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周刊 从毛泽东时代到现在
发布时间：2008-01-03 02:42:54 热度：1054
不支持该视频 共产党夺取政权的那二年，我哥哥光远只有7岁。此前，父母于20世纪40年代远赴美国，把他托付给苏州的亲属照顾。其实父母原本只想在美国念完大学，并没有想与哥哥失散。但是1949年之后，中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他们已经无法回国了。
光远在苏州外祖母家长大，而我与其他两个兄弟则在美国中西部出生成长。能与哥哥相见，始终是我的梦想。
经济特区
1979年1月1日，机会终于来到，美国与中国全面恢复了外交关系。当时没人能肯定中美关系的蜜月期能够持续多久，因此我立刻就申请了签证。2月20日傍晚，我抱着沉重的旅行箱，带着给亲戚们的礼物，踏上了从北京南下的119次列车。简陋的硬卧车厢中缭绕着香烟的烟雾，其他乘客都好奇地盯着我看。他们用来装行李的不是廉价的旅行袋，就是破布片缝成的挎包、天气寒冷，但一些人只穿着旧式的布鞋。整个车厢里的人都兴致盎然地想听我讲美国的事情。
从北京到苏州共有700英里，这趟列车却走了21个小时。那一年我哥哥37岁，已经有了两个女儿，全家与岳母住在一起。他5岁女儿一见到我就围着我团团转，嘴里喊着姑姑是个“外国人”的话。哥哥的家就是一间方形的屋子，中间由大柜子分成两个面积在12平方英尺左右的区域，没有卫生间，只有夜壶。哥哥知识分子气很重，说话轻声细语，生性乐观。他在一家丝绸厂做夜班工人，月工资只相当于26美元。然而他觉得自己已经很幸运了，家里有木地板，有天花板，和一个能养点鸡的小院子。他最大的遗憾，是文化大革命期间失去了所有藏书。
那时毛泽东已经去世，改革派强人邓小平释放出了完全不一样的力量。前一年的夏天，党的领导人邀请外国记者到与香港接壤的地方参加一个奠基典礼。而我当时就是驻香港的记者。深圳以前是个小渔村，是邓小平选择了这个地方，把它作为自己开始伟大实验的区域。深圳随后成为了一个准资本主义、具有试验性质的“经济特区”。与我同行的西方记者不屑一顾地看着这片代表中国未来的泥泞地，很多人把这样的设想看成笑话。然而，30年之后，深圳成为一个拥有1200万居民的大都市。当年的小棚屋成了一排又一排的办公大楼。
如此巨大的变化已经在这个拥有13亿人口的国家的各个地区发生。30年前，中国到处都是废墟，人民愚昧而贫穷，那是想改造中国社会的毛泽东采取了错误措施后遗留下来的问题。那个时候和现在的真正差距，其实要比目前所能观察到的更大。尽管这个发展历程一般有很多硬数据来衡量，但是如果以人类的标准看，其间的变化甚至更加惊人。
我很幸运，从当年乘坐119次列车开始，中国这段时期内的旅程也成了我的旅程。就在苏州之旅的第二年，邓小平放宽了控制，《新闻周刊》聘用我负责在北京的分支机构，那是共产党掌权之后，美国杂志首次在北京设点。从那以后，我亲眼目睹了这场可能是人类历史上最快、最深远的变化。对于推动中国以令人眩目的速度崛起的诸多力量，我们没有办法概括。但是，通过观察这些力量对个人生活的改变（譬如我的和光远的），是能够判断出它们的影响和规模的。
市场改革
1980年的时候，我的办公室在前门的一家饭店里面，每写完一条新闻，我就要跳上自行车，狂奔到几英里外的电报大楼去，然后在古老的电码机上重新把新闻稿打一遍，最后把打好孔的纸带子，送到大厅另一头的柜台上，再恳请工作人员做他的分内之事：把电报发出去。为了确保不出现意外，我一般会坐在那望等到电报发完，有时坐在长凳上都会打起盹来。整个过程要花费几个小时，当然不包括我写报道的时间。
在我到达北京的几个月之后，公共市场开始活跃起来。我采访了一些从毛泽东绝对权威的控制下生活过来的中国人，发现“人民公社”解体为家庭生产单位后，带来的变化令他们一时间不知所措。在安徽一个集体农庄，农民不但分了地，而且还把公社的其他资产也给分配了。
这样的机会给很多中国人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希望，包括我的亲属。从哥哥光远家离开之后，我去了上侮，想看望一下我的伯父。他曾经是卫生部门的工作人员，但是在50年代的政治运动中，被打成“右派”，发配到新疆。1964年他才万念俱灰地回到家中，不料他的旧“罪恶”在老家又被翻腾了出来，家庭成员被迫与他划清界限。
我看到伯父的时候，他在政治上再度得以平反，当局在他家门口贴了一张红告示，宣告恢复他的退休金。街区的医疗中心甚至给了他个讲授保健知识的工作。伯父对邓小平的改革相当赞同，认为改革来得很及时，使他还有机会用自己的知识和技能报效祖国。伯父说：“我们走了许多年的错误道路，现在必须迎头赶上，如果年轻人自己不能学习和管理，我们老一代就必须回来帮助他们。”
致富时代
天安门事件之后，我们全家游览了一趟云南，因为昆明是父亲上世纪30年代遇到母亲的地方。
昆明已经因为商业发展而变得熙熙攘攘。道路两旁尽是小型私营小摊。在石林风景区，身着少数民族服装的女士围着我母亲，向她兜售家庭制作的装饰品。不过，母亲唯一的不满是说，昆明的天空已经不像她记忆当中那么蓝了。
如今，生活在北京必然会与永远挥之不去的阴霾为伴。天安门事件后，邓小平不惜一切代价地推动了国家的工业增长，香港和台湾的投资者们蜂拥而至，他们利用内地的廉价劳动力在国内建厂。1992年，邓小平趁视察深圳和其他经济特区的机会，向外界暗示了这样的信息：忘掉过去，着眼未来。正如他所说的那样，“致富光荣”。
对此，千百万中国人完全不需要动员。1992年我去了深圳，当地人热议的话题就是“下海”风潮。下海的意思是辞去国家分配的工作，进入私营企业工作。
这样的变化一直在加速。1995年，在路过成都的时候，我几乎已经认不出那个地方了。虽然毛泽东的大型雕塑依然竖立在市中心、但周围尽是彩色气球和广告牌，雕塑伸出的手臂下方，就是“坚持改革开放”标语的英文版本。在拉萨，布达拉宫下面的广场周围，已经被美发厅和卡拉OK厅占领，我也第一次听到一个西藏朋友说，想让自己的孩子学普通话，以便找个好工作。
对于大陆经济所发生的这些巨大变化，台湾人利用其机会的热情非常高。到1996年，台湾对大陆的投资至少达到了240亿美元，光是上海就有数以万计的台湾人居住。我的一些台湾朋友也纷纷把子女送到北京的大学读书，台北现在甚至有了专门出售大陆商品的市场。
香港回归
父亲对中国的看法更新之快总令我感到惊讶。1997年年初，我提到自己7月1日将在香港报道主权回归的重大事件。他当时已是耄耄之年，刚刚接受过心脏手术，但他说：“我也要去！”这个计划听起来很荒唐。乘坐飞机的时间长达18个小时。再说，他为什么要庆祝香港回归？他从来没有为北京的共产党政府做过什么，但他坚持要去。他说，他只是想亲临现场，“成为见证这个时刻的无数中国人之一”。他迫不及待地想要看到中国收回这块在软弱无能的满清时代丧失的领土。他说：“小时候，大人反复给我讲过鸦片战争的历史。这是历史上最大的耻辱。我们为此憎恨英国。”他回想起当年。在20世纪30年代，他曾亲眼看到包头巾的英籍印度警察在上海租界殴打中国乞丐和妓女。
父亲去了香港，在老朋友的陪伴下观看了交接仪式。我记得查尔斯王子表情僵硬地致了告别辞，汗水涔涔而下。参加降旗的是3名高矮参差、步态不一、衣着杂乱的英国士兵。中国的仪仗兵则姿态挺拔，动作一致，制服笔挺，与他们形成了鲜明对比。无数中国人的自豪感油然而生，我的父亲也不例外。
共产党领导人化身为国家的捍卫者。他们要抚平历史的创伤，恢复民族尊严。香港只是第一步。随后是澳门。接着将是台湾。一年前，北京在台湾海峡发动了大规模的导弹演习。如今，中国海军坚称对南中国海上的沙洲和沙礁拥有主权。这些举措赢得了中国老百姓的赞许。
“海归”感受
2001年7月13日，大批民众涌上了北京街头。焰火和激光照亮了夜空。20万名狂欢者聚集在天安门。汽车行进在长安街上，里面坐满了挥舞红旗的年轻人：中国刚刚赢得了2008年奥运会的主办权。人们欣喜若狂：他们的国家终于作为国际社会的合格成员得到了承认。
中国领导人需要这次机会。他们需要不断取得更大更新的成就，以此争取民众的信心：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把中国航天员送人太空，建设全世界最大的水库和海拔最高的铁路。从某种程度上讲，所有中国人都怀有重现昔日辉煌的梦想。
与此同时，中国领导人意识到，巨人猛醒会令世界其他国家感到恐惧。中国迅速发动了一场国际“魅力攻势”。疲于应付一连串国际危机的美国根本没有注意到中国的影响力在不断扩大。
在国内，领导人也更加积极解决民众提出的关于污染、劳动者待遇、拆迁的问题。老百姓现在敢讲话了。一年前，中国政府取消了对外国记者的旧有规定。在2008年10月份之前，我们不需征得当地政府的许可，就可以与所有愿意接受采访的人士交谈。我担心形势会在10月份之后发生变化。奥组委的高级官员屠明德告诉我：“中国只会越来越开放。我们不会走回头路。”
也许他是对的。从我的厨房窗户向外张望人们正在建设国家的未来。每天早晨，我都看到北京最高建筑——国贸三期——的工程不断取得进展房边是不可思议的中央电视台大楼。我在朝西的阳台上看到，公园、地铁站和豪华公寓楼取代了从前低矮杂乱的平房。
社会像城市面貌一样日新月异。从前，像我这样的外国人（尽管是华裔）被视作外星人。如今，西方人在中国可以找到各种称心如意的工作。比如说，一个美国人在上海做了牧师，为中国新人主持婚礼。不过，形势发生变化的真正标志是大批中国人从西方返回祖国。大家称他们为“海归”。许多人担心，如果他们留在海外的时间过长，就会错过最新的发展。我的侄女婿在北京长大，但还是惊讶于中国的变化速度。他说：“我在短短几年后从美国回来，就听不懂朋友们的谈话内容了。他们说的商业‘平台’是什么意思？”
我的父亲到2007年圣诞节就满91岁了。他坚持要到北京去看奥运会。我们的许多亲戚肯定在盼望他的到来。光远的女儿乔伊丝一家就是“海归”，如今生活在北京。光远已经退休，大部分时间住在苏州。他和妻子在美国工作了若干年，在那里有一套3000平方英尺的高级公寓。他们在家乡的老屋早已拆除，建起了一座商城。不过，他们说，回家的感觉真好。（作者：刘美远）
光远在苏州外祖母家长大，而我与其他两个兄弟则在美国中西部出生成长。能与哥哥相见，始终是我的梦想。
经济特区
1979年1月1日，机会终于来到，美国与中国全面恢复了外交关系。当时没人能肯定中美关系的蜜月期能够持续多久，因此我立刻就申请了签证。2月20日傍晚，我抱着沉重的旅行箱，带着给亲戚们的礼物，踏上了从北京南下的119次列车。简陋的硬卧车厢中缭绕着香烟的烟雾，其他乘客都好奇地盯着我看。他们用来装行李的不是廉价的旅行袋，就是破布片缝成的挎包、天气寒冷，但一些人只穿着旧式的布鞋。整个车厢里的人都兴致盎然地想听我讲美国的事情。
从北京到苏州共有700英里，这趟列车却走了21个小时。那一年我哥哥37岁，已经有了两个女儿，全家与岳母住在一起。他5岁女儿一见到我就围着我团团转，嘴里喊着姑姑是个“外国人”的话。哥哥的家就是一间方形的屋子，中间由大柜子分成两个面积在12平方英尺左右的区域，没有卫生间，只有夜壶。哥哥知识分子气很重，说话轻声细语，生性乐观。他在一家丝绸厂做夜班工人，月工资只相当于26美元。然而他觉得自己已经很幸运了，家里有木地板，有天花板，和一个能养点鸡的小院子。他最大的遗憾，是文化大革命期间失去了所有藏书。
那时毛泽东已经去世，改革派强人邓小平释放出了完全不一样的力量。前一年的夏天，党的领导人邀请外国记者到与香港接壤的地方参加一个奠基典礼。而我当时就是驻香港的记者。深圳以前是个小渔村，是邓小平选择了这个地方，把它作为自己开始伟大实验的区域。深圳随后成为了一个准资本主义、具有试验性质的“经济特区”。与我同行的西方记者不屑一顾地看着这片代表中国未来的泥泞地，很多人把这样的设想看成笑话。然而，30年之后，深圳成为一个拥有1200万居民的大都市。当年的小棚屋成了一排又一排的办公大楼。
如此巨大的变化已经在这个拥有13亿人口的国家的各个地区发生。30年前，中国到处都是废墟，人民愚昧而贫穷，那是想改造中国社会的毛泽东采取了错误措施后遗留下来的问题。那个时候和现在的真正差距，其实要比目前所能观察到的更大。尽管这个发展历程一般有很多硬数据来衡量，但是如果以人类的标准看，其间的变化甚至更加惊人。
我很幸运，从当年乘坐119次列车开始，中国这段时期内的旅程也成了我的旅程。就在苏州之旅的第二年，邓小平放宽了控制，《新闻周刊》聘用我负责在北京的分支机构，那是共产党掌权之后，美国杂志首次在北京设点。从那以后，我亲眼目睹了这场可能是人类历史上最快、最深远的变化。对于推动中国以令人眩目的速度崛起的诸多力量，我们没有办法概括。但是，通过观察这些力量对个人生活的改变（譬如我的和光远的），是能够判断出它们的影响和规模的。
市场改革
1980年的时候，我的办公室在前门的一家饭店里面，每写完一条新闻，我就要跳上自行车，狂奔到几英里外的电报大楼去，然后在古老的电码机上重新把新闻稿打一遍，最后把打好孔的纸带子，送到大厅另一头的柜台上，再恳请工作人员做他的分内之事：把电报发出去。为了确保不出现意外，我一般会坐在那望等到电报发完，有时坐在长凳上都会打起盹来。整个过程要花费几个小时，当然不包括我写报道的时间。
在我到达北京的几个月之后，公共市场开始活跃起来。我采访了一些从毛泽东绝对权威的控制下生活过来的中国人，发现“人民公社”解体为家庭生产单位后，带来的变化令他们一时间不知所措。在安徽一个集体农庄，农民不但分了地，而且还把公社的其他资产也给分配了。
这样的机会给很多中国人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希望，包括我的亲属。从哥哥光远家离开之后，我去了上侮，想看望一下我的伯父。他曾经是卫生部门的工作人员，但是在50年代的政治运动中，被打成“右派”，发配到新疆。1964年他才万念俱灰地回到家中，不料他的旧“罪恶”在老家又被翻腾了出来，家庭成员被迫与他划清界限。
我看到伯父的时候，他在政治上再度得以平反，当局在他家门口贴了一张红告示，宣告恢复他的退休金。街区的医疗中心甚至给了他个讲授保健知识的工作。伯父对邓小平的改革相当赞同，认为改革来得很及时，使他还有机会用自己的知识和技能报效祖国。伯父说：“我们走了许多年的错误道路，现在必须迎头赶上，如果年轻人自己不能学习和管理，我们老一代就必须回来帮助他们。”
致富时代
天安门事件之后，我们全家游览了一趟云南，因为昆明是父亲上世纪30年代遇到母亲的地方。
昆明已经因为商业发展而变得熙熙攘攘。道路两旁尽是小型私营小摊。在石林风景区，身着少数民族服装的女士围着我母亲，向她兜售家庭制作的装饰品。不过，母亲唯一的不满是说，昆明的天空已经不像她记忆当中那么蓝了。
如今，生活在北京必然会与永远挥之不去的阴霾为伴。天安门事件后，邓小平不惜一切代价地推动了国家的工业增长，香港和台湾的投资者们蜂拥而至，他们利用内地的廉价劳动力在国内建厂。1992年，邓小平趁视察深圳和其他经济特区的机会，向外界暗示了这样的信息：忘掉过去，着眼未来。正如他所说的那样，“致富光荣”。
对此，千百万中国人完全不需要动员。1992年我去了深圳，当地人热议的话题就是“下海”风潮。下海的意思是辞去国家分配的工作，进入私营企业工作。
这样的变化一直在加速。1995年，在路过成都的时候，我几乎已经认不出那个地方了。虽然毛泽东的大型雕塑依然竖立在市中心、但周围尽是彩色气球和广告牌，雕塑伸出的手臂下方，就是“坚持改革开放”标语的英文版本。在拉萨，布达拉宫下面的广场周围，已经被美发厅和卡拉OK厅占领，我也第一次听到一个西藏朋友说，想让自己的孩子学普通话，以便找个好工作。
对于大陆经济所发生的这些巨大变化，台湾人利用其机会的热情非常高。到1996年，台湾对大陆的投资至少达到了240亿美元，光是上海就有数以万计的台湾人居住。我的一些台湾朋友也纷纷把子女送到北京的大学读书，台北现在甚至有了专门出售大陆商品的市场。
香港回归
父亲对中国的看法更新之快总令我感到惊讶。1997年年初，我提到自己7月1日将在香港报道主权回归的重大事件。他当时已是耄耄之年，刚刚接受过心脏手术，但他说：“我也要去！”这个计划听起来很荒唐。乘坐飞机的时间长达18个小时。再说，他为什么要庆祝香港回归？他从来没有为北京的共产党政府做过什么，但他坚持要去。他说，他只是想亲临现场，“成为见证这个时刻的无数中国人之一”。他迫不及待地想要看到中国收回这块在软弱无能的满清时代丧失的领土。他说：“小时候，大人反复给我讲过鸦片战争的历史。这是历史上最大的耻辱。我们为此憎恨英国。”他回想起当年。在20世纪30年代，他曾亲眼看到包头巾的英籍印度警察在上海租界殴打中国乞丐和妓女。
父亲去了香港，在老朋友的陪伴下观看了交接仪式。我记得查尔斯王子表情僵硬地致了告别辞，汗水涔涔而下。参加降旗的是3名高矮参差、步态不一、衣着杂乱的英国士兵。中国的仪仗兵则姿态挺拔，动作一致，制服笔挺，与他们形成了鲜明对比。无数中国人的自豪感油然而生，我的父亲也不例外。
共产党领导人化身为国家的捍卫者。他们要抚平历史的创伤，恢复民族尊严。香港只是第一步。随后是澳门。接着将是台湾。一年前，北京在台湾海峡发动了大规模的导弹演习。如今，中国海军坚称对南中国海上的沙洲和沙礁拥有主权。这些举措赢得了中国老百姓的赞许。
“海归”感受
2001年7月13日，大批民众涌上了北京街头。焰火和激光照亮了夜空。20万名狂欢者聚集在天安门。汽车行进在长安街上，里面坐满了挥舞红旗的年轻人：中国刚刚赢得了2008年奥运会的主办权。人们欣喜若狂：他们的国家终于作为国际社会的合格成员得到了承认。
中国领导人需要这次机会。他们需要不断取得更大更新的成就，以此争取民众的信心：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把中国航天员送人太空，建设全世界最大的水库和海拔最高的铁路。从某种程度上讲，所有中国人都怀有重现昔日辉煌的梦想。
与此同时，中国领导人意识到，巨人猛醒会令世界其他国家感到恐惧。中国迅速发动了一场国际“魅力攻势”。疲于应付一连串国际危机的美国根本没有注意到中国的影响力在不断扩大。
在国内，领导人也更加积极解决民众提出的关于污染、劳动者待遇、拆迁的问题。老百姓现在敢讲话了。一年前，中国政府取消了对外国记者的旧有规定。在2008年10月份之前，我们不需征得当地政府的许可，就可以与所有愿意接受采访的人士交谈。我担心形势会在10月份之后发生变化。奥组委的高级官员屠明德告诉我：“中国只会越来越开放。我们不会走回头路。”
也许他是对的。从我的厨房窗户向外张望人们正在建设国家的未来。每天早晨，我都看到北京最高建筑——国贸三期——的工程不断取得进展房边是不可思议的中央电视台大楼。我在朝西的阳台上看到，公园、地铁站和豪华公寓楼取代了从前低矮杂乱的平房。
社会像城市面貌一样日新月异。从前，像我这样的外国人（尽管是华裔）被视作外星人。如今，西方人在中国可以找到各种称心如意的工作。比如说，一个美国人在上海做了牧师，为中国新人主持婚礼。不过，形势发生变化的真正标志是大批中国人从西方返回祖国。大家称他们为“海归”。许多人担心，如果他们留在海外的时间过长，就会错过最新的发展。我的侄女婿在北京长大，但还是惊讶于中国的变化速度。他说：“我在短短几年后从美国回来，就听不懂朋友们的谈话内容了。他们说的商业‘平台’是什么意思？”
我的父亲到2007年圣诞节就满91岁了。他坚持要到北京去看奥运会。我们的许多亲戚肯定在盼望他的到来。光远的女儿乔伊丝一家就是“海归”，如今生活在北京。光远已经退休，大部分时间住在苏州。他和妻子在美国工作了若干年，在那里有一套3000平方英尺的高级公寓。他们在家乡的老屋早已拆除，建起了一座商城。不过，他们说，回家的感觉真好。（作者：刘美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