，这个问题是一个全球化的问题，在中东、在伊朗，在世界每个地方都存在。是东西方都需要共同面对的文化问题，这个问题西方解决不了，希望中国能找出一条新路，在文化上解决现代化进程中带来的问题。
西藏的事件也提醒中国，发展经济并不是万灵丹，发展是硬道理，但应该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一起发展。西藏问题可以给我们带来全局的反思。
同样，国际社会也不能简单地看待西藏问题，站在与中国对立的角色去看中国的问题，也会对西藏整体的经济发展带来负面影响。我们需要的是集中全球的智慧，解决现代化与传统文化、经济发展与环保、主流社会与少数族裔的多元共存三大矛盾。治理西藏的成功，也就是解决世界问题的开端，西藏问题不是中国的烫手山芋，而是中国的机会；不是中国的包袱，而是中国的精神资源、旅游资源、环保资源、多元文化资源。西藏应该成为人类改革的试验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