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信世界:王晓初对中国电信未来的影响
发布时间：2005-09-22 14:38:15 热度：1368
9/21/2005, 作者： 阴志华 2004年11月1日，中组部、国资委宣布了对中国电信、中国移动、中国联通主要领导的职务调整，时任中国移动集团公司副总经理的王晓初出任中国电信集团公司成立以来的第二任总经理。就集团公司来讲，王晓初在中国移动是副职，而在中国电信却成了实实在在的一把手。而这种角色的转换，则使他将其治理企业的一些思路明正言顺地变成企业的思路成为可能。王晓初到中国电信快一年了，应该说在这段时间里，王在中国电信内部实行了一些改革，中国电信的年中财报也比较好看，但评价一个总经理对企业的贡献最大的点不应在这些短期的效果，不在于一年一季的收入有多大的增长，而在于他对于这个企业中期乃至长期发展的思考。不到一年的时间里，王对中国电信有长期发展有思路已经浮出水面，这才是决定中国电信发展的关键。而与此同时，其他的运营商似乎还没有什么动作。
影响公众和政策
一个具体的事件。前不久，信息产业部电信管理局副局长韩夏表示，号码可携带业务是我国今后电信发展的一大方向，信息产业部将会大力推动此项服务在我国尽早实施。而对信息产业部的这一表态，中国电信的反应是将积极推进带号转网业务，并表示中国电信可以做到这一业务，而且电信旗下的江苏南京电信当即表示将于9月1日试点带号转网业务。中国电信何以对带号转网业务反应如此迅速，著名电信分析专家、Frost&sullivan中国区总经理王煜全认为，南京电信只是中国电信的地方分公司，其做法应该是传达了中国电信集团的意图。其实，韩夏副局长对带号转网业务并没有过细地描述，而针对这件事中国电信的表态却非常聪明，王煜全说，中国电信巧妙地偷换了概念，表明了其支持带号转网并且表示可以推出此业务，这无疑是向公众和政府表示，固网都可能带号转网了，移动网就自不必说了。王煜全分析，事实上固网和移动网是两码事，韩夏所说的带号转网实际上应该有所指，那就是针对移动网而非固网。王煜全认为，就固网的业务本身而言，第一，如果本地带号转是应该非常容易实现的，是移机不变号;第二，跨地区带号转网从来没有人能做到，因为固网每个地区是有区号的。所以固网根本谈不上带号转网。王煜全认为，借信息产业部有关官员的谈话为背景，中国电信推出自己的观点，既表明了意图又不露任何痕迹，使整个带号转网的事情处于一种热烈的讨论之中。而中国电信此举的目的是什么按照王煜全的观点，是在为将来拿到移动牌照以后以带号转网为手段，从中国移动和中国联通争夺客户奠定舆论基础。作为国内最大的固网运营商，中国电信一旦拥有了移动业务，将成为全业务运营商，以此为优势，中国电信从其他运营商手中争夺客户要比不能带号转网、自己从头开始发展客户快得多。
应该说，中国电信这步棋是高明的，王煜全认为，此举从某种程度上反映了进入王晓初时代以后中国电信的变化。这个事情使中国电信和政府贴得更近了，中国电信谋求影响政府决策的意图已经得到显现。
中国的运营商其实挺委屈的。想想过去的10年，有哪个行业能像电信业那样，从非常落后的水平，发展到了和世界先进水平齐头并进，没有，可电信业做到了。而电信业在创造着这个巨大变化的同时，挨的骂也是最多的。然而电信业的委屈，却又怨不得别人，原因就是电信运营商们从来都不会向社会解释。“会哭的孩子有奶吃”，全世界都是一个理，中国电信业的运营商们不会“哭”，所以一直忍受着公众对整个行业的误解。
终于，作为中国电信老总的王晓初出来说话了。
其实，目前整个电信业都处于一个困境，有人开玩笑说其是“动辄则咎”，也就是眼下的运营商不管做什么事情都容易犯错误而无功可立，用句俗话说就是“动不动就错了”。举例讲，手机和互联网得以普及的今天，丰富的互联网应用和手机业务依然得到了政府有关部门和公众的批评，另外，电信服务的有些不规范也使运营商在每年的3.15消费者权益日成为众矢之的。当然，运营商在为公众提供服务的同时存在的这些问题，无疑是属于运营商需要进一步改进的地方，但试想，短短的几年时间，运营商需要在业务、在网络等各个方面进行发展，服务以及内容的管理方面难免出现一些纰漏。运营商也正在努力改正之。但人们在批评电信的同时，却忘记了电信业这么多年是如何把中国变成电信大国的。电信业目前就像人们常说的鞭打快牛那样，电信和人们的生活贴得越来越近了，虽然极大地满足了老百姓的需求，但老百姓对电信业的怨言却越来越大，而对有的垄断行业，比如电信、铁路消费者反倒情况好得多。
再看看政府的监管，王煜全认为，政府对电信业的监管，基本是用壅塞的办法而不是用疏导的办法，这对下一阶段电信业的发展非常不利。中国的电信业发展到现在，已经在步入下一个新的阶段，在这个阶段，无论是3G也好、NGN也好，以至于未来电信业的整体发展也好，都依赖于业务创新。王晓初提出要进行企业转型，要成为综合的信息服务提供商的目的正于此。
又回到上文所说的“动辄则咎”，创新的过程就是试错的过程，创新很难做一点瑕疵都没有。按照眼下的一些监管思路，动辄就是政府希望如何，这样将会在运营商创新的时候出现问题。王煜全从另外一个说法阐释了他对此种现象的担心:电信业发展需要创新，而大环境不鼓励创新，或者没有鼓励创新的机制，因为现在没有创新都“动辄则咎”，被政府不满，被老百姓批判，创新将无疑会招来更多的埋怨。
另外，有一种现象，那就是整个电信产业对国家对人民的意义正在变得模糊。几年前人们一片欢呼，电信产业被誉为伟大的产业，支持了国家信息化。而几年过去了，目前的情况是国家信息化基础设施已经建好了，但信息化却依然没有得到很好的发展。众所周知，国家信息化需要的不光是基础设施，更需要有上层建筑即应用，需要包括政府、企业在内的全社会都用信息化的内容。但事实并非如此。在这种情况下，电信运营商建立起来的基础设施已经无法拉动信息化这辆大车。运营商原来的使命似乎在这里终结了，而新的使命还没有出现，公众对运营商的态度是显然的。
王煜全说，上文所提正是目前中国电信业面临的最大的矛盾。而王晓初从一定意义上来讲，他会“哭”，他会解释。王晓初的解释是中国电信解决这个矛盾的法宝就是转型，要从基础电信运营商转到综合信息服务提供商。在王晓初看来，未来的社会是信息社会，运营商作为综合信息服务提供商是整个信息社会的基石。不光是社会信息化的基石，更是信息社会的基石，信息化的基石体现了中国电信的网络为信息化提供支撑，而信息社会的基石则体现了中国电信将为信息社会提供丰富的信息化应用。按照中国电信的想法，信息社会处处有中国电信。中国电信做到这一点并非难事，因为将来中国电信获得移动牌照也只是个时间问题。
王晓初带给中国电信最大的改变就是中国电信变得更加高调了，而且变得在影响舆论和政策上更有思维更有战略了。其实作为电信业发展的实施者，包括中国电信在内的几大运营商对行业的发展都心知肚明。而从现实的情况看，由运营商到有关最高机构，对电信业的认知度是递减的，首先运营商最清楚，再上一层的监管机关，包括信息产业部以有地方的通信管理局等的理解会差一些，因为虽然是监管机构但不是完全身临其中。而有关政策的最终决策者即中央有关部门，比如国资委、国家发改委等的理解就相对更加少一些了。但基于这种认知上层次的递减，以前电信业管理政策的制定却是相反方向的，即政府要运营商怎么做运营商就得怎么做，运营商没有发言权，真正成了外行指挥内行了。即便是现在，作为运营商来讲，具体制定发展方向也是不可能的，但运营商只要能在政府制定相关管理政策的过程中发挥一些影响也会起到非常好的作用。
据了解，全球的运营商都有一个很重要的部门，叫lobby department，这里的lobby特指美国国会。据了解，美国所有有一定影响的大企业，都会有一批专门的人员，这批人员是专门做政府攻关活动的，他们不能进国会去开会，只能在国会开会的时候等在lobby(大堂)，政界人士进去和出来的时候，这些人就去游说他们，去影响他们，以促使国家政策的走向会有利于本行业或本企业。在美国的企业中，lobby department这个部门都是非常强势的机构。美国的企业之所以专门设立这种部门，是因为行业或者企业的未来发展高度依赖于政府，所以他要去影响政府的政策走向。
王煜全认为，王晓初进入中国电信以后，经常在媒体发表一些自己的观点，像对3G的态度，像对中国联通的想法等等，都是在试图影响政府的政策制定。可以说，王晓初自己在做了lobby department的工作了。而这也正说明了中国电信逐渐真正的走向市场化了。因为他已经在开始政府攻关，而且不完全是政府，还包括舆论。王晓初试图用影响政府的政策，而政策又反过来作为管制企业的手段。王晓初应该明白，如果企业不影响政府的政策制定，政府的政策也许对企业的管制就会都是限制，这对中国电信将是非常不利的。
影响公众和政策
一个具体的事件。前不久，信息产业部电信管理局副局长韩夏表示，号码可携带业务是我国今后电信发展的一大方向，信息产业部将会大力推动此项服务在我国尽早实施。而对信息产业部的这一表态，中国电信的反应是将积极推进带号转网业务，并表示中国电信可以做到这一业务，而且电信旗下的江苏南京电信当即表示将于9月1日试点带号转网业务。中国电信何以对带号转网业务反应如此迅速，著名电信分析专家、Frost&sullivan中国区总经理王煜全认为，南京电信只是中国电信的地方分公司，其做法应该是传达了中国电信集团的意图。其实，韩夏副局长对带号转网业务并没有过细地描述，而针对这件事中国电信的表态却非常聪明，王煜全说，中国电信巧妙地偷换了概念，表明了其支持带号转网并且表示可以推出此业务，这无疑是向公众和政府表示，固网都可能带号转网了，移动网就自不必说了。王煜全分析，事实上固网和移动网是两码事，韩夏所说的带号转网实际上应该有所指，那就是针对移动网而非固网。王煜全认为，就固网的业务本身而言，第一，如果本地带号转是应该非常容易实现的，是移机不变号;第二，跨地区带号转网从来没有人能做到，因为固网每个地区是有区号的。所以固网根本谈不上带号转网。王煜全认为，借信息产业部有关官员的谈话为背景，中国电信推出自己的观点，既表明了意图又不露任何痕迹，使整个带号转网的事情处于一种热烈的讨论之中。而中国电信此举的目的是什么按照王煜全的观点，是在为将来拿到移动牌照以后以带号转网为手段，从中国移动和中国联通争夺客户奠定舆论基础。作为国内最大的固网运营商，中国电信一旦拥有了移动业务，将成为全业务运营商，以此为优势，中国电信从其他运营商手中争夺客户要比不能带号转网、自己从头开始发展客户快得多。
应该说，中国电信这步棋是高明的，王煜全认为，此举从某种程度上反映了进入王晓初时代以后中国电信的变化。这个事情使中国电信和政府贴得更近了，中国电信谋求影响政府决策的意图已经得到显现。
中国的运营商其实挺委屈的。想想过去的10年，有哪个行业能像电信业那样，从非常落后的水平，发展到了和世界先进水平齐头并进，没有，可电信业做到了。而电信业在创造着这个巨大变化的同时，挨的骂也是最多的。然而电信业的委屈，却又怨不得别人，原因就是电信运营商们从来都不会向社会解释。“会哭的孩子有奶吃”，全世界都是一个理，中国电信业的运营商们不会“哭”，所以一直忍受着公众对整个行业的误解。
终于，作为中国电信老总的王晓初出来说话了。
其实，目前整个电信业都处于一个困境，有人开玩笑说其是“动辄则咎”，也就是眼下的运营商不管做什么事情都容易犯错误而无功可立，用句俗话说就是“动不动就错了”。举例讲，手机和互联网得以普及的今天，丰富的互联网应用和手机业务依然得到了政府有关部门和公众的批评，另外，电信服务的有些不规范也使运营商在每年的3.15消费者权益日成为众矢之的。当然，运营商在为公众提供服务的同时存在的这些问题，无疑是属于运营商需要进一步改进的地方，但试想，短短的几年时间，运营商需要在业务、在网络等各个方面进行发展，服务以及内容的管理方面难免出现一些纰漏。运营商也正在努力改正之。但人们在批评电信的同时，却忘记了电信业这么多年是如何把中国变成电信大国的。电信业目前就像人们常说的鞭打快牛那样，电信和人们的生活贴得越来越近了，虽然极大地满足了老百姓的需求，但老百姓对电信业的怨言却越来越大，而对有的垄断行业，比如电信、铁路消费者反倒情况好得多。
再看看政府的监管，王煜全认为，政府对电信业的监管，基本是用壅塞的办法而不是用疏导的办法，这对下一阶段电信业的发展非常不利。中国的电信业发展到现在，已经在步入下一个新的阶段，在这个阶段，无论是3G也好、NGN也好，以至于未来电信业的整体发展也好，都依赖于业务创新。王晓初提出要进行企业转型，要成为综合的信息服务提供商的目的正于此。
又回到上文所说的“动辄则咎”，创新的过程就是试错的过程，创新很难做一点瑕疵都没有。按照眼下的一些监管思路，动辄就是政府希望如何，这样将会在运营商创新的时候出现问题。王煜全从另外一个说法阐释了他对此种现象的担心:电信业发展需要创新，而大环境不鼓励创新，或者没有鼓励创新的机制，因为现在没有创新都“动辄则咎”，被政府不满，被老百姓批判，创新将无疑会招来更多的埋怨。
另外，有一种现象，那就是整个电信产业对国家对人民的意义正在变得模糊。几年前人们一片欢呼，电信产业被誉为伟大的产业，支持了国家信息化。而几年过去了，目前的情况是国家信息化基础设施已经建好了，但信息化却依然没有得到很好的发展。众所周知，国家信息化需要的不光是基础设施，更需要有上层建筑即应用，需要包括政府、企业在内的全社会都用信息化的内容。但事实并非如此。在这种情况下，电信运营商建立起来的基础设施已经无法拉动信息化这辆大车。运营商原来的使命似乎在这里终结了，而新的使命还没有出现，公众对运营商的态度是显然的。
王煜全说，上文所提正是目前中国电信业面临的最大的矛盾。而王晓初从一定意义上来讲，他会“哭”，他会解释。王晓初的解释是中国电信解决这个矛盾的法宝就是转型，要从基础电信运营商转到综合信息服务提供商。在王晓初看来，未来的社会是信息社会，运营商作为综合信息服务提供商是整个信息社会的基石。不光是社会信息化的基石，更是信息社会的基石，信息化的基石体现了中国电信的网络为信息化提供支撑，而信息社会的基石则体现了中国电信将为信息社会提供丰富的信息化应用。按照中国电信的想法，信息社会处处有中国电信。中国电信做到这一点并非难事，因为将来中国电信获得移动牌照也只是个时间问题。
王晓初带给中国电信最大的改变就是中国电信变得更加高调了，而且变得在影响舆论和政策上更有思维更有战略了。其实作为电信业发展的实施者，包括中国电信在内的几大运营商对行业的发展都心知肚明。而从现实的情况看，由运营商到有关最高机构，对电信业的认知度是递减的，首先运营商最清楚，再上一层的监管机关，包括信息产业部以有地方的通信管理局等的理解会差一些，因为虽然是监管机构但不是完全身临其中。而有关政策的最终决策者即中央有关部门，比如国资委、国家发改委等的理解就相对更加少一些了。但基于这种认知上层次的递减，以前电信业管理政策的制定却是相反方向的，即政府要运营商怎么做运营商就得怎么做，运营商没有发言权，真正成了外行指挥内行了。即便是现在，作为运营商来讲，具体制定发展方向也是不可能的，但运营商只要能在政府制定相关管理政策的过程中发挥一些影响也会起到非常好的作用。
据了解，全球的运营商都有一个很重要的部门，叫lobby department，这里的lobby特指美国国会。据了解，美国所有有一定影响的大企业，都会有一批专门的人员，这批人员是专门做政府攻关活动的，他们不能进国会去开会，只能在国会开会的时候等在lobby(大堂)，政界人士进去和出来的时候，这些人就去游说他们，去影响他们，以促使国家政策的走向会有利于本行业或本企业。在美国的企业中，lobby department这个部门都是非常强势的机构。美国的企业之所以专门设立这种部门，是因为行业或者企业的未来发展高度依赖于政府，所以他要去影响政府的政策走向。
王煜全认为，王晓初进入中国电信以后，经常在媒体发表一些自己的观点，像对3G的态度，像对中国联通的想法等等，都是在试图影响政府的政策制定。可以说，王晓初自己在做了lobby department的工作了。而这也正说明了中国电信逐渐真正的走向市场化了。因为他已经在开始政府攻关，而且不完全是政府，还包括舆论。王晓初试图用影响政府的政策，而政策又反过来作为管制企业的手段。王晓初应该明白，如果企业不影响政府的政策制定，政府的政策也许对企业的管制就会都是限制，这对中国电信将是非常不利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