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朔：南非才是台湾的真实镜子
发布时间：2007-12-24 23:11:38 热度：1102
不支持该视频中评社香港12月24日电／台湾著名政论家南方朔今天在中国时报发表文章说﹐十二月十八日和十九日，两个新兴民主国家南非及韩国所发生的事，对世人乃是一反一正两面可堪警惕的镜子。
先说十八日南非执政党“非洲民族议会”的党主席选举。由于“非洲民族议会”一党独大，当选了党主席即形同内定下任总统。但今年的选举显示出这个党尽管已执政十三年，但因贪渎盛行，清算不断，内斗无休无止，整个国家可谓毫无改善，五十七％的人口过着每天不到一点二美元（年所得在四三七美元之下），失业率则在四十％左右徘徊。民主化业已十三年，只养出大约卅二万二千个所谓的新富新贵。
南非白人政府在一九九四年还政予民，首度举行不分肤色的大选。并对种族隔离时代展开真相调查及和解的工作，由大主教屠图担纲。
就真相调查及和解而言，它总计对二万人做了具证采访，留下五大册记录，也设立了纪念馆。屠图召集的委员会早于二○○一年底结束，但他所要求的对受害者做出金钱补偿的所谓“补偿正义”当权者并不积极；他站在价值高点上，要求南非奋发有为，要超越白人的“转型精神提振”，更是无人理会。历史的痛苦必须靠黑人干的比白人好的这种超越性，始可化痛苦为宽恕。当黑人当权者只知滥权贪腐，他们遂嘴上说和解，事实上则是不断企图把记忆转化为政治资产，让人民忘记政府的无能。在这方面南非当权者倒真有本领，他们总是会选白人和印卡萨人占多数的城镇搞改名。约翰尼斯堡国际机场二○○六年就用已故斗士坦波（Oliver Tambo）的名字改过了，现在则是要改更多省名与市街名，由于名称不够，一条妓女红灯街被改为“甘地街”，这种荒诞剧不一而足。不久前一起改名案甚至被最高法院裁定为违宪。
南非当权者会在改名上不断搞对立、做文章，这当然是焦点转移。因为当权后他们才知道权力可真是大补帖。过去十三年里，南非的贪腐特权庞大化，已到了让人叹为观止的程度，闹得最大的“欧洲航太防卫公司”（ＥＡＤＳ）五十亿美元采购回扣案，就涉及正副元首、党秘书长等数十人。由于有权即有钱，而且每个人的手都不干净，彼此权力斗争起来，也就更加凶狠不择手段。这次它的党大会，现任党主席兼总统姆贝基与前副总统朱玛恶斗，姆贝基早在会前即派出内阁成员到处以贿赂金钱及职位的方式拉票；十六至十八日的党大会，两派对骂叫嚣的乱象胜过市场。最后是朱玛以二三二九比一五○五的领先胜出，但翌日姆贝基即指示最高检察署长放话，声称要将朱玛依贪渎罪起诉。南非的政治恶斗已开始了新的一页。至于南非人民活不活得下去，跳海吧！
南非的民主转型演变到今天这种不堪闻问的状态，实在令人浩叹。而相对的，十二月十九日的韩国大选，李明博以悬殊的差距胜出，则有完全不同的意义。李明博的胜出，当然和他的“七四七”竞选口号有关，也和他在首尔市长任内的表现有关。但我们在观察韩国政局变化时，不能疏忽它在精神层面上的意义。李明博的胜出，其实乃是他自己所说的，“回到根本”（Back to the basics）的胜利，而所谓“回到根本”指的不是人们常见的那些政治行为和技俩，而是指“品性，肯定生活与挑战生活的态度，重视原则的态度；以及一个国家的教育和人的素质”等。李明博这次会得到韩国年轻人几乎一面倒的支持绝非偶然。人们由电视上已可看出，他不是个口才秀异的人物，也看不出有什么群众魅力。这么一个最不像政治人物的政治人物能够得到山崩式的胜利，其实有着许多极具未来性的意义。
对当代学术思潮有理解的，当会惊讶地发现，有关政治领袖的研究虽是古典政治学的重要环节，但当代这个问题早已被企管学全面接收。这其实是个好现象，它意谓着人们判断领袖，不会陷溺在政治权威、政治制度、政治习惯、政党竞（斗）争、政治策略等模糊不清的陈腔滥调中，反而有了更宽广且更常识，也更符人性的标准。举例而言，个人品德格调乃是当代领导学里的重要课题，但在政治研究里，有多少人会去碰触这个被认为是老掉牙的问题？稍早前，美国著名的社会科学学报“南大西洋学术季刊”在“伦理政治学专号”上就已指出，当代政治及社会学搞多元、差异、分化，而且日益的脱道德化，已使得学术进了非现实的死胡同，因而该专号遂特别指出要让学术恢复它被尊敬的地位，人文社会研究必须重回伦理学，要有一种新的“价值习惯实践上的观照”。近年来台湾政治人物的人品日滥，奥步似乎已成了许多人都见怪不怪的技俩，这时候我们根本看不到人文社会研究者批判反省，反而是企业家张荣发出面来办“道德”这个新杂志。这个现象难道不会让我们羞愧吗？
而李明博以ＣＥＯ治市治国，提出“回到根本”这样的核心价值，这其实是与人们习见的政治完全不同。他的许多作法和行为，如以沟通说服代替命令，严格管控预算、创新思维，可说完全颠覆了人们习以为常的政客模式，我印象最深刻的是这件小事：
他在首尔市长任内，特别重视基础科学教育和穷人子弟教育，一年给出超过两万个奖学金名额。换了任何政客都会藉机大大作秀一番。他的市府属下要把两万多学生找来颁发奖学金，但他却厌恶这样的作秀，认为是在剥削别人。这种人性化思维，全世界有多少政客会有这样的高度？
近代政治在政党及政客操弄下，政治早成了它自己的目的，不再是以人民为其目的，而“回到根本”，其实就是回到它该有的本来目的，以人为本，扬弃长期以来的官僚习性，解放出大家对未来的梦想，并让它成真。“回到根本”这句话，不正值得我们省思吗？
先说十八日南非执政党“非洲民族议会”的党主席选举。由于“非洲民族议会”一党独大，当选了党主席即形同内定下任总统。但今年的选举显示出这个党尽管已执政十三年，但因贪渎盛行，清算不断，内斗无休无止，整个国家可谓毫无改善，五十七％的人口过着每天不到一点二美元（年所得在四三七美元之下），失业率则在四十％左右徘徊。民主化业已十三年，只养出大约卅二万二千个所谓的新富新贵。
南非白人政府在一九九四年还政予民，首度举行不分肤色的大选。并对种族隔离时代展开真相调查及和解的工作，由大主教屠图担纲。
就真相调查及和解而言，它总计对二万人做了具证采访，留下五大册记录，也设立了纪念馆。屠图召集的委员会早于二○○一年底结束，但他所要求的对受害者做出金钱补偿的所谓“补偿正义”当权者并不积极；他站在价值高点上，要求南非奋发有为，要超越白人的“转型精神提振”，更是无人理会。历史的痛苦必须靠黑人干的比白人好的这种超越性，始可化痛苦为宽恕。当黑人当权者只知滥权贪腐，他们遂嘴上说和解，事实上则是不断企图把记忆转化为政治资产，让人民忘记政府的无能。在这方面南非当权者倒真有本领，他们总是会选白人和印卡萨人占多数的城镇搞改名。约翰尼斯堡国际机场二○○六年就用已故斗士坦波（Oliver Tambo）的名字改过了，现在则是要改更多省名与市街名，由于名称不够，一条妓女红灯街被改为“甘地街”，这种荒诞剧不一而足。不久前一起改名案甚至被最高法院裁定为违宪。
南非当权者会在改名上不断搞对立、做文章，这当然是焦点转移。因为当权后他们才知道权力可真是大补帖。过去十三年里，南非的贪腐特权庞大化，已到了让人叹为观止的程度，闹得最大的“欧洲航太防卫公司”（ＥＡＤＳ）五十亿美元采购回扣案，就涉及正副元首、党秘书长等数十人。由于有权即有钱，而且每个人的手都不干净，彼此权力斗争起来，也就更加凶狠不择手段。这次它的党大会，现任党主席兼总统姆贝基与前副总统朱玛恶斗，姆贝基早在会前即派出内阁成员到处以贿赂金钱及职位的方式拉票；十六至十八日的党大会，两派对骂叫嚣的乱象胜过市场。最后是朱玛以二三二九比一五○五的领先胜出，但翌日姆贝基即指示最高检察署长放话，声称要将朱玛依贪渎罪起诉。南非的政治恶斗已开始了新的一页。至于南非人民活不活得下去，跳海吧！
南非的民主转型演变到今天这种不堪闻问的状态，实在令人浩叹。而相对的，十二月十九日的韩国大选，李明博以悬殊的差距胜出，则有完全不同的意义。李明博的胜出，当然和他的“七四七”竞选口号有关，也和他在首尔市长任内的表现有关。但我们在观察韩国政局变化时，不能疏忽它在精神层面上的意义。李明博的胜出，其实乃是他自己所说的，“回到根本”（Back to the basics）的胜利，而所谓“回到根本”指的不是人们常见的那些政治行为和技俩，而是指“品性，肯定生活与挑战生活的态度，重视原则的态度；以及一个国家的教育和人的素质”等。李明博这次会得到韩国年轻人几乎一面倒的支持绝非偶然。人们由电视上已可看出，他不是个口才秀异的人物，也看不出有什么群众魅力。这么一个最不像政治人物的政治人物能够得到山崩式的胜利，其实有着许多极具未来性的意义。
对当代学术思潮有理解的，当会惊讶地发现，有关政治领袖的研究虽是古典政治学的重要环节，但当代这个问题早已被企管学全面接收。这其实是个好现象，它意谓着人们判断领袖，不会陷溺在政治权威、政治制度、政治习惯、政党竞（斗）争、政治策略等模糊不清的陈腔滥调中，反而有了更宽广且更常识，也更符人性的标准。举例而言，个人品德格调乃是当代领导学里的重要课题，但在政治研究里，有多少人会去碰触这个被认为是老掉牙的问题？稍早前，美国著名的社会科学学报“南大西洋学术季刊”在“伦理政治学专号”上就已指出，当代政治及社会学搞多元、差异、分化，而且日益的脱道德化，已使得学术进了非现实的死胡同，因而该专号遂特别指出要让学术恢复它被尊敬的地位，人文社会研究必须重回伦理学，要有一种新的“价值习惯实践上的观照”。近年来台湾政治人物的人品日滥，奥步似乎已成了许多人都见怪不怪的技俩，这时候我们根本看不到人文社会研究者批判反省，反而是企业家张荣发出面来办“道德”这个新杂志。这个现象难道不会让我们羞愧吗？
而李明博以ＣＥＯ治市治国，提出“回到根本”这样的核心价值，这其实是与人们习见的政治完全不同。他的许多作法和行为，如以沟通说服代替命令，严格管控预算、创新思维，可说完全颠覆了人们习以为常的政客模式，我印象最深刻的是这件小事：
他在首尔市长任内，特别重视基础科学教育和穷人子弟教育，一年给出超过两万个奖学金名额。换了任何政客都会藉机大大作秀一番。他的市府属下要把两万多学生找来颁发奖学金，但他却厌恶这样的作秀，认为是在剥削别人。这种人性化思维，全世界有多少政客会有这样的高度？
近代政治在政党及政客操弄下，政治早成了它自己的目的，不再是以人民为其目的，而“回到根本”，其实就是回到它该有的本来目的，以人为本，扬弃长期以来的官僚习性，解放出大家对未来的梦想，并让它成真。“回到根本”这句话，不正值得我们省思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