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西洋月刊：中国制造惠及美国
发布时间：2007-07-14 06:12:01 热度：13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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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工人每年挣1000美元，却能帮助美国的设计师、经销商、工程师以及零售商每周挣到1000美元，甚至更多。
我在中国时有一半时间是在工厂度过的。中国工厂里有１亿多男女工人，他们生产出照相机、服装以及其他各种各样的东西，远销世界各地。对我来说，这些工厂是当今中国最令人震惊、也最引人注目的一个方面。
对于上海的繁华景致、时速240公里的磁悬浮列车，以及永不停歇的、灰尘迷蒙的、行色匆匆的北京，我一点都不感到意外。每一个有关当代中国的报道都会提到它们。然而，我却不知道该如何来形容位于香港北部广东珠三角地区的世界级制造中心。单单在这一个省份从事制造业的劳动力总数，几乎超过整个美国。
说起中国的工业发展，美国人就像是19世纪的欧洲人。当时，欧洲人认为美国的工业崛起是由于它丰富的自然资源、大量涌入的移民以及廉价劳工；美国人当时根本不注意版权和专利保护（受到侵害的基本上是英国的著作和发明）。今天，美国人行走在中国街头，看见他们的电影、音乐、软件和书籍的廉价盗版产品被到处出售。这仿佛150年前，英国作家狄更斯漫步在年轻的美国街头，看到自己的小说被廉价盗版而忿忿不平。所有这些都是美国的一部分，但远非美国崛起的真实本质。就像现在，我们在中国看到的类似场景，也无法解释中国如何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
迄今为止，美国与中国的经济关系是成功的、有益的——对双方都有益。自由贸易也许并不是永远都对各方有利，与中国的长期贸易也有可能给美国带来危险。但是，基于我在中国看到的一切，我得出的看法与我来此以前所预设的立场完全相反。在考虑哪些应该改变以前，美国人应该感激已获得的利益。而深圳就是说明这一切的最佳地点。
来到深圳的三个群体
每当我在深圳福朋喜来登酒店享用早餐时，我都感觉自己似乎置身于一部电影当中。我的大脑里出现一个特别的场景：那是一部典型的二战电影，在海外的一艘航空母舰上，飞行员们聚集在军官室，讨论着他们将要执行的战斗任务。
深圳是外国人准备在中国采购时必去的地方之一。
那些去上海的、年纪为30岁到50岁的外国人，常常是金融家、咨询师或律师。在北京的则常常是外交官、学者、基金会或非政府组织的工作人员。而到深圳及其周边地区的人则迥然不同，他们来自世界各地——美国、欧洲、日本以及台湾，但成分却简单得多。他们几乎全都是设计师、工程师，或是来与中国的工厂主会面的外国公司买家。
福朋喜来登酒店永远都是人声嘈杂的，住客们讨论当天的计划，或者与负责他们行程的中国工厂的官员们会面。上午9点钟，酒店的房间会戏剧性地变得空荡荡，因为人们都出去找他们的司机或先头部队，参观工厂、签订合同的行程也就开始了。
几乎每天早上，一个名叫凯西的41岁爱尔兰单身男人，都会坐在酒店的同一张桌子边。这个男人在福朋喜来登酒店的一个套房里已经住了两年。之前，他在深圳各地的其他酒店住过8年。因此，我自然而然地称他为“中国先生”。
“当你认为你了解这里的一切时，你正处于危险当中。”他说，“你在市场上看到某种新产品，你猜测这是哪儿生产的，结果你发现，那是5年来你每天都开车经过的一家工厂，而你对这家工厂却毫不知情！在这里，你即便待上很长时间，也仍然知之甚少。”从我的角度来看，他是位“中国先生”，因为他正处于人潮汇集的中心，这些人将全世界的订单都带到中国。
1996年，凯西刚过完30岁生日就去台北参加一个电子产品贸易展会。那是他第一次来到亚洲，他说：“我看到，这将是最有机遇的地方。”一年之内，他就在深圳开展了业务，并且创办了一家名为PCH China Solutions的公司。
这家公司做什么呢？简单说就是承接外包，实际上是给想要销售产品的外国公司，与能为他们生产这些产品的中国供应商牵线搭桥。
在深圳，一个数目庞大的群体是工人。他们基本上都是年轻人，没有受过教育，来自农村，去往深圳以及类似城市寻梦。有些人早就由亲戚或者中介在工厂里安排好工作，有些则是来到城市之后再找工作。
最后一群来到深圳的人，则使得其他人的工作成为可能，他们的代表就是住在福朋喜来登酒店的人们：来自高工资国家的买家。这些人认为，与其与成本低廉的中国制造商竞争，还不如享受他们带来的好处。
中国公司 胜在快捷
为什么一家外国公司会来找我们的“中国先生”呢？我问凯西，如果我在美国匹兹堡的钢铁厂的某个部门工作，想要削减支出，他会给我什么建议。“我对那个不感兴趣。”他说，“钢铁厂属于重工业，而且也许你已实现了生产的自动化，那样的话，一个人按个按钮就能操作生产。你的开支和在中国雇人按按钮的开支相差无几。”
但他为我举了其他例子。
比如，你已宣布将要生产一种重要的新产品。但临近投产时，你发现有一个设计问题必须得到解决，并且没有一家美国工厂能及时调整生产程序。
中国工厂的反应就要快多了，这不仅仅是因为这里每天工作12小时。“在任何其他地方，你都必须进口原材料以及零配件。”凯西告诉我，“在这里，一英里之内你就能找到9个不同的供应商，他们能在一下午的时间内做出样品。人们总以为中国是廉价的代名词，但实际上，它胜在快捷。”
或者，你是一位美国发明家，你有一项产品，并且认为它在节约家庭能源方面有不错的绿色前景。但是你必须使之尽快投产，因为你担心一些大公司捷足先登，而且你必须将它的零售价控制在100美元之内。“只有中国能完成这项任务。”“中国先生”一边向我展示制成品，一边对我说。
从多次去往深圳和其他制造基地的人们口中，我听到很多类似的事例。我从中看到了西方国家把中国视为制造中心的原因所在。
“中国制造” 对中美都有益
制造业的繁荣发展对中国是否有利呢？答案是肯定的。中国官方发言人称：“我们已使上亿人口摆脱贫困。”这是事实，这一点很重要，因为中国制造业出口的迅猛发展正是其摆脱贫困的重要原因。
那么制造业转移到中国，对美国公司是否有利呢？答案看起来也是肯定的，否则，干吗要搬到中国来呢？
我在参观每家工厂时，都会问经理，这些产品最终卖给用户的价格大约是多少。例如，在一家现代化的工厂里，我看到的安装微软操作系统的普通笔记本电脑，在美国的售价大概是1000美元，其中零售商大概从中挣50美元。
剩下的钱都去哪儿了呢？据那家工厂的经理估计，英特尔公司和微软公司一共分得300美元，显示器、硬盘以及其他电子零件的生产商大约每家能分到150美元，键盘生产商能得15-20美元，联邦快递或UPS等物流商挣到的钱要少很多。剩下的利润大概是30-40美元——这就是中国的工厂主以及在流水线上辛劳的年轻姑娘们的所得。
简单地说，中国工人每年挣1000美元，却能帮助美国的设计师、经销商、工程师以及零售商每周挣到1000美元，甚至更多。另外，他们还帮助美国公司的股东们获得收益。
美国人抱怨人民币，抱怨中国的政府补贴以及中国其他的做法。他们认为，要解决中美贸易关系的长期紧张局面，必须由中国方面作出改变。
从我在深圳的所闻所见来看，这样的看法实在太天真了。如果美国不满意与中国的双边关系，那就是美国自己的问题，不是中国的问题，也不是在深圳的工厂里干活的工人的问题。美国想要通过挑剔、威胁或怂恿来阻挠中国追求自己的经济抱负，实际上只是自欺欺人。如果一个国家不喜欢与世界各国的贸易模式，它就必须修改自己的政策，而不是指望整个世界为它作出改变。迄今为止，中国就是这样做的，这不仅给自身带来了利益，同时也惠及美国。（作者：James Fallows）
中国工人每年挣1000美元，却能帮助美国的设计师、经销商、工程师以及零售商每周挣到1000美元，甚至更多。
我在中国时有一半时间是在工厂度过的。中国工厂里有１亿多男女工人，他们生产出照相机、服装以及其他各种各样的东西，远销世界各地。对我来说，这些工厂是当今中国最令人震惊、也最引人注目的一个方面。
对于上海的繁华景致、时速240公里的磁悬浮列车，以及永不停歇的、灰尘迷蒙的、行色匆匆的北京，我一点都不感到意外。每一个有关当代中国的报道都会提到它们。然而，我却不知道该如何来形容位于香港北部广东珠三角地区的世界级制造中心。单单在这一个省份从事制造业的劳动力总数，几乎超过整个美国。
说起中国的工业发展，美国人就像是19世纪的欧洲人。当时，欧洲人认为美国的工业崛起是由于它丰富的自然资源、大量涌入的移民以及廉价劳工；美国人当时根本不注意版权和专利保护（受到侵害的基本上是英国的著作和发明）。今天，美国人行走在中国街头，看见他们的电影、音乐、软件和书籍的廉价盗版产品被到处出售。这仿佛150年前，英国作家狄更斯漫步在年轻的美国街头，看到自己的小说被廉价盗版而忿忿不平。所有这些都是美国的一部分，但远非美国崛起的真实本质。就像现在，我们在中国看到的类似场景，也无法解释中国如何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
迄今为止，美国与中国的经济关系是成功的、有益的——对双方都有益。自由贸易也许并不是永远都对各方有利，与中国的长期贸易也有可能给美国带来危险。但是，基于我在中国看到的一切，我得出的看法与我来此以前所预设的立场完全相反。在考虑哪些应该改变以前，美国人应该感激已获得的利益。而深圳就是说明这一切的最佳地点。
来到深圳的三个群体
每当我在深圳福朋喜来登酒店享用早餐时，我都感觉自己似乎置身于一部电影当中。我的大脑里出现一个特别的场景：那是一部典型的二战电影，在海外的一艘航空母舰上，飞行员们聚集在军官室，讨论着他们将要执行的战斗任务。
深圳是外国人准备在中国采购时必去的地方之一。
那些去上海的、年纪为30岁到50岁的外国人，常常是金融家、咨询师或律师。在北京的则常常是外交官、学者、基金会或非政府组织的工作人员。而到深圳及其周边地区的人则迥然不同，他们来自世界各地——美国、欧洲、日本以及台湾，但成分却简单得多。他们几乎全都是设计师、工程师，或是来与中国的工厂主会面的外国公司买家。
福朋喜来登酒店永远都是人声嘈杂的，住客们讨论当天的计划，或者与负责他们行程的中国工厂的官员们会面。上午9点钟，酒店的房间会戏剧性地变得空荡荡，因为人们都出去找他们的司机或先头部队，参观工厂、签订合同的行程也就开始了。
几乎每天早上，一个名叫凯西的41岁爱尔兰单身男人，都会坐在酒店的同一张桌子边。这个男人在福朋喜来登酒店的一个套房里已经住了两年。之前，他在深圳各地的其他酒店住过8年。因此，我自然而然地称他为“中国先生”。
“当你认为你了解这里的一切时，你正处于危险当中。”他说，“你在市场上看到某种新产品，你猜测这是哪儿生产的，结果你发现，那是5年来你每天都开车经过的一家工厂，而你对这家工厂却毫不知情！在这里，你即便待上很长时间，也仍然知之甚少。”从我的角度来看，他是位“中国先生”，因为他正处于人潮汇集的中心，这些人将全世界的订单都带到中国。
1996年，凯西刚过完30岁生日就去台北参加一个电子产品贸易展会。那是他第一次来到亚洲，他说：“我看到，这将是最有机遇的地方。”一年之内，他就在深圳开展了业务，并且创办了一家名为PCH China Solutions的公司。
这家公司做什么呢？简单说就是承接外包，实际上是给想要销售产品的外国公司，与能为他们生产这些产品的中国供应商牵线搭桥。
在深圳，一个数目庞大的群体是工人。他们基本上都是年轻人，没有受过教育，来自农村，去往深圳以及类似城市寻梦。有些人早就由亲戚或者中介在工厂里安排好工作，有些则是来到城市之后再找工作。
最后一群来到深圳的人，则使得其他人的工作成为可能，他们的代表就是住在福朋喜来登酒店的人们：来自高工资国家的买家。这些人认为，与其与成本低廉的中国制造商竞争，还不如享受他们带来的好处。
中国公司 胜在快捷
为什么一家外国公司会来找我们的“中国先生”呢？我问凯西，如果我在美国匹兹堡的钢铁厂的某个部门工作，想要削减支出，他会给我什么建议。“我对那个不感兴趣。”他说，“钢铁厂属于重工业，而且也许你已实现了生产的自动化，那样的话，一个人按个按钮就能操作生产。你的开支和在中国雇人按按钮的开支相差无几。”
但他为我举了其他例子。
比如，你已宣布将要生产一种重要的新产品。但临近投产时，你发现有一个设计问题必须得到解决，并且没有一家美国工厂能及时调整生产程序。
中国工厂的反应就要快多了，这不仅仅是因为这里每天工作12小时。“在任何其他地方，你都必须进口原材料以及零配件。”凯西告诉我，“在这里，一英里之内你就能找到9个不同的供应商，他们能在一下午的时间内做出样品。人们总以为中国是廉价的代名词，但实际上，它胜在快捷。”
或者，你是一位美国发明家，你有一项产品，并且认为它在节约家庭能源方面有不错的绿色前景。但是你必须使之尽快投产，因为你担心一些大公司捷足先登，而且你必须将它的零售价控制在100美元之内。“只有中国能完成这项任务。”“中国先生”一边向我展示制成品，一边对我说。
从多次去往深圳和其他制造基地的人们口中，我听到很多类似的事例。我从中看到了西方国家把中国视为制造中心的原因所在。
“中国制造” 对中美都有益
制造业的繁荣发展对中国是否有利呢？答案是肯定的。中国官方发言人称：“我们已使上亿人口摆脱贫困。”这是事实，这一点很重要，因为中国制造业出口的迅猛发展正是其摆脱贫困的重要原因。
那么制造业转移到中国，对美国公司是否有利呢？答案看起来也是肯定的，否则，干吗要搬到中国来呢？
我在参观每家工厂时，都会问经理，这些产品最终卖给用户的价格大约是多少。例如，在一家现代化的工厂里，我看到的安装微软操作系统的普通笔记本电脑，在美国的售价大概是1000美元，其中零售商大概从中挣50美元。
剩下的钱都去哪儿了呢？据那家工厂的经理估计，英特尔公司和微软公司一共分得300美元，显示器、硬盘以及其他电子零件的生产商大约每家能分到150美元，键盘生产商能得15-20美元，联邦快递或UPS等物流商挣到的钱要少很多。剩下的利润大概是30-40美元——这就是中国的工厂主以及在流水线上辛劳的年轻姑娘们的所得。
简单地说，中国工人每年挣1000美元，却能帮助美国的设计师、经销商、工程师以及零售商每周挣到1000美元，甚至更多。另外，他们还帮助美国公司的股东们获得收益。
美国人抱怨人民币，抱怨中国的政府补贴以及中国其他的做法。他们认为，要解决中美贸易关系的长期紧张局面，必须由中国方面作出改变。
从我在深圳的所闻所见来看，这样的看法实在太天真了。如果美国不满意与中国的双边关系，那就是美国自己的问题，不是中国的问题，也不是在深圳的工厂里干活的工人的问题。美国想要通过挑剔、威胁或怂恿来阻挠中国追求自己的经济抱负，实际上只是自欺欺人。如果一个国家不喜欢与世界各国的贸易模式，它就必须修改自己的政策，而不是指望整个世界为它作出改变。迄今为止，中国就是这样做的，这不仅给自身带来了利益，同时也惠及美国。（作者：James Fallow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