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IT科技创新能力述评
发布时间：2003-01-07 10:05:00 热度：2244
不支持该视频 自远古到16世纪，中国科技独步世界。工业革命以来，西方一小时一小时地追赶，仅仅200年，我们2000余年的优势便不复存在。到鸦片战争时，枪和炮大败刀和矛，西方形成了关于中国人的标准观念：墨守陈规，不善创造。
自鸦片战争起，国人奋起追赶。从詹天佑的京张铁路、两弹、卫星火箭、袁隆平的超级杂交稻到国家“863”计划，一刻也未停息。进入21世纪，我们终于可以说—— “技术中国”觉醒。
序幕:落日悲歌
568年前，中华帝国舰队从非洲肯尼亚返航。舰队司令郑和独自一人站在旗舰的船首，默默地注视着无垠的印度洋，火红的晚霞映红了他的脸。
15世纪，远洋航海是绝对的顶级高科技，造可以抵御巨浪的大船、掌握洋流、精准计时、测速、详细的天文知识和高性能指南针都是最尖端的技术。郑和时的中国比哥伦布时的欧洲早87年攻克了这些难题。郑大人的旗舰“宝船”排水量14800吨(另一说是千余吨)，舰队舰船200余艘，船员27000人，哥伦布到达美洲最大的船排水量只有250吨，舰船4艘，船员87人。
1459年，郑和首航后的56年，欧洲人毛奇在他绘制的海图上写着：“来自中国的巨大帆船出现在非洲西海岸的大西洋上。”于是，史学家们问：为什么中国舰队没有向北再走得稍微远一点，进入欧洲？如果欧洲人与中国巨舰相遇会怎么样？
当时洋大人的脸色是我们今天常说的“农民红”，他们哼着老爸教的土曲，放着羊，喝着家酿的酒。书上说，当地人告诉郑和，再往北的欧罗巴很荒凉，只有羊毛和酒，郑和思念恩重如山、垂垂老矣的永乐皇帝，命令舰队返航。如果郑和再向北航行到达英伦三岛，在百年战争中打得不可开交的英法双方一定会竞相祈求郑大人助战，就像故事里小人国的国王请巨人帮忙一样。
此时的中国科技如日中天，不幸，以后红日西垂，到了1840年的鸦片战争，天完全黑了。
长夜里，德国大哲学家黑格尔写道：“中国没有真正的科学，缺乏科学生存的内在性土壤和从事理论研究的真正的科学兴趣，中国所有的科学与技术都是原始的，落后的。”他还说：“科学和真正的艺术离中国民族的性格很远。”
长夜里，另一本构成西方标准中国观念的著作是阿瑟·史密斯写的《中国人的性格》，书中说：这个民族漠视精确，马虎了事，因循守旧是他们的本能。
呜呼！仿佛中国从没拥有过太阳，往昔的辉煌被轻易地抹杀，我们因技不如人而任人欺辱，被视为不可与体面的洋大人平起平坐的劣等民族。
国人在这欲歌无声、欲哭无泪的长夜里。企盼着曙光的来临。
长夜里的第一道光，出现在1949年，华罗庚、邓稼先、李四光，严济慈、贝时璋、汤佩松等一批国际一流的科学家成为中国科学院研究员，国家发出“向科学进军”的号召，中华民族形成了以科技强国的国家意志。1964年，原子弹试爆成功，1967年，氢弹试爆成功，1970年，卫星上天。在那些热血激荡的艰苦岁月里，科技作为第一政治力永远结束了中国被人蔑视、任人欺辱的时代。
理论研究:与世界融合
古代哲人，不论中外，以“演绎”为其研究方法，试图以生活常识和经验为基础，在大脑里进行类比、推导，进而得到客观世界的规律。中国古代的五行学说，古希腊的四元素说都是演绎的结果。
培根的实证主义，变古人的“演绎法”为“归纳法”，主张在细致观察的基础上，对自然现象进行归纳，概括出可被实验验证的规律。牛顿定律、法拉第定律、爱因斯坦相对论等理论研究的成就都可算在归纳法的账上。
考察科学进步的历程，虽然培根和斯密模式都涉及理论研究，但培根模式所占比重远远大于后者，国家是理论研究的主导力量，中国也不例外。
制度接轨
科学家是人类中非常特殊的族群，压抑的气氛、生活的窘迫会限制他们的思想自由，难以使珍贵的才华放出夺目的光辉。所以，科学家们需要较好的待遇、需要以论文和会议的形式交往、需要自由选择课题及合作伙伴、自由支配经费等。
我国原有的制度与国际通行的制度不同，极有特色，科学家被“包养”在研究院和大学里，课题选择、经费支配、人员配备，甚至论文发表都由行政人员代劳。改革开放以后，在中国特色的科研体制下，弄虚作假、挪用经费风气极盛，科学家待遇不如皮鞋表面清洁家， 科技部官员曾对新华社记者发表谈话：“我国科技面临内忧外患”。内忧指科技界问题重重，外患指与世界先进水平距离日益拉大。
国际通行的体制经数百年锤炼，行之有效，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不再需要中国特色的科研体制。1982年，中国科学院成立基金局，试行基金制，1986年，四院士上书，国家批准成立国务院直属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中国NSFC)，自1998年起，中国政府在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规划(973计划)的项目管理中废除单位制，全面推行课题制，给予课题负责人自主权，采用公开招标、同行评议等做法。至此，我国理论研究体制全面与国际接轨。
科学家眼中的理论研究
中国从事理论研究的科学家主要集中在大学、中国科学院和外国公司的中国研究机构。采访中，科学家们谈到了中国理论研究的方方面面。
● 人才和水平
北京的微软亚洲研究院是一家著名的理论研究机构，武汉大学毕业的女博士张黔研究员1999考入该院，她提出的一项流媒体无线传输方案使微软在该领域处于国际领先水平。张黔说：“在大学里，做研究比较看重国内先进水平，在微软，有一批国际一流的专家，和他们一起工作，水平一下子就上去了。”
微软亚洲研究院副院长张宏江就是这样一位专家。1985年11月底，硕士毕业的张宏江去丹麦科技大学读博士，经历了5年寒窗，1991年到新加坡国际大学做研究，提出视频数据结构化框架理论，成为这一领域的开山祖师。在国内完成基本训练，在国外深造，有所建树，再回到中国做研究，很多科学家都有类似的经历。
清华大学集成电子学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罗毅博士1992年回国，曾得到中国NSFC国家杰出青年科学 基金资助。他认为，这几年从国外回来的人越来越多，40～50岁的一批科研人员已经成为中国科研的骨干，他们对国际前沿情况非常了解。他说：“现在大学里特别重视在国外刊物上发表论文，与职称、工资挂钩，不在国外发表论文，在学校里就呆不住。国内最好的大学中有相当一批教授在国际学术界有发言权，清华电子系一年在国外发表的论文可达五六十篇。”
杨士强教授与罗毅博士感受相同，他说从前确实不重视在国际上发表论文，江泽民主席1998年5月提出建16所世界一流大学以后有了转变，计算机系每年在国际上发表的论文已经达到三四十篇。他还说，一批国内培养的人才也达到了国际水平，以清华为例，人工智能方面有应明生老师，EDI方面有洪先龙老师，网络方面则有吴建平老师。
看来，经过近年的努力，我国在理论研究上已有一批能与国际前沿接轨的人才，在国际学术界有一席之地已是不争的事实。但这并不等于我国研究人员总体上已到达国际前沿、我国的理论研究已在国际上处于主导或主流的地位。1999年，反应理论研究状况的《SCI》（科学引文索引）收录我国论文24476篇，排第十位;2000年，收入论文量增加19.7%，共30500篇，排名升为第八位，超过俄罗斯、西班牙，为有史以来最高位次。2001年，《SCI》收录中国论文35685篇，排名仍保持第八，美国、英国、日本、德国、法国、意大利和加拿大排在中国之前。
● 教授的工作
罗毅教授认为，中国科研体制、科研机构运作与国外差别越来越小，项目来源、立项、成果评价基本上差不多。中国教授每天忙的不外乎找项目，申请经费，做研究，努力在国际上发表文章。
罗毅的国家重点实验室有四十几位研究人员，一年开销几千万元。2000年2月，罗毅拿到了国家重点项目高速大容量光纤网络光储集成，经费3000多万元，要求五年完成。他还记得，当时有200多家单位竞争，前后讲过七八次，朱光亚、汪成为等大科学家都坐在下面听，问题问得很深刻，评审采用了打分的方法。罗毅说他在项目竞争中不是每次都能拿到，也有过失利。
罗毅认为中国科研体制的公平程度与国外只有量的差别，没有质的差别。在国外，教授认识的人多，照样容易拿到项目，只会做研究当不了教授，教授要具备较高的综合素质，包括社会活动能力。他说:“当教授就像当老板。”
清华大学电子工程系丁晓青教授的智能图文信息处理研究室有近40个研究生。丁老师每个月付给学生1000多元，学生出国参加国际会议需要费用，研究所需的房屋、水电也要付钱。她说：“基本上都是我自已找钱来供我的学生。我想要培养出高水平的学生，我自已的研究就得达到很高的水平。”
微软研究院主任研究员马维英是在美国读的博士。他说，在美国当教授很不容易，不仅要学问好，社会活动能力强、能拿到项目，还要会管理，管资金管学生，经过6年考验，才能做终身教授。
看来，不仅中国的科研体制实现了转轨，中国的教授已经与美国同行们按同样的方式工作，行进在同样的轨道上，中国的理论研究正在与世界融合。
● 外企研究院的角色
自上世纪 90年代未以来，越来越多的外国公司在中国设立研发机构，其中， IBM、微软等国际著名公司在中国的研究机构从事理论研究。显然，在知识经济的浪潮中，外企希望借助中国巨大的优质智力资源获取商业利益。然而，关于这些机构对中国科研所产生的效应也是科学家们乐于探讨的话题。
张宏江副院长谈到微软亚洲研究院对中国科研的作用时说：“作为中国人，非常有体会。”他说，中国人回中国做研究，如虎添翼，希望多出成果。在国际上发表论文，要注明作者所在的国家，出自微软亚洲研究院的文章都会注明“中国”字样。这样，在国际会议上宣读论文，就不仅仅代表微软。从前，不少前沿领域中没有中国人的文章，现在以中国人身份进入这些领域，在著名的国际会议上宣读论文“深感幸福。”
张宏江认为，外企研究院所起的作用与外资企业类似。人们可以在身边看到、感觉到新技术和先进的科研管理方法，对中国科学界改变观念，改变做事方法很有好处。张黔博士说，每年要从中国的大学选200名学生到微软研究院做访问研究，这些学生最终要回到原先的学校，他们会把最新的研究成果、管理方法、研究方法带回去，他们的老师会由此看到差距，感受到压力。
杨士强教授介绍，1998年微软在中国成立研究院，其研究方向与清华很相近，因此，1999年他们便成立了联合实验室，微软投入10万美元，去年追加了32万元人民币，清华前后有五位老师在实验室工作。实验室研究的大方向由双方商定，课题由实验室自主决定，共有二十几位同学在实验室做过研究，出了不少论文，这些论文由清华和微软联合署名。杨士强认为，微软是想以此更多地吸引清华的人才，而清华则希望通过与微软合作提高研究水平。
杨士强说，清华与IBM、Intel、Motorola等公司的中国研发机构也有类似的合作。外企的研究机构设在中国，交流十分便利，将国外的学术思想、学术关系带了进来，“应该实事求是地讲，这件事对我国基础研究水平的提高还是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看来，虽然不能将外企研究机构看成中国的，但也不能简单地归于外国的。这些研究院设在中国比设在外国对中国的好处多。其中研究人员的主体是中国人。他们联结着国外，但与中国割不断，他们中间不乏站在国际科学最前沿的精英。由外国大老板付高薪供养着，使他们不断自我更新，一直保持最高的水准，与此同时，使他们的知识、经验、智慧为我兼用，岂不妙哉？
● “国家队”的变迁
作为国内研发力量中的“国家队”之一，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近年来研究成果颇丰，备受各界关注。其中的一个重要转变就是越来越注重技术转移与高技术产业化，用该所副所长、博士生导师谭民教授的话来讲就是，技术转移与高技术产业化已经成为“解决生存问题的关键”。
“高技术产业化是社会资源的主要功能，是企业行为，科研院所不是其中的主体。技术转移是科研院所在科技与经济结合工作中的主要功能，研究所应当充当孵化器的作用。我们实现技术转移的主要途径有：纯技术转让；自办企业，再与社会结合，增资扩股份、股份转让;以技术作价入股与社会资源合办企业。”
据谭教授介绍，作为国家级研究所，自动化所首先要做的是“国家需要的事情”，国家的需求是其选择项目的前提。国家需求包括了两个方面：国家战略需求和市场需要。对于研究所的重大项目，自动化所每年投入400万～500万元，缺口部分也可以引进一些企业和个人的资金，自动化所曾经和上广电及浙江宁波的一些企业合作开发项目。另一方面，所里在一些企业的分红也可以补充经费上的不足。
在产业化方面，自动化所也有了一些非常成功的尝试，像拥有汉王识别系统的汉王科技公司已经基本完成了转制，科研所旗下的公司含所里编制的人不多了，所里只是含股份，像汉王这样原先的全资子公司也成为了股份制公司，完全和市场接轨。
从20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自动化所开始注重高技术的产业化，尽管目前整个研究所成果的转化率依旧只有5%～10%，但是，“技术转移与高技术产业化是中科院高技术研究的重要内容，一定要面向国家需求和市场需要。”谭所长表示，“现在除国家战略性需求科研项目外，我们的研究一定要满足市场的需要。如果技术成果出来了，只能库存起来，就有可能成为国家的坏账。国家的钱也不好拿，关键是要站在对国家负责的高度来选择我们的重大项目。”
在人才引进和环境改善方面，自动化所近年来也大有改观。现任所长谭铁牛就是1998年从英国回来的“海归派”，另一方面，所里利用交流合作的方式吸引人才回国加盟，自动化研究所党委书记、副所长张平称之为“不求为我所有，但求为我所用”。今年9月，总造价一个亿、中科院投资3500万元的新智能化办公楼开始启用。“单纯就收入而言，我们跟国外根本没法比，但对于科学家、知识分子来说，科研的环境和气氛很重要，我们可以拿出一定的启动经费，根据研究方向进行组合，形成一个个比较好的研发团队。”谭说。
据张平介绍，对于不同的工作性质，研究所也有着不同的评价考核体系。“对基础前沿探索性工作 ，我们强调宽松的氛围，由研究员提出申请，经过一定程序的评审，予以3～4年的稳定支持，每年不参加考评，只需要将工作向学术委员会做一次汇报，3～4年后进行评议，工作没有成效的再转向。基础研究工作也强调队伍的适度规模，以保证工作的连续性和一旦工作有突破后，迅速地向中下游转移。对于应用研究工作，则强调目标和绩效考核。绩效主要包括目标的实现绩效和成果转化后的奖励，包括股权，上不封顶、下不保底。”
创新能力分析 “创新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江泽民主席在多个场合说过这话。这句话可被解读为希望改变我国目前科技创新能力弱的状况。采访中，科学家们谈到要通过加强理论研究来提高创新能力。可是，为什么加强理论研究就能提高创新能力呢？
显然，并不是所有的创新都有价值，绝大多数理论研究成果没有明显的功利性价值。不产生价值的创新无用，创造有价值的创新，使创新实现价值才是合理的追求。如此说来，真的有必要加强理论研究吗？
英国科技政策专家特伦斯·基莱将科研分为第一行动者(做原创性发现)和第二行动者(采取进一步行动)，用他观点来分析，可以提供不同的视角。
理想的状况大概应该是以一流的理论研究工作维持着一大批科学家一流的水平，以适当的机制和组织形式激励他们从事第二行动者的工作。如果他们在研究中产生原创性发现当然很好，但更大的希望在于他们作为第二行动者的工作上，这包括系统地整理原创，详细评估原创提出建议、编写教材、授课、有针对性地从事改进性研究。中国NSFC的孟处长说，美国NSFC有专门的经费用来资助一流科学家编写教材，说明他们对第二行动者的重视。从这个意义上讲，理论研究是创新的培养基，但仅有好的培养基，并不是优质高产的充分条件。
与国际前沿接轨的研究工作较少，一流科学家不够，没有强有力的机制和组织形态鼓励第二行动者的工作大概是我们创新能力弱的深层体制性原因。
应用研究:“大器具时代”
应用研究常常以开发具有特殊功能或性能的新式器具为目的。
通常认为，应用技术是在科学理论的基础上进一步研发。发电机和电动机是在法拉第电磁理论的基础上研发的，马可尼根据麦克斯维的电磁场理论开发了无线电报机。但是，科技史上不少伟大发明并没有科学理论的影子。发明蒸汽机的瓦特没受过任何科学教育，只是一名技工，不懂力学和热力学，发明电灯的爱迪生在世的时候，物理学家们还不知道发光的原理，在培根式科学还没诞生的中世纪，人们已经发明了轮子、曲轴、帆和指南针。
因此，理论研究是应用技术的来源，但不是惟一的来源，人们在实践中的发现、积累和原有的技术也是应用技术的来源。前者可以归结到人类历史中哲学思维的理性传统，后者是工匠们不断改进技艺性传统。文艺复兴和工业革命以来，这两个传统相互融合，在应用技术的进步中共同发挥作用。企业家获利的欲望和追求新事物对研发人员产生的刺激在市场机制下相互激发，达到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高度，人类乘上科技的快车不顾一切地向前飞奔。
中国在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以后，市场的魔法点着了理性传统的火焰，给技艺性传统注入了兴奋剂，使中国的应用研究在与世界同样的跑道上抬脚起跑。
“863”:抢救中国科技
“863计划”是中国最重要的应用研究计划。它在国家主导下开展，属于培根模式。
伟大的思想使人敬仰，杰出的器具令人敬畏。科技通常落实为杰出的器具，才谈得上作为政治力或者生产力发挥作用。没有人害怕爱因斯坦，但所有的人都敬畏原子弹，没有人担心冯·诺依曼，可是世界上很多人忌妒PC机。科技以原子弹的样式变成了强大的政治力，又以PC机的模样变成了改变人类文明进程的生产力。
西方文化的大器具情结十分深沉，可以追朔到古希腊神话里半人半神的英雄和欧洲传说中的巨人，大炮、大船、大飞机、大导弹和大计算机都是让他们着迷的玩意儿，孔夫子以德服人的把戏太虚伪，远不如以力服人痛快。
按西方的价值观，里根总统和他的人民需要新式的大器具支撑那种伟大的自我感觉。冷战年代的苏联也信奉大器具哲学，倾全国之力，努力用科技创造大器具，使其充任第一政治力。在这种刺激之下，1984年，里根时代的美国抛出了富有好大喜功色彩的“星球大战计划”。由于担心美国未来的高科技新型大器具会导致技术全面升级而使自已被动，次年，欧洲启动了“尤里卡”计划，希望在高科技器具竞争中有所作为。
上个世纪80年代初的中国，刚从文革的恶梦中醒来，分了田，建立了特区，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经商成为一时之热。人们先是在耳力所及的范围，接着在目力所及的范围内发现了一些富者，社会价值观的大墙上出现了破洞：“科学家不如擦皮鞋的、搞导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教师不过是孩子王”。这些当时社会心态的真实写照使得高高在上的科技工作者面临重新审视其地位、价值的压力。
16年过去了，“863”有很多值得思考的地方。
● 再看体制
1983年，国务院经济技术研究中心曾组织上千名专家就应对世界新技术革命进行研究，最后竟没能提交有价值的战略性建议。四位科学家并不负有为国家提供战略建议的责任，他们此举系尽道德性义务，而非体制性任务。李国杰院士2001年曾说：“现在的问题是科研经费增加了，但科研决策能力、特别是选择做什么的能力并没有成比例地提高”。“863计划”是典型的一流科学家在体制外作为第二行动者发挥作用的事例,它的成功，促使一些科学家脱开体制，向最高当局频频上书，以期意外惊喜。看来，建成可靠的、确保一流科学家作为第二行动者有效发挥作用的体制16年前是，今天仍是我们不能回避的话题。
● 走出两弹一星
“两弹一星”是中国科技界永远的骄傲，人们将其视为“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成功范例。两弹一星是在国际政治经济对华讹诈之下，以国家为主导，集中全国资源，掌握关键应用技术，制造出对抗外部压力的大器具。这是典型的培根模式，是以科技作为政治力的成功案例。
把科技视为生产力，并不意味着已经掌握了将科技变成生产力的方法，更多的是一种愿望。“863计划”体现了“两弹一星”的精神，那时的目标是拯救国家主导的科技力量，使之能继续作为政治力发挥作用，为以后变为生产力打下基础。
“863计划”十周年时，当时的国家科委副主任，主管“863计划”的朱丽兰总结的第一条是“突破了一大批重大关键技术，缩小了同国外先进水平的差距”。“863计划”十五周年时（2001年），中国青年报记者江华在文章中这样写道：“今天，‘863计划’不仅使中国在生物、航天、信息、自动化、能源、新材料、海洋等技术领域在国际上占有一席之地，而且在一些方面可以与世界技术前沿直接对话，这极大地增强了中国人自主发展高技术、参与国际竞争的信心。”这样的话听起来与中国在体育运动上拿牌，夺取世界冠军颇为类似，但没有人将体育视为生产力。可见，“863计划”的评价指标中，排在首位的仍是其作为政治力的成就。
王大衍院士说，“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是邓小平在‘863计划’实行五年以后提出来的。这相当于发出指令，科技与生产力之间的相似符号必须换成等号，要求中国科研走出两弹一星定式。问题在于中国只有将科技作为政治力的经验，中国科研只有培根模式的经验。于是，与当代中国所有事物一样，“863”在国家主导下走上高科技产业化的探索之路。
● 产业化道路
曙光高性能计算机在“863计划”重大成果转化项目中名列第三，是信息技术领域中成就最高的一项，李国杰院士是该项目的负责人。
李国杰是著名科学家夏培肃先生的研究生，1985年经夏老师推荐去美国攻读博士和博士后，1987年回科学院计算所。留学期间在VLSI处理器阵列等三个领域做出了开创性工作，发表论文70余篇。1990年出任曙光项目负责人，是一位一流的科学家。
在李国杰的领导下，“863”项目稳步推进，1993年完成曙光一号，1995年完成曙光1000，1998年完成曙光2000，2001年完成曙光3000。与此同时，1995年，中科院计算所在曙光系统的知识产权的基础上成立曙光信息产业有限公司，李国杰出任总裁。曙光现任总裁历军说，科技部作为股东之一，当年投入1000万元，成立公司是因为“863”指导思想转向高科技产业化。
关于产业化的成果，李国杰在公司十周年总结中说，曙光已占有国内高性能计算机20%左右的市场，十年来，“863计划”曙光项目投入科研经费1亿元，曙光净资产超过8亿元。曙光近年市场表现日趋活跃，是高端服务器的重要供应商，在没有曙光经营数据的情况下我们相信李国杰院士所说“我们在发展高技术，实现产业化的道路上迈出了坚实的一步”具有很高的可信度。
1997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马宾在考察曙光以后，在给中央的报告中说其意义不亚于卫星上天。历军说，由于当时中国不能生产高性能计算机，外国公司不仅索以敲诈性高价，还在机房中建“房中房”安放系统，外国人能进，中国人不能进。系统处理中国石油数据，其运算结果外国人全知道，而且先于我们知道。当时的国家科委主任宋健在曙光2000成果工作会上对此十分气愤，称之为丧权辱国。这些往事人们在评价曙光时常常说起，不过应该明白，这是曙光借用两弹一星模式，作为政治力的结果。如果说到产业化，恐怕对其成绩的评价最好延用李国杰所说的“迈出了坚实的一步”，联想的根也在计算所，科技含金量不比曙光高，但在产业中远比曙光成功。
总结高科技产业化过程，李国杰感受颇深。他认为，在美国，计算机领域与产业相关的研发主要由企业来做，计算所现在所做的工作相当于国外企业的研究院。他说，国家投入应主要做共性关键技术研究，然后幅射出去，但企业对此不认同，希望掌握独家技术，科研单位往往完成项目以后，或自已办公司或独家转让。这是对目前高科技产业化中“科研企业两层皮”现象的真实写照。李国杰对此十分忧虑：“我担心的是，十年后，我们真正能参加国际展览的高技术成果仍然和现在差不多。”
不能说曙光不成功，它在走出两弹一星模式的过程中极富创新精神，在市场中站稳了脚跟，是一流科学家按培根模式作为第二行动者迈出的坚实一步，只是目前距“第一生产力”尚有相当距离。
再看曙光和“863”走过的路，在信息技术领域，其科技转化为生产力的路线是国家出钱，在国立科研机构搞研究，成果转移到公司变为生产力。注意，其实不是科研企业两层皮，而是科研机构与企业两层皮,这与两个单位两层皮没什么区别。如果将路线改一下，变成国家出钱，在企业搞研究，在企业变成生产力会怎么样呢？
企业在行动
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在其巨著《历史研究》中说：“工业化和国家主义是我们这个时代具有决定作用的两种力量。国家主义在西方政治实践中表现为部落意识和穷兵黩武。”自工业革命以来的政治家们都追求富强，以放大国家利益为己任。在他们眼中，富是国富，强是国强，富和强差不多是一回事。
● 开启斯密模式
迄今为止我们一直在谈论的培根模式试图使人们相信，在国家主导下，先做理论研究，再做应用研究，技术就会像涓涓细流一样渗透到全社会，国家便由此而富强，这很对国家主义者的胃口。
然而，工业化要求开放的大市场、自由贸易和全球化，具有冲破部落意识的巨大势能，因此，企业家与政治家的立场很不相同。只要是钱，不论来自何处，企业家都喜欢，如果科技能带来丰厚利润，他们就爱科学。工业革命以来，斯密模式已被反复验证：投资科技，特别是在应用技术上的投资，开发出不同凡响的器具，这是企业获取丰厚利润的最有效手段之一。
历史上，工业革命时期的英国奉行斯密模式，法国奉行培根模式。结果，法国造就了拉瓦锡、库仑、居维叶、安培、拉普拉斯等众多伟大的科学家，成为科学原创的发源地，而英国发明了蒸汽机、火车和绝大多数重要的器具。当时的格言说：法国的发明在英国结果。伏尔泰在1728年写道：“英国人吃白面包，衣着讲究，而法国人仍然贫穷。”19世纪，英伦三岛发育成日不落帝国。
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在民用领域采用斯密模式，研发以企业为主，在国防和农业上采取培根模式，以国家为主导。在美国的对立面上，苏联完全采取培根模式。结果，20世纪差不多所有能卖钱的器具，无论是飞机、计算机，还是日用品,都是美国的最好。今天的美国出落成了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而苏联却消失了。
在中国实行计划经济的时代，斯密模式没有生长的土壤。改革开放以后，市场经济自动开启了斯密模式。如今，在中国的土地上，企业已经行动起来了。
● 企业里的研究院
“中国企业的研发能力并不差。企业如果把方向选准了，并持之以恒地去做，也能做出在国际上领先的产品。”方正技术研究院院长陈晓欧对于国内企业的研发能力显得相当自信，“我们完全没必要妄自菲薄”。
今天，方正出版系统已经占领了国内出版市场80%以上的市场份额。而更值得称道的是，方正出版系统在面向国内市场的同时还将眼光描向了日本、德国、英国等海外市场。
1995年，方正技术研究院成立。2002年，方正又对技术研究院进行了调整，缩减了人员，将一些研发项目放到了各专业公司。“我们是按市场规律办事，并不是所有研发都适合在研究院做。当年能完成的、和市场结合紧密的，我们都放到了专业公司。那些需要进行中长期研发的，有一定前瞻性的则留在了研究院。”陈晓鸥说，“研究院的好坏和人数没有关系，关键是看定位。方正现在是两级研发方式，整体规模有上千人，方正研究院仍有100多人。”
调整后的方正技术研究院重点做起了信息传播。如果说方正昨天的出版系统是“告别铅与火”，那么方正今天做的信息传播就是“告别模拟时代”。方正已经在信息传播领域内的内容管理、数字版权保护、多媒体集成等方面形成了自己的产品。“我们的内容管理系统在国际上也属于最好的产品，很多香港、日本、美国客户看了后都很欣赏。”陈晓鸥看了看日历表，“后天我去台湾就是宣传这个产品”。
如果说方正是以“技术顶天、市场立地”的独特方式诠释了中国研发的实力，那么，联想、大唐等企业研究院则体现了更鲜明的“中国特色”。
联想研究院成立于1999年。作为国内IT企业的一面旗帜，联想的技术之路却充满了坎坷。按照联想高级副总裁、研究院院长贺志强的划分，把联想技术的发展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84～1989年，联想依靠倪光南研制的汉卡在市场上立住了脚，赢得了第一桶金，没有汉卡，就没有后来的联想；第二阶段是1990～1994年，联想研发“四面开花”，研发方向很多，有程控交换机、打印机、主板等等；第三阶段是1995～1998年，所有的研发人员都下放到事业部，事业部有各自的研发中心，公司级的研发几乎处于真空状态。联想在PC的产品技术上取得一些进步；第四阶段是1999年到现在，联想逐渐建立起联想研究院领衔的二级研发体系，逐步从产品技术向前瞻性技术迈进。
作为联想首席的技术官，贺志强常常被人询问：“联想有技术吗？什么技术？联想为什么不发展核心技术？” 贺志强总是耐心地解释，“联想有技术！产品技术和应用技术！如果联想明天做CPU的话，就得死。核心技术是能不断给企业带来持续价值的技术，仅仅做一个东西出来，不能称之为企业的核心技术。”
“三年来我们做的全是小规模的项目，打小仗，目的是树立信心。做出成绩逐步推动文化氛围的建设。直到今天，我才敢跟员工说可以做中期的项目，但目前还不敢做长期的项目。三五年的技术我们还看不到。”贺志强毫不掩饰联想与其他国外大公司的差距。IBM的Watson研究中心可以研发10年后的技术，Intel的研究院研究未来3～5年的技术。联想就只能研究未来1～2年的技术。“今后，联想将加大2年后技术研究的比重。”贺志强说。
2002年，联想在研发方面的投入达到了前所未有的8亿元，未来3～5年内预计投入25亿～40亿元人民币。
“中国企业不应该走‘模仿、跟踪’的回头路，当年中关村起步的时候，所谓的创新就是‘模仿、跟踪’，现在像联想这样的公司也提出研发方面的创新了，无论结果怎样，我觉得这样的方向是对的。” 刚刚参加完联想“Legend World”大会的大唐移动通信设备有限公司副总裁、首席科学家李世鹤博士提起中国企业里的研究院，充满感慨。
作为国家成立最早的研究院之一，大唐电信旗下的电信科学技术研究院的前身是邮电科学研究所，成立于中苏合作时期的1956年。 1993年，技术力量重组，当时的邮电科学研究所分为几个院，而电信科学技术研究院则在改制后于2001年划归大唐企业旗下，是6个国家电信科研机构之一。
李博士认为，在上世纪的60至70年代，国内研发都是停留在“模仿”阶段，即将别人的东西原原本本地重新复制出来，到了80年代，随着市场经济的萌芽，“跟踪”成为主要方式。当时，“跟踪”最为成功的是日本，一度曾经让美国感到恐慌。而到今天，中国企业已经开始有真正意义上的“研发”了，有些甚至拥有世界领先的技术。
“在中国，即便到现在，还是一个‘用智力补财力’的时代。研究经费不足或者短缺，成为众多研发单位的问题，大唐今年的研发投入在4亿到5亿元人民币之间，但是和美国或西欧比较，人家一年的投入就能够达到数十亿美元。” 李博士认为，资金不足依然是困扰许多企业研究院的一大问题。
现在大唐的TD-SCDMA技术，已经成为3G技术的全球三大标准之一，但李博士认为大唐的3G之路还是任重道远，“大唐想要做的是，现在不敢说要赚外国人的钱，但首先要防止外国人赚我们的钱。我们的技术标准可以向3G延伸，并且争取在3年内让这一技术得到完整的应用，到明年，我们的投入要达到10个亿，而资金来源是多方面的，国家也有投入，但不是惟一的资金来源。”
早在1991年，大唐就做出了“大哥大”的原型产品，但当时国内这一市场并不成熟，技术标准不一，但推广应用需要大投入，“直到今天，包括大唐在内的许多中国企业，还是以大规模生产制造、加工为主，技术之路依旧漫长。” 李博士认为，中国研发机构最大的不足除了研发本身之外，对于专利的认识也不足，“以前有很多单位有研发意识，却没有专利意识，现在可以说亡羊补牢，犹未为晚。”
● 超越OEM
1995年以前，清华紫光是中关村“倒爷”大军中的扫描仪大队。中国IT业至今信奉“贸工技”哲学，像曙光那样，真搞高技术的很少，当时清华的紫光随大流儿，也不玩技术。
1995年，紫光在广东东莞建了一条生产线，生产紫光牌扫描仪。原料来自台湾，一箱箱扫描仪整机在生产线上被打开包装，换上紫光的品牌，装进紫光的新包装箱，以紫光的名义发往客户。1997年，生产线起点上的整机变成了部件，工人们不干换牌的活儿了，他们在生产线上将扫描仪部件装配成整机。这时的紫光，不仅获利比换牌高，还获得了大批量制造的知识与经验。
做OEM的这三年，紫光也受了不少窝囊气。上游厂家的产品明明已经降价，但供的货不降价，紫光只能靠减少利润来降低产品的售价。售后服务中，用户对扫描仪软件提出不少意见，紫光请求供货厂商做些修改，上游厂商说原先的开发人员已经转入别的项目，不可能提供支持，没有源代码的紫光改不了程序，客户要求根本无法满足。
此时的紫光对企业的研发、生产、销售及服务的全过程已看得很明白了，上游厂商强大的获利能力和市场主动性与OEM受制于人的情况形成强烈反差。从1998年开始，紫光决定走自己研发的道路。
紫光的研发人员给生产元器件的公司打电话，发传真索取技术资料，别人并不把紫光当回事，十天半个月都没有回音。紫光的人只能不断地催。后来，元器件公司来电话先是简单问一问情况，再过十天半个月，对方公司问的问题越来越多，越来越细。元器件厂商没有想到，中国的紫光做了很长时间的扫描仪业务，卖得一直不错，现在准备自已搞开发，是一个认真的客户。不久，资料到了，深入的技术交流开始了。清华紫光公司信息产品事业本部研发部经理才海男说：“用了大半年才与元器件及软件厂商建立起正常的业务联系。”紫光自主研发的第一型号520K在1999年投产。
才海男和研发部的开发人员十分关注扫描仪领域的技术发展。2000年，他们在展览会和与厂商的交流中，注意到索尼公司推出了性能极佳的CCD和光纤器件，美国国家半导体公司推出了集成度很高的扫描仪控制芯片。才海男向公司提出开发超薄CCD扫描仪的申请。公司按程序组成由公司总经理、技术、工厂、市场、销售及售后服务等方面代表组成的项目评审委员会，对才海男的申请进行评估，批准立项开发，紫光A850扫描仪的研发就这样开始了。
搞技术样机是紫光新品开发的第一步，用以检验先进技术的可行性。实验中研发人员发现，虽然知道原理，但还有很多技术不掌握，扫一幅彩色图，在屏幕上看到的却是灰色的图，色彩失真严重，经过相当艰苦的探索才攻克了软件图像标定难关。在这一阶段，研发人员开发了超薄CCD扫描组件，只要更换组件的CCD器件就能适用于600dpi、1200dpi和2400dpi等不同型号的机种。在开发技术样机的过程中，紫光的研发人员解决了光学成像、较正、零点消除、图像标定等一系列技术问题，这些技术以后成为紫光的若干项专利。
技术样机经项目评审委员会测试验收后，研发转入展示样机的开发。展示样机要实现产品80%以上的功能和性能指标，要体现外观效果和人机工程设计，展示样机的外壳等部件不用模具，而是用与最终产品同样的材料以机械加工的办法做出来。展示样机要做五到十部，发放到各地分公司展示，在更大的范围征求意见，进行修改。
展示样机再经项目评审委员会测试验收后转入开发三十到五十台生产样机。生产样机在功能及性能指标上与正式产品完全相同，此时，研发人员从北京来到工厂，在生产线上检验并改进产品的工艺性、量产可行性、量产稳定性、生产效率和合作的供应商况状。
最后一步是小量试产，这时包装箱、手册、售后服务等全都齐备,每次的批量是几百台到一千台，小量试产要进一步检验产品量产的稳定性和可靠性，试产中产品还在不断的改进，此时的产品已经可以上市销售了。才海男记得，A850于2001年12月量产，一上市就供不应求。
目前，韩国厂商正在测试紫光产品，研究OEM的可行性。才海男说，紫光的研发能力并不比台湾厂商弱，紫光因为自主研发，利润空间加大，增强了市场主动性。
大大小小与紫光产品研发类似的事，越来越多地在中国的IT企业里发生。斯密模式正在发挥作用，企业自主搞研发，没用纳税人的钱，没有高深的理论研究，没有国家给的这奖那奖，没有政治荣誉，没有成果转化问题，企业得到了实实在在的利润，国家收的税一年比一年多。
这才是货真价实的生产力。
● 不仅仅是“世界工厂”
不经意间，中国成了世界大工厂，到国外转转，各式各样的物品上印着“中国制造”。中国的工厂和外商设于中国的工厂建在广东东莞、江苏苏州和全国各地，一排排现代化厂房日夜灯火通明，机声隆隆，各式各样的产品源源不断地从这里运往世界各地。
其实，外商不只把工厂搬到中国，研发也在陆续往中国搬。黄晔是台湾扫描仪厂商中晶科技上海公司研发部主任。他认为，外商在中国建立研发中心，开发产品，行销全球是一个趋势，大部分台湾厂商已经在中国设立了研发部门，其他公司也计划在两三年内设立。不仅IBM、微软、Intel这样的大公司在中国建立了研发机构，像中晶这样的中型，甚至小型的外商也在中国设立了研发机构。
中晶的工厂在中国台湾、中国大陆和美国分别设有研发中心，台湾有80多位研发人员，大陆30多人，美国10人左右。一开始台湾的研发中心主要搞产品前期研发，相当于技术样机和展示样机，在大陆搞生产样机和小量试产。因为工厂在大陆，很多原材料和配件来自大陆，大陆的研发部担任产品后期研发成本低，效率高。黄晔说，现在大陆也承担一些产品完整的开发工作，今后会有更多的产品由大陆研发部做研发。
中国企业的研发还没有摆脱学习、模仿的阶段，外商的研发机构一进中国就处在很高的水准，以国际市场为目标，与国际最强的公司竞争。
电子白板是扫描仪的一种，中晶很早就有这样的产品，但质量一直比不过一家日本公司的同类产品。在黄晔的领导下，中晶上海研发部着手改进自已的产品。
在测试中发现，日本产品的优越性能得益于灯管，不仅亮度高，寿命也长。中晶的研发人员顺藤摸瓜，了解到这是一家美国公司的产品，于是就与之联系，要求订购。可是美国公司回信不卖，说与日本公司签有协议，不供应第三方。
黄晔不死心，让研发人员在全世界范围把各家生产的同类灯管和启动器全部找来，后来，弄到了四种灯管，五种启动器。中晶的研发人员用排列组合的方法，一组一组地试验、测试，终于发现一组为最佳配合，寿命长5倍，可以用更低的价格达到与日本产品同样的水平。黄晔说这是他到中国做研发最开心的事。
黄晔的研发部90%是本科生，没有博士，他说，做研发的人需要专注于问题，能一步步分析问题。可以想像，不论中外，研发部里的工作，比如修改设计、提升性能与基础理论没太多关系，而是在经验、技艺和现有技术的基础上，以专注的态度进行改进。这表明，在应用技术的研发中，技艺性传统而非理性传统发挥了关键性作用。
外资在中国研发，在中国生产，从中国销往世界，这也是实实在在的生产力。
背景之一:R&D的两种模式
在人类历史上，科技水平决定国家的地位，实力。冷战时代科技是第一政治力。冷战结束，发展经济成为世界各国的第一要务，科技变身为第一生产力。然而，不论是政治力还是生产力，自文艺复兴和工业革命以来，科技研发一直遵循着两种不同的方针发展：培根模式和斯密模式。
● 培根模式
大思想家培根在1605年的著作《论学术的进步》里提出：应该以国家为主导投资研发，首先进行纯理论的学术性研究，再以此为基础开展应用性研究，从而使国家富强。按照培根模式，担任研发的机构主要是大学和国立的科研机构。英国于1622年创立了皇家学会，法国1666年设立了科学院，奠定了现代以国家为主导从事研发的体制。名垂千古的拉瓦锡、牛顿、居维叶、爱因斯坦等众多伟人和他们的成就均为培根模式所造就。中国文革前的科学规划，改革开放以来的“863计划”、973计划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也应归入培根模式。
● 斯密模式
大经济学家斯密在1776年的著作《国富论》里指出，在市场经济中，企业为了求得更为丰厚的利润，会自发地投资从事研发活动，企业虽会从事一些理论研究，但应用技术研发是其核心任务，国家终因企业获利丰厚而富强。1764的珍妮纺纱机、1760年的瓦特蒸汽机等均是斯密模式的产物。1876年伟人爱迪生创办私人研发机构门罗研究园，1880年以后，通用电气、杜邦等众多企业纷纷仿照爱迪生设立企业试验室，最终在制度上固化了企业研发体制。
计划经济时代，斯密模式在中国无法运作，1987年中国确立市场经济机制以后，斯密模式渐渐生效。上世纪90年代末，绝大多数国有研究机构改制为企业，联想、方正、华为等一批国内企业设立了研究院，IBM、微软等外资企业也在华设立研发机构，斯密模式为中国研发带来勃勃生气。
“九五”期间，我国研发投入持续增长，2000年为896亿元，为“九五”开局1996年的2.1倍，在GDP中的比重也从0.6%上升到1%，2000年国家研发经费中，国家投入占64%。2001年，我国研发投入达到1042亿元，占GDP的1.1%，其中国家投入占61%。
背景之二:
中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NSFC)
在采访中，不少在国外工作过的科学家告诉记者，中国NSFC运作透明、公平，与美国NSFC没什么差别，于是记者来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信息科学部综合处，处长孟泰兴长期从事科研管理工作，她向记者介绍了中国NSFC的情况。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由国家财政支付，基金局时代，每年经费只有3000万元，成立基金委的1986年经费8000万元。自上世纪90年代末，国家投入力度加大，1999年突破10亿元，去年15亿元，今年将达到20亿元，每个项目的平均资助力度也从初创时的3万～5万元发展到20万元。
中国NSFC资助的形式多种多样，其中自由申请项目在年度经费中所占比例最大。孟处长说，科学家可以根据自已的兴趣爱好随意申请。清华大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系常务副系主任杨士强教授说，基金委3、4月份发指南，系里100多位老师中有40多位递交申请，9、10月份出结果，批下来16个，清华申请命中率比平均水平高出两倍。
针对人而不是课题进行资助，是中国NSFC项目的另一个特色。 上世纪80年代末，不少在国外学有专长的青年科学家回国，和国内的科学家相比，他们什么都没有，需要买设备、招研究生，搭个“摊子”，才能搞研究。1987年中国NSFC设立了青年科学基金，一次性地给些经费，让他们安个家。孟处长说，现在不少年青人水平不比老专家低，青年科学基金不再限于海归，只要35岁以下的就可以申请。创新研究群体科学基金是另一种资助人才的方式。如果一些科学家，不在一个单位，有共同的主攻方向，配合得好，就可以申请此项资助。孟处长说，中国NSFC并不在意他们研究什么，给他们以较大强度的支持，每年120万元，希望能为他们创造相对宽松的研究环境。
每年3月报申请，申请表一式六份。从4月到5月，申请表送给同行专家做书面评审，中国NSFC的工作人员将同行专家的意见汇集起来，提出资助建议，7、8月份，请来权威专家审批，12月前分完经费，中国NSFC还设有专门的机构处理投诉。孟处长说，大家觉得中国NSFC比较公平，主要得益于这种机制。另外，中国NSFC不是国家部委，没有下属单位，对所有科研机构比较容易做到一视同仁，有利于公正运作。
除中国NSFC外，国家教委主持的“973”是另一种十分重要的理论研究资助计划，国家科委主持的“863计划”中也有一些理论研究项目。2000年，全国用于理论研究的经费约为50亿元，估计今年可能超过80亿元。
背景之三:第一行动者vs.第二行动者
第一行动者做原创性发现，第二行动者在原创发现的基础上采取进一步行动。毫无疑问，第一行动者的原创性发现可能产生巨大的经济效益，比如诺贝尔和他的炸药，第二行动者的工作也常常效益惊人，比如人们熟知的图形用户界面故事。有资料表明，第一行动者的年平均回报率为19%，而第二行动者为33％，多么巨大的差别!第二行动者的价值常常高于第一行动者。
第二行动者的工作可能是改进原创，使之可以付诸实用；也可能将原创改写成教材，作为知识传授出去；还可能提出方向性、战略性的重要建议。世界一流大学之所以一流，美国之所以率先研制出原子弹，都应归功于第二行动者。也就是说，通过第二行动者，科技不仅转化成生产力，还转化成民族的教育、国家和企业的战略。
不过，第二行动者并不是二流科学家，只有与第一行动者水平相同的一流科学家才是合格的第二行动者。
背景之四:“863”计划
20世纪80年代以前，中国在以自已的大器具作为第一政治力顶住美苏，获得在国际上自主行事的能力以后，迫切希望从穷强变为富强，将国家从文革造成的大倒退中拉到上升的轨道。伟人邓小平1979年提出的“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表达了希望科技为中国富强有所贡献的强烈愿望。这一时期，中国开始农村改革，建立特区，引进生产线，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客观地看，当时的中国并没有把富强的宝完全押在科技上。
国门一开，国产器具，不论是汽车、飞机、还是家电、纺织品，全都大不如人，民众将这一耻辱常识性地归到了中国科技的头上，这些无情的事实衬在社会价值观的破洞上，使得浓重的自卑甚至自我蔑视的气氛笼罩着中国科技界。
在这样的国内外背景之下，王大衍、王淦昌、杨嘉墀、陈芳允四位一流的科学家上书一流政治家邓小平，四位科学家上书为中国科技走出困境提出了跟踪世界先进水平，发展我国高技术的建议，表达的是“中国科技不能亡”的请愿式呼喊。国务院在1986年批准“863计划”发出的通知中说，“863计划”中所提出的任务有可能用15年左右的时间完成。“既然准备将其作为第一生产力，虽然现在还指望不上，但自已的科技不仅不能灭亡，还应该在世界上有一席之地，”这应该是国家迅速启动“863”计划的潜意识。
1986年3月，国家正式启动了“863”计划。在“有限目标，突出重点”的方针指导下，“863”计划选择生物、航天、信息、激光、自动化、能源和新材料等7个技术领域15个主题。从而使科学家发动的“科学请愿”，进而上升为国家意志的中国科技抢救运动。
结语: 日出咏叹
如果可以，真想唤醒长眠的黑格尔，请他看看今日的中国，今日的世界，告诉他，中国人不是劣等种族。
从1840年到2002年，中国一步步摆脱了落后制度的束缚，华人的智慧已经为世人所承认，西方文明对我们从鄙视变为尊重与合作。中国的理论研究已与世界前沿接轨，企业主导的研发日渐活跃，人民因科技日益富裕，国家因科技日益强大，科技不论作为政治力还是生产力都显示出不可小视的力量。
“19世纪，新教传教士来到中国，他们看到的是一个与16、17世纪耶酥会传教士过去所描述的大相径庭的社会……中国是一个模范社会的观点，在欧洲知识分子心目中，像幻觉一样破灭了。渐渐地，普通的欧洲人也说：‘瞧这些中国人，他们并不那么优越。我们在实现工业化、现代化，是我们派遣炮舰到他们那儿去，而不是他们派遣炮船到我们这儿来……’”这一曾经困扰英国学者李约瑟的著名“李约瑟难题”今天已经被破解，在科技创新成为一个民族进步灵魂的召唤下，中国IT科技创新的活力正在被前所未有地激发出来。
日出东方，何其磅礴！
来源：计算机世界网
自鸦片战争起，国人奋起追赶。从詹天佑的京张铁路、两弹、卫星火箭、袁隆平的超级杂交稻到国家“863”计划，一刻也未停息。进入21世纪，我们终于可以说—— “技术中国”觉醒。
序幕:落日悲歌
568年前，中华帝国舰队从非洲肯尼亚返航。舰队司令郑和独自一人站在旗舰的船首，默默地注视着无垠的印度洋，火红的晚霞映红了他的脸。
15世纪，远洋航海是绝对的顶级高科技，造可以抵御巨浪的大船、掌握洋流、精准计时、测速、详细的天文知识和高性能指南针都是最尖端的技术。郑和时的中国比哥伦布时的欧洲早87年攻克了这些难题。郑大人的旗舰“宝船”排水量14800吨(另一说是千余吨)，舰队舰船200余艘，船员27000人，哥伦布到达美洲最大的船排水量只有250吨，舰船4艘，船员87人。
1459年，郑和首航后的56年，欧洲人毛奇在他绘制的海图上写着：“来自中国的巨大帆船出现在非洲西海岸的大西洋上。”于是，史学家们问：为什么中国舰队没有向北再走得稍微远一点，进入欧洲？如果欧洲人与中国巨舰相遇会怎么样？
当时洋大人的脸色是我们今天常说的“农民红”，他们哼着老爸教的土曲，放着羊，喝着家酿的酒。书上说，当地人告诉郑和，再往北的欧罗巴很荒凉，只有羊毛和酒，郑和思念恩重如山、垂垂老矣的永乐皇帝，命令舰队返航。如果郑和再向北航行到达英伦三岛，在百年战争中打得不可开交的英法双方一定会竞相祈求郑大人助战，就像故事里小人国的国王请巨人帮忙一样。
此时的中国科技如日中天，不幸，以后红日西垂，到了1840年的鸦片战争，天完全黑了。
长夜里，德国大哲学家黑格尔写道：“中国没有真正的科学，缺乏科学生存的内在性土壤和从事理论研究的真正的科学兴趣，中国所有的科学与技术都是原始的，落后的。”他还说：“科学和真正的艺术离中国民族的性格很远。”
长夜里，另一本构成西方标准中国观念的著作是阿瑟·史密斯写的《中国人的性格》，书中说：这个民族漠视精确，马虎了事，因循守旧是他们的本能。
呜呼！仿佛中国从没拥有过太阳，往昔的辉煌被轻易地抹杀，我们因技不如人而任人欺辱，被视为不可与体面的洋大人平起平坐的劣等民族。
国人在这欲歌无声、欲哭无泪的长夜里。企盼着曙光的来临。
长夜里的第一道光，出现在1949年，华罗庚、邓稼先、李四光，严济慈、贝时璋、汤佩松等一批国际一流的科学家成为中国科学院研究员，国家发出“向科学进军”的号召，中华民族形成了以科技强国的国家意志。1964年，原子弹试爆成功，1967年，氢弹试爆成功，1970年，卫星上天。在那些热血激荡的艰苦岁月里，科技作为第一政治力永远结束了中国被人蔑视、任人欺辱的时代。
理论研究:与世界融合
古代哲人，不论中外，以“演绎”为其研究方法，试图以生活常识和经验为基础，在大脑里进行类比、推导，进而得到客观世界的规律。中国古代的五行学说，古希腊的四元素说都是演绎的结果。
培根的实证主义，变古人的“演绎法”为“归纳法”，主张在细致观察的基础上，对自然现象进行归纳，概括出可被实验验证的规律。牛顿定律、法拉第定律、爱因斯坦相对论等理论研究的成就都可算在归纳法的账上。
考察科学进步的历程，虽然培根和斯密模式都涉及理论研究，但培根模式所占比重远远大于后者，国家是理论研究的主导力量，中国也不例外。
制度接轨
科学家是人类中非常特殊的族群，压抑的气氛、生活的窘迫会限制他们的思想自由，难以使珍贵的才华放出夺目的光辉。所以，科学家们需要较好的待遇、需要以论文和会议的形式交往、需要自由选择课题及合作伙伴、自由支配经费等。
我国原有的制度与国际通行的制度不同，极有特色，科学家被“包养”在研究院和大学里，课题选择、经费支配、人员配备，甚至论文发表都由行政人员代劳。改革开放以后，在中国特色的科研体制下，弄虚作假、挪用经费风气极盛，科学家待遇不如皮鞋表面清洁家， 科技部官员曾对新华社记者发表谈话：“我国科技面临内忧外患”。内忧指科技界问题重重，外患指与世界先进水平距离日益拉大。
国际通行的体制经数百年锤炼，行之有效，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不再需要中国特色的科研体制。1982年，中国科学院成立基金局，试行基金制，1986年，四院士上书，国家批准成立国务院直属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中国NSFC)，自1998年起，中国政府在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规划(973计划)的项目管理中废除单位制，全面推行课题制，给予课题负责人自主权，采用公开招标、同行评议等做法。至此，我国理论研究体制全面与国际接轨。
科学家眼中的理论研究
中国从事理论研究的科学家主要集中在大学、中国科学院和外国公司的中国研究机构。采访中，科学家们谈到了中国理论研究的方方面面。
● 人才和水平
北京的微软亚洲研究院是一家著名的理论研究机构，武汉大学毕业的女博士张黔研究员1999考入该院，她提出的一项流媒体无线传输方案使微软在该领域处于国际领先水平。张黔说：“在大学里，做研究比较看重国内先进水平，在微软，有一批国际一流的专家，和他们一起工作，水平一下子就上去了。”
微软亚洲研究院副院长张宏江就是这样一位专家。1985年11月底，硕士毕业的张宏江去丹麦科技大学读博士，经历了5年寒窗，1991年到新加坡国际大学做研究，提出视频数据结构化框架理论，成为这一领域的开山祖师。在国内完成基本训练，在国外深造，有所建树，再回到中国做研究，很多科学家都有类似的经历。
清华大学集成电子学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罗毅博士1992年回国，曾得到中国NSFC国家杰出青年科学 基金资助。他认为，这几年从国外回来的人越来越多，40～50岁的一批科研人员已经成为中国科研的骨干，他们对国际前沿情况非常了解。他说：“现在大学里特别重视在国外刊物上发表论文，与职称、工资挂钩，不在国外发表论文，在学校里就呆不住。国内最好的大学中有相当一批教授在国际学术界有发言权，清华电子系一年在国外发表的论文可达五六十篇。”
杨士强教授与罗毅博士感受相同，他说从前确实不重视在国际上发表论文，江泽民主席1998年5月提出建16所世界一流大学以后有了转变，计算机系每年在国际上发表的论文已经达到三四十篇。他还说，一批国内培养的人才也达到了国际水平，以清华为例，人工智能方面有应明生老师，EDI方面有洪先龙老师，网络方面则有吴建平老师。
看来，经过近年的努力，我国在理论研究上已有一批能与国际前沿接轨的人才，在国际学术界有一席之地已是不争的事实。但这并不等于我国研究人员总体上已到达国际前沿、我国的理论研究已在国际上处于主导或主流的地位。1999年，反应理论研究状况的《SCI》（科学引文索引）收录我国论文24476篇，排第十位;2000年，收入论文量增加19.7%，共30500篇，排名升为第八位，超过俄罗斯、西班牙，为有史以来最高位次。2001年，《SCI》收录中国论文35685篇，排名仍保持第八，美国、英国、日本、德国、法国、意大利和加拿大排在中国之前。
● 教授的工作
罗毅教授认为，中国科研体制、科研机构运作与国外差别越来越小，项目来源、立项、成果评价基本上差不多。中国教授每天忙的不外乎找项目，申请经费，做研究，努力在国际上发表文章。
罗毅的国家重点实验室有四十几位研究人员，一年开销几千万元。2000年2月，罗毅拿到了国家重点项目高速大容量光纤网络光储集成，经费3000多万元，要求五年完成。他还记得，当时有200多家单位竞争，前后讲过七八次，朱光亚、汪成为等大科学家都坐在下面听，问题问得很深刻，评审采用了打分的方法。罗毅说他在项目竞争中不是每次都能拿到，也有过失利。
罗毅认为中国科研体制的公平程度与国外只有量的差别，没有质的差别。在国外，教授认识的人多，照样容易拿到项目，只会做研究当不了教授，教授要具备较高的综合素质，包括社会活动能力。他说:“当教授就像当老板。”
清华大学电子工程系丁晓青教授的智能图文信息处理研究室有近40个研究生。丁老师每个月付给学生1000多元，学生出国参加国际会议需要费用，研究所需的房屋、水电也要付钱。她说：“基本上都是我自已找钱来供我的学生。我想要培养出高水平的学生，我自已的研究就得达到很高的水平。”
微软研究院主任研究员马维英是在美国读的博士。他说，在美国当教授很不容易，不仅要学问好，社会活动能力强、能拿到项目，还要会管理，管资金管学生，经过6年考验，才能做终身教授。
看来，不仅中国的科研体制实现了转轨，中国的教授已经与美国同行们按同样的方式工作，行进在同样的轨道上，中国的理论研究正在与世界融合。
● 外企研究院的角色
自上世纪 90年代未以来，越来越多的外国公司在中国设立研发机构，其中， IBM、微软等国际著名公司在中国的研究机构从事理论研究。显然，在知识经济的浪潮中，外企希望借助中国巨大的优质智力资源获取商业利益。然而，关于这些机构对中国科研所产生的效应也是科学家们乐于探讨的话题。
张宏江副院长谈到微软亚洲研究院对中国科研的作用时说：“作为中国人，非常有体会。”他说，中国人回中国做研究，如虎添翼，希望多出成果。在国际上发表论文，要注明作者所在的国家，出自微软亚洲研究院的文章都会注明“中国”字样。这样，在国际会议上宣读论文，就不仅仅代表微软。从前，不少前沿领域中没有中国人的文章，现在以中国人身份进入这些领域，在著名的国际会议上宣读论文“深感幸福。”
张宏江认为，外企研究院所起的作用与外资企业类似。人们可以在身边看到、感觉到新技术和先进的科研管理方法，对中国科学界改变观念，改变做事方法很有好处。张黔博士说，每年要从中国的大学选200名学生到微软研究院做访问研究，这些学生最终要回到原先的学校，他们会把最新的研究成果、管理方法、研究方法带回去，他们的老师会由此看到差距，感受到压力。
杨士强教授介绍，1998年微软在中国成立研究院，其研究方向与清华很相近，因此，1999年他们便成立了联合实验室，微软投入10万美元，去年追加了32万元人民币，清华前后有五位老师在实验室工作。实验室研究的大方向由双方商定，课题由实验室自主决定，共有二十几位同学在实验室做过研究，出了不少论文，这些论文由清华和微软联合署名。杨士强认为，微软是想以此更多地吸引清华的人才，而清华则希望通过与微软合作提高研究水平。
杨士强说，清华与IBM、Intel、Motorola等公司的中国研发机构也有类似的合作。外企的研究机构设在中国，交流十分便利，将国外的学术思想、学术关系带了进来，“应该实事求是地讲，这件事对我国基础研究水平的提高还是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看来，虽然不能将外企研究机构看成中国的，但也不能简单地归于外国的。这些研究院设在中国比设在外国对中国的好处多。其中研究人员的主体是中国人。他们联结着国外，但与中国割不断，他们中间不乏站在国际科学最前沿的精英。由外国大老板付高薪供养着，使他们不断自我更新，一直保持最高的水准，与此同时，使他们的知识、经验、智慧为我兼用，岂不妙哉？
● “国家队”的变迁
作为国内研发力量中的“国家队”之一，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近年来研究成果颇丰，备受各界关注。其中的一个重要转变就是越来越注重技术转移与高技术产业化，用该所副所长、博士生导师谭民教授的话来讲就是，技术转移与高技术产业化已经成为“解决生存问题的关键”。
“高技术产业化是社会资源的主要功能，是企业行为，科研院所不是其中的主体。技术转移是科研院所在科技与经济结合工作中的主要功能，研究所应当充当孵化器的作用。我们实现技术转移的主要途径有：纯技术转让；自办企业，再与社会结合，增资扩股份、股份转让;以技术作价入股与社会资源合办企业。”
据谭教授介绍，作为国家级研究所，自动化所首先要做的是“国家需要的事情”，国家的需求是其选择项目的前提。国家需求包括了两个方面：国家战略需求和市场需要。对于研究所的重大项目，自动化所每年投入400万～500万元，缺口部分也可以引进一些企业和个人的资金，自动化所曾经和上广电及浙江宁波的一些企业合作开发项目。另一方面，所里在一些企业的分红也可以补充经费上的不足。
在产业化方面，自动化所也有了一些非常成功的尝试，像拥有汉王识别系统的汉王科技公司已经基本完成了转制，科研所旗下的公司含所里编制的人不多了，所里只是含股份，像汉王这样原先的全资子公司也成为了股份制公司，完全和市场接轨。
从20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自动化所开始注重高技术的产业化，尽管目前整个研究所成果的转化率依旧只有5%～10%，但是，“技术转移与高技术产业化是中科院高技术研究的重要内容，一定要面向国家需求和市场需要。”谭所长表示，“现在除国家战略性需求科研项目外，我们的研究一定要满足市场的需要。如果技术成果出来了，只能库存起来，就有可能成为国家的坏账。国家的钱也不好拿，关键是要站在对国家负责的高度来选择我们的重大项目。”
在人才引进和环境改善方面，自动化所近年来也大有改观。现任所长谭铁牛就是1998年从英国回来的“海归派”，另一方面，所里利用交流合作的方式吸引人才回国加盟，自动化研究所党委书记、副所长张平称之为“不求为我所有，但求为我所用”。今年9月，总造价一个亿、中科院投资3500万元的新智能化办公楼开始启用。“单纯就收入而言，我们跟国外根本没法比，但对于科学家、知识分子来说，科研的环境和气氛很重要，我们可以拿出一定的启动经费，根据研究方向进行组合，形成一个个比较好的研发团队。”谭说。
据张平介绍，对于不同的工作性质，研究所也有着不同的评价考核体系。“对基础前沿探索性工作 ，我们强调宽松的氛围，由研究员提出申请，经过一定程序的评审，予以3～4年的稳定支持，每年不参加考评，只需要将工作向学术委员会做一次汇报，3～4年后进行评议，工作没有成效的再转向。基础研究工作也强调队伍的适度规模，以保证工作的连续性和一旦工作有突破后，迅速地向中下游转移。对于应用研究工作，则强调目标和绩效考核。绩效主要包括目标的实现绩效和成果转化后的奖励，包括股权，上不封顶、下不保底。”
创新能力分析 “创新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江泽民主席在多个场合说过这话。这句话可被解读为希望改变我国目前科技创新能力弱的状况。采访中，科学家们谈到要通过加强理论研究来提高创新能力。可是，为什么加强理论研究就能提高创新能力呢？
显然，并不是所有的创新都有价值，绝大多数理论研究成果没有明显的功利性价值。不产生价值的创新无用，创造有价值的创新，使创新实现价值才是合理的追求。如此说来，真的有必要加强理论研究吗？
英国科技政策专家特伦斯·基莱将科研分为第一行动者(做原创性发现)和第二行动者(采取进一步行动)，用他观点来分析，可以提供不同的视角。
理想的状况大概应该是以一流的理论研究工作维持着一大批科学家一流的水平，以适当的机制和组织形式激励他们从事第二行动者的工作。如果他们在研究中产生原创性发现当然很好，但更大的希望在于他们作为第二行动者的工作上，这包括系统地整理原创，详细评估原创提出建议、编写教材、授课、有针对性地从事改进性研究。中国NSFC的孟处长说，美国NSFC有专门的经费用来资助一流科学家编写教材，说明他们对第二行动者的重视。从这个意义上讲，理论研究是创新的培养基，但仅有好的培养基，并不是优质高产的充分条件。
与国际前沿接轨的研究工作较少，一流科学家不够，没有强有力的机制和组织形态鼓励第二行动者的工作大概是我们创新能力弱的深层体制性原因。
应用研究:“大器具时代”
应用研究常常以开发具有特殊功能或性能的新式器具为目的。
通常认为，应用技术是在科学理论的基础上进一步研发。发电机和电动机是在法拉第电磁理论的基础上研发的，马可尼根据麦克斯维的电磁场理论开发了无线电报机。但是，科技史上不少伟大发明并没有科学理论的影子。发明蒸汽机的瓦特没受过任何科学教育，只是一名技工，不懂力学和热力学，发明电灯的爱迪生在世的时候，物理学家们还不知道发光的原理，在培根式科学还没诞生的中世纪，人们已经发明了轮子、曲轴、帆和指南针。
因此，理论研究是应用技术的来源，但不是惟一的来源，人们在实践中的发现、积累和原有的技术也是应用技术的来源。前者可以归结到人类历史中哲学思维的理性传统，后者是工匠们不断改进技艺性传统。文艺复兴和工业革命以来，这两个传统相互融合，在应用技术的进步中共同发挥作用。企业家获利的欲望和追求新事物对研发人员产生的刺激在市场机制下相互激发，达到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高度，人类乘上科技的快车不顾一切地向前飞奔。
中国在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以后，市场的魔法点着了理性传统的火焰，给技艺性传统注入了兴奋剂，使中国的应用研究在与世界同样的跑道上抬脚起跑。
“863”:抢救中国科技
“863计划”是中国最重要的应用研究计划。它在国家主导下开展，属于培根模式。
伟大的思想使人敬仰，杰出的器具令人敬畏。科技通常落实为杰出的器具，才谈得上作为政治力或者生产力发挥作用。没有人害怕爱因斯坦，但所有的人都敬畏原子弹，没有人担心冯·诺依曼，可是世界上很多人忌妒PC机。科技以原子弹的样式变成了强大的政治力，又以PC机的模样变成了改变人类文明进程的生产力。
西方文化的大器具情结十分深沉，可以追朔到古希腊神话里半人半神的英雄和欧洲传说中的巨人，大炮、大船、大飞机、大导弹和大计算机都是让他们着迷的玩意儿，孔夫子以德服人的把戏太虚伪，远不如以力服人痛快。
按西方的价值观，里根总统和他的人民需要新式的大器具支撑那种伟大的自我感觉。冷战年代的苏联也信奉大器具哲学，倾全国之力，努力用科技创造大器具，使其充任第一政治力。在这种刺激之下，1984年，里根时代的美国抛出了富有好大喜功色彩的“星球大战计划”。由于担心美国未来的高科技新型大器具会导致技术全面升级而使自已被动，次年，欧洲启动了“尤里卡”计划，希望在高科技器具竞争中有所作为。
上个世纪80年代初的中国，刚从文革的恶梦中醒来，分了田，建立了特区，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经商成为一时之热。人们先是在耳力所及的范围，接着在目力所及的范围内发现了一些富者，社会价值观的大墙上出现了破洞：“科学家不如擦皮鞋的、搞导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教师不过是孩子王”。这些当时社会心态的真实写照使得高高在上的科技工作者面临重新审视其地位、价值的压力。
16年过去了，“863”有很多值得思考的地方。
● 再看体制
1983年，国务院经济技术研究中心曾组织上千名专家就应对世界新技术革命进行研究，最后竟没能提交有价值的战略性建议。四位科学家并不负有为国家提供战略建议的责任，他们此举系尽道德性义务，而非体制性任务。李国杰院士2001年曾说：“现在的问题是科研经费增加了，但科研决策能力、特别是选择做什么的能力并没有成比例地提高”。“863计划”是典型的一流科学家在体制外作为第二行动者发挥作用的事例,它的成功，促使一些科学家脱开体制，向最高当局频频上书，以期意外惊喜。看来，建成可靠的、确保一流科学家作为第二行动者有效发挥作用的体制16年前是，今天仍是我们不能回避的话题。
● 走出两弹一星
“两弹一星”是中国科技界永远的骄傲，人们将其视为“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成功范例。两弹一星是在国际政治经济对华讹诈之下，以国家为主导，集中全国资源，掌握关键应用技术，制造出对抗外部压力的大器具。这是典型的培根模式，是以科技作为政治力的成功案例。
把科技视为生产力，并不意味着已经掌握了将科技变成生产力的方法，更多的是一种愿望。“863计划”体现了“两弹一星”的精神，那时的目标是拯救国家主导的科技力量，使之能继续作为政治力发挥作用，为以后变为生产力打下基础。
“863计划”十周年时，当时的国家科委副主任，主管“863计划”的朱丽兰总结的第一条是“突破了一大批重大关键技术，缩小了同国外先进水平的差距”。“863计划”十五周年时（2001年），中国青年报记者江华在文章中这样写道：“今天，‘863计划’不仅使中国在生物、航天、信息、自动化、能源、新材料、海洋等技术领域在国际上占有一席之地，而且在一些方面可以与世界技术前沿直接对话，这极大地增强了中国人自主发展高技术、参与国际竞争的信心。”这样的话听起来与中国在体育运动上拿牌，夺取世界冠军颇为类似，但没有人将体育视为生产力。可见，“863计划”的评价指标中，排在首位的仍是其作为政治力的成就。
王大衍院士说，“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是邓小平在‘863计划’实行五年以后提出来的。这相当于发出指令，科技与生产力之间的相似符号必须换成等号，要求中国科研走出两弹一星定式。问题在于中国只有将科技作为政治力的经验，中国科研只有培根模式的经验。于是，与当代中国所有事物一样，“863”在国家主导下走上高科技产业化的探索之路。
● 产业化道路
曙光高性能计算机在“863计划”重大成果转化项目中名列第三，是信息技术领域中成就最高的一项，李国杰院士是该项目的负责人。
李国杰是著名科学家夏培肃先生的研究生，1985年经夏老师推荐去美国攻读博士和博士后，1987年回科学院计算所。留学期间在VLSI处理器阵列等三个领域做出了开创性工作，发表论文70余篇。1990年出任曙光项目负责人，是一位一流的科学家。
在李国杰的领导下，“863”项目稳步推进，1993年完成曙光一号，1995年完成曙光1000，1998年完成曙光2000，2001年完成曙光3000。与此同时，1995年，中科院计算所在曙光系统的知识产权的基础上成立曙光信息产业有限公司，李国杰出任总裁。曙光现任总裁历军说，科技部作为股东之一，当年投入1000万元，成立公司是因为“863”指导思想转向高科技产业化。
关于产业化的成果，李国杰在公司十周年总结中说，曙光已占有国内高性能计算机20%左右的市场，十年来，“863计划”曙光项目投入科研经费1亿元，曙光净资产超过8亿元。曙光近年市场表现日趋活跃，是高端服务器的重要供应商，在没有曙光经营数据的情况下我们相信李国杰院士所说“我们在发展高技术，实现产业化的道路上迈出了坚实的一步”具有很高的可信度。
1997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马宾在考察曙光以后，在给中央的报告中说其意义不亚于卫星上天。历军说，由于当时中国不能生产高性能计算机，外国公司不仅索以敲诈性高价，还在机房中建“房中房”安放系统，外国人能进，中国人不能进。系统处理中国石油数据，其运算结果外国人全知道，而且先于我们知道。当时的国家科委主任宋健在曙光2000成果工作会上对此十分气愤，称之为丧权辱国。这些往事人们在评价曙光时常常说起，不过应该明白，这是曙光借用两弹一星模式，作为政治力的结果。如果说到产业化，恐怕对其成绩的评价最好延用李国杰所说的“迈出了坚实的一步”，联想的根也在计算所，科技含金量不比曙光高，但在产业中远比曙光成功。
总结高科技产业化过程，李国杰感受颇深。他认为，在美国，计算机领域与产业相关的研发主要由企业来做，计算所现在所做的工作相当于国外企业的研究院。他说，国家投入应主要做共性关键技术研究，然后幅射出去，但企业对此不认同，希望掌握独家技术，科研单位往往完成项目以后，或自已办公司或独家转让。这是对目前高科技产业化中“科研企业两层皮”现象的真实写照。李国杰对此十分忧虑：“我担心的是，十年后，我们真正能参加国际展览的高技术成果仍然和现在差不多。”
不能说曙光不成功，它在走出两弹一星模式的过程中极富创新精神，在市场中站稳了脚跟，是一流科学家按培根模式作为第二行动者迈出的坚实一步，只是目前距“第一生产力”尚有相当距离。
再看曙光和“863”走过的路，在信息技术领域，其科技转化为生产力的路线是国家出钱，在国立科研机构搞研究，成果转移到公司变为生产力。注意，其实不是科研企业两层皮，而是科研机构与企业两层皮,这与两个单位两层皮没什么区别。如果将路线改一下，变成国家出钱，在企业搞研究，在企业变成生产力会怎么样呢？
企业在行动
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在其巨著《历史研究》中说：“工业化和国家主义是我们这个时代具有决定作用的两种力量。国家主义在西方政治实践中表现为部落意识和穷兵黩武。”自工业革命以来的政治家们都追求富强，以放大国家利益为己任。在他们眼中，富是国富，强是国强，富和强差不多是一回事。
● 开启斯密模式
迄今为止我们一直在谈论的培根模式试图使人们相信，在国家主导下，先做理论研究，再做应用研究，技术就会像涓涓细流一样渗透到全社会，国家便由此而富强，这很对国家主义者的胃口。
然而，工业化要求开放的大市场、自由贸易和全球化，具有冲破部落意识的巨大势能，因此，企业家与政治家的立场很不相同。只要是钱，不论来自何处，企业家都喜欢，如果科技能带来丰厚利润，他们就爱科学。工业革命以来，斯密模式已被反复验证：投资科技，特别是在应用技术上的投资，开发出不同凡响的器具，这是企业获取丰厚利润的最有效手段之一。
历史上，工业革命时期的英国奉行斯密模式，法国奉行培根模式。结果，法国造就了拉瓦锡、库仑、居维叶、安培、拉普拉斯等众多伟大的科学家，成为科学原创的发源地，而英国发明了蒸汽机、火车和绝大多数重要的器具。当时的格言说：法国的发明在英国结果。伏尔泰在1728年写道：“英国人吃白面包，衣着讲究，而法国人仍然贫穷。”19世纪，英伦三岛发育成日不落帝国。
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在民用领域采用斯密模式，研发以企业为主，在国防和农业上采取培根模式，以国家为主导。在美国的对立面上，苏联完全采取培根模式。结果，20世纪差不多所有能卖钱的器具，无论是飞机、计算机，还是日用品,都是美国的最好。今天的美国出落成了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而苏联却消失了。
在中国实行计划经济的时代，斯密模式没有生长的土壤。改革开放以后，市场经济自动开启了斯密模式。如今，在中国的土地上，企业已经行动起来了。
● 企业里的研究院
“中国企业的研发能力并不差。企业如果把方向选准了，并持之以恒地去做，也能做出在国际上领先的产品。”方正技术研究院院长陈晓欧对于国内企业的研发能力显得相当自信，“我们完全没必要妄自菲薄”。
今天，方正出版系统已经占领了国内出版市场80%以上的市场份额。而更值得称道的是，方正出版系统在面向国内市场的同时还将眼光描向了日本、德国、英国等海外市场。
1995年，方正技术研究院成立。2002年，方正又对技术研究院进行了调整，缩减了人员，将一些研发项目放到了各专业公司。“我们是按市场规律办事，并不是所有研发都适合在研究院做。当年能完成的、和市场结合紧密的，我们都放到了专业公司。那些需要进行中长期研发的，有一定前瞻性的则留在了研究院。”陈晓鸥说，“研究院的好坏和人数没有关系，关键是看定位。方正现在是两级研发方式，整体规模有上千人，方正研究院仍有100多人。”
调整后的方正技术研究院重点做起了信息传播。如果说方正昨天的出版系统是“告别铅与火”，那么方正今天做的信息传播就是“告别模拟时代”。方正已经在信息传播领域内的内容管理、数字版权保护、多媒体集成等方面形成了自己的产品。“我们的内容管理系统在国际上也属于最好的产品，很多香港、日本、美国客户看了后都很欣赏。”陈晓鸥看了看日历表，“后天我去台湾就是宣传这个产品”。
如果说方正是以“技术顶天、市场立地”的独特方式诠释了中国研发的实力，那么，联想、大唐等企业研究院则体现了更鲜明的“中国特色”。
联想研究院成立于1999年。作为国内IT企业的一面旗帜，联想的技术之路却充满了坎坷。按照联想高级副总裁、研究院院长贺志强的划分，把联想技术的发展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84～1989年，联想依靠倪光南研制的汉卡在市场上立住了脚，赢得了第一桶金，没有汉卡，就没有后来的联想；第二阶段是1990～1994年，联想研发“四面开花”，研发方向很多，有程控交换机、打印机、主板等等；第三阶段是1995～1998年，所有的研发人员都下放到事业部，事业部有各自的研发中心，公司级的研发几乎处于真空状态。联想在PC的产品技术上取得一些进步；第四阶段是1999年到现在，联想逐渐建立起联想研究院领衔的二级研发体系，逐步从产品技术向前瞻性技术迈进。
作为联想首席的技术官，贺志强常常被人询问：“联想有技术吗？什么技术？联想为什么不发展核心技术？” 贺志强总是耐心地解释，“联想有技术！产品技术和应用技术！如果联想明天做CPU的话，就得死。核心技术是能不断给企业带来持续价值的技术，仅仅做一个东西出来，不能称之为企业的核心技术。”
“三年来我们做的全是小规模的项目，打小仗，目的是树立信心。做出成绩逐步推动文化氛围的建设。直到今天，我才敢跟员工说可以做中期的项目，但目前还不敢做长期的项目。三五年的技术我们还看不到。”贺志强毫不掩饰联想与其他国外大公司的差距。IBM的Watson研究中心可以研发10年后的技术，Intel的研究院研究未来3～5年的技术。联想就只能研究未来1～2年的技术。“今后，联想将加大2年后技术研究的比重。”贺志强说。
2002年，联想在研发方面的投入达到了前所未有的8亿元，未来3～5年内预计投入25亿～40亿元人民币。
“中国企业不应该走‘模仿、跟踪’的回头路，当年中关村起步的时候，所谓的创新就是‘模仿、跟踪’，现在像联想这样的公司也提出研发方面的创新了，无论结果怎样，我觉得这样的方向是对的。” 刚刚参加完联想“Legend World”大会的大唐移动通信设备有限公司副总裁、首席科学家李世鹤博士提起中国企业里的研究院，充满感慨。
作为国家成立最早的研究院之一，大唐电信旗下的电信科学技术研究院的前身是邮电科学研究所，成立于中苏合作时期的1956年。 1993年，技术力量重组，当时的邮电科学研究所分为几个院，而电信科学技术研究院则在改制后于2001年划归大唐企业旗下，是6个国家电信科研机构之一。
李博士认为，在上世纪的60至70年代，国内研发都是停留在“模仿”阶段，即将别人的东西原原本本地重新复制出来，到了80年代，随着市场经济的萌芽，“跟踪”成为主要方式。当时，“跟踪”最为成功的是日本，一度曾经让美国感到恐慌。而到今天，中国企业已经开始有真正意义上的“研发”了，有些甚至拥有世界领先的技术。
“在中国，即便到现在，还是一个‘用智力补财力’的时代。研究经费不足或者短缺，成为众多研发单位的问题，大唐今年的研发投入在4亿到5亿元人民币之间，但是和美国或西欧比较，人家一年的投入就能够达到数十亿美元。” 李博士认为，资金不足依然是困扰许多企业研究院的一大问题。
现在大唐的TD-SCDMA技术，已经成为3G技术的全球三大标准之一，但李博士认为大唐的3G之路还是任重道远，“大唐想要做的是，现在不敢说要赚外国人的钱，但首先要防止外国人赚我们的钱。我们的技术标准可以向3G延伸，并且争取在3年内让这一技术得到完整的应用，到明年，我们的投入要达到10个亿，而资金来源是多方面的，国家也有投入，但不是惟一的资金来源。”
早在1991年，大唐就做出了“大哥大”的原型产品，但当时国内这一市场并不成熟，技术标准不一，但推广应用需要大投入，“直到今天，包括大唐在内的许多中国企业，还是以大规模生产制造、加工为主，技术之路依旧漫长。” 李博士认为，中国研发机构最大的不足除了研发本身之外，对于专利的认识也不足，“以前有很多单位有研发意识，却没有专利意识，现在可以说亡羊补牢，犹未为晚。”
● 超越OEM
1995年以前，清华紫光是中关村“倒爷”大军中的扫描仪大队。中国IT业至今信奉“贸工技”哲学，像曙光那样，真搞高技术的很少，当时清华的紫光随大流儿，也不玩技术。
1995年，紫光在广东东莞建了一条生产线，生产紫光牌扫描仪。原料来自台湾，一箱箱扫描仪整机在生产线上被打开包装，换上紫光的品牌，装进紫光的新包装箱，以紫光的名义发往客户。1997年，生产线起点上的整机变成了部件，工人们不干换牌的活儿了，他们在生产线上将扫描仪部件装配成整机。这时的紫光，不仅获利比换牌高，还获得了大批量制造的知识与经验。
做OEM的这三年，紫光也受了不少窝囊气。上游厂家的产品明明已经降价，但供的货不降价，紫光只能靠减少利润来降低产品的售价。售后服务中，用户对扫描仪软件提出不少意见，紫光请求供货厂商做些修改，上游厂商说原先的开发人员已经转入别的项目，不可能提供支持，没有源代码的紫光改不了程序，客户要求根本无法满足。
此时的紫光对企业的研发、生产、销售及服务的全过程已看得很明白了，上游厂商强大的获利能力和市场主动性与OEM受制于人的情况形成强烈反差。从1998年开始，紫光决定走自己研发的道路。
紫光的研发人员给生产元器件的公司打电话，发传真索取技术资料，别人并不把紫光当回事，十天半个月都没有回音。紫光的人只能不断地催。后来，元器件公司来电话先是简单问一问情况，再过十天半个月，对方公司问的问题越来越多，越来越细。元器件厂商没有想到，中国的紫光做了很长时间的扫描仪业务，卖得一直不错，现在准备自已搞开发，是一个认真的客户。不久，资料到了，深入的技术交流开始了。清华紫光公司信息产品事业本部研发部经理才海男说：“用了大半年才与元器件及软件厂商建立起正常的业务联系。”紫光自主研发的第一型号520K在1999年投产。
才海男和研发部的开发人员十分关注扫描仪领域的技术发展。2000年，他们在展览会和与厂商的交流中，注意到索尼公司推出了性能极佳的CCD和光纤器件，美国国家半导体公司推出了集成度很高的扫描仪控制芯片。才海男向公司提出开发超薄CCD扫描仪的申请。公司按程序组成由公司总经理、技术、工厂、市场、销售及售后服务等方面代表组成的项目评审委员会，对才海男的申请进行评估，批准立项开发，紫光A850扫描仪的研发就这样开始了。
搞技术样机是紫光新品开发的第一步，用以检验先进技术的可行性。实验中研发人员发现，虽然知道原理，但还有很多技术不掌握，扫一幅彩色图，在屏幕上看到的却是灰色的图，色彩失真严重，经过相当艰苦的探索才攻克了软件图像标定难关。在这一阶段，研发人员开发了超薄CCD扫描组件，只要更换组件的CCD器件就能适用于600dpi、1200dpi和2400dpi等不同型号的机种。在开发技术样机的过程中，紫光的研发人员解决了光学成像、较正、零点消除、图像标定等一系列技术问题，这些技术以后成为紫光的若干项专利。
技术样机经项目评审委员会测试验收后，研发转入展示样机的开发。展示样机要实现产品80%以上的功能和性能指标，要体现外观效果和人机工程设计，展示样机的外壳等部件不用模具，而是用与最终产品同样的材料以机械加工的办法做出来。展示样机要做五到十部，发放到各地分公司展示，在更大的范围征求意见，进行修改。
展示样机再经项目评审委员会测试验收后转入开发三十到五十台生产样机。生产样机在功能及性能指标上与正式产品完全相同，此时，研发人员从北京来到工厂，在生产线上检验并改进产品的工艺性、量产可行性、量产稳定性、生产效率和合作的供应商况状。
最后一步是小量试产，这时包装箱、手册、售后服务等全都齐备,每次的批量是几百台到一千台，小量试产要进一步检验产品量产的稳定性和可靠性，试产中产品还在不断的改进，此时的产品已经可以上市销售了。才海男记得，A850于2001年12月量产，一上市就供不应求。
目前，韩国厂商正在测试紫光产品，研究OEM的可行性。才海男说，紫光的研发能力并不比台湾厂商弱，紫光因为自主研发，利润空间加大，增强了市场主动性。
大大小小与紫光产品研发类似的事，越来越多地在中国的IT企业里发生。斯密模式正在发挥作用，企业自主搞研发，没用纳税人的钱，没有高深的理论研究，没有国家给的这奖那奖，没有政治荣誉，没有成果转化问题，企业得到了实实在在的利润，国家收的税一年比一年多。
这才是货真价实的生产力。
● 不仅仅是“世界工厂”
不经意间，中国成了世界大工厂，到国外转转，各式各样的物品上印着“中国制造”。中国的工厂和外商设于中国的工厂建在广东东莞、江苏苏州和全国各地，一排排现代化厂房日夜灯火通明，机声隆隆，各式各样的产品源源不断地从这里运往世界各地。
其实，外商不只把工厂搬到中国，研发也在陆续往中国搬。黄晔是台湾扫描仪厂商中晶科技上海公司研发部主任。他认为，外商在中国建立研发中心，开发产品，行销全球是一个趋势，大部分台湾厂商已经在中国设立了研发部门，其他公司也计划在两三年内设立。不仅IBM、微软、Intel这样的大公司在中国建立了研发机构，像中晶这样的中型，甚至小型的外商也在中国设立了研发机构。
中晶的工厂在中国台湾、中国大陆和美国分别设有研发中心，台湾有80多位研发人员，大陆30多人，美国10人左右。一开始台湾的研发中心主要搞产品前期研发，相当于技术样机和展示样机，在大陆搞生产样机和小量试产。因为工厂在大陆，很多原材料和配件来自大陆，大陆的研发部担任产品后期研发成本低，效率高。黄晔说，现在大陆也承担一些产品完整的开发工作，今后会有更多的产品由大陆研发部做研发。
中国企业的研发还没有摆脱学习、模仿的阶段，外商的研发机构一进中国就处在很高的水准，以国际市场为目标，与国际最强的公司竞争。
电子白板是扫描仪的一种，中晶很早就有这样的产品，但质量一直比不过一家日本公司的同类产品。在黄晔的领导下，中晶上海研发部着手改进自已的产品。
在测试中发现，日本产品的优越性能得益于灯管，不仅亮度高，寿命也长。中晶的研发人员顺藤摸瓜，了解到这是一家美国公司的产品，于是就与之联系，要求订购。可是美国公司回信不卖，说与日本公司签有协议，不供应第三方。
黄晔不死心，让研发人员在全世界范围把各家生产的同类灯管和启动器全部找来，后来，弄到了四种灯管，五种启动器。中晶的研发人员用排列组合的方法，一组一组地试验、测试，终于发现一组为最佳配合，寿命长5倍，可以用更低的价格达到与日本产品同样的水平。黄晔说这是他到中国做研发最开心的事。
黄晔的研发部90%是本科生，没有博士，他说，做研发的人需要专注于问题，能一步步分析问题。可以想像，不论中外，研发部里的工作，比如修改设计、提升性能与基础理论没太多关系，而是在经验、技艺和现有技术的基础上，以专注的态度进行改进。这表明，在应用技术的研发中，技艺性传统而非理性传统发挥了关键性作用。
外资在中国研发，在中国生产，从中国销往世界，这也是实实在在的生产力。
背景之一:R&D的两种模式
在人类历史上，科技水平决定国家的地位，实力。冷战时代科技是第一政治力。冷战结束，发展经济成为世界各国的第一要务，科技变身为第一生产力。然而，不论是政治力还是生产力，自文艺复兴和工业革命以来，科技研发一直遵循着两种不同的方针发展：培根模式和斯密模式。
● 培根模式
大思想家培根在1605年的著作《论学术的进步》里提出：应该以国家为主导投资研发，首先进行纯理论的学术性研究，再以此为基础开展应用性研究，从而使国家富强。按照培根模式，担任研发的机构主要是大学和国立的科研机构。英国于1622年创立了皇家学会，法国1666年设立了科学院，奠定了现代以国家为主导从事研发的体制。名垂千古的拉瓦锡、牛顿、居维叶、爱因斯坦等众多伟人和他们的成就均为培根模式所造就。中国文革前的科学规划，改革开放以来的“863计划”、973计划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也应归入培根模式。
● 斯密模式
大经济学家斯密在1776年的著作《国富论》里指出，在市场经济中，企业为了求得更为丰厚的利润，会自发地投资从事研发活动，企业虽会从事一些理论研究，但应用技术研发是其核心任务，国家终因企业获利丰厚而富强。1764的珍妮纺纱机、1760年的瓦特蒸汽机等均是斯密模式的产物。1876年伟人爱迪生创办私人研发机构门罗研究园，1880年以后，通用电气、杜邦等众多企业纷纷仿照爱迪生设立企业试验室，最终在制度上固化了企业研发体制。
计划经济时代，斯密模式在中国无法运作，1987年中国确立市场经济机制以后，斯密模式渐渐生效。上世纪90年代末，绝大多数国有研究机构改制为企业，联想、方正、华为等一批国内企业设立了研究院，IBM、微软等外资企业也在华设立研发机构，斯密模式为中国研发带来勃勃生气。
“九五”期间，我国研发投入持续增长，2000年为896亿元，为“九五”开局1996年的2.1倍，在GDP中的比重也从0.6%上升到1%，2000年国家研发经费中，国家投入占64%。2001年，我国研发投入达到1042亿元，占GDP的1.1%，其中国家投入占61%。
背景之二:
中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NSFC)
在采访中，不少在国外工作过的科学家告诉记者，中国NSFC运作透明、公平，与美国NSFC没什么差别，于是记者来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信息科学部综合处，处长孟泰兴长期从事科研管理工作，她向记者介绍了中国NSFC的情况。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由国家财政支付，基金局时代，每年经费只有3000万元，成立基金委的1986年经费8000万元。自上世纪90年代末，国家投入力度加大，1999年突破10亿元，去年15亿元，今年将达到20亿元，每个项目的平均资助力度也从初创时的3万～5万元发展到20万元。
中国NSFC资助的形式多种多样，其中自由申请项目在年度经费中所占比例最大。孟处长说，科学家可以根据自已的兴趣爱好随意申请。清华大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系常务副系主任杨士强教授说，基金委3、4月份发指南，系里100多位老师中有40多位递交申请，9、10月份出结果，批下来16个，清华申请命中率比平均水平高出两倍。
针对人而不是课题进行资助，是中国NSFC项目的另一个特色。 上世纪80年代末，不少在国外学有专长的青年科学家回国，和国内的科学家相比，他们什么都没有，需要买设备、招研究生，搭个“摊子”，才能搞研究。1987年中国NSFC设立了青年科学基金，一次性地给些经费，让他们安个家。孟处长说，现在不少年青人水平不比老专家低，青年科学基金不再限于海归，只要35岁以下的就可以申请。创新研究群体科学基金是另一种资助人才的方式。如果一些科学家，不在一个单位，有共同的主攻方向，配合得好，就可以申请此项资助。孟处长说，中国NSFC并不在意他们研究什么，给他们以较大强度的支持，每年120万元，希望能为他们创造相对宽松的研究环境。
每年3月报申请，申请表一式六份。从4月到5月，申请表送给同行专家做书面评审，中国NSFC的工作人员将同行专家的意见汇集起来，提出资助建议，7、8月份，请来权威专家审批，12月前分完经费，中国NSFC还设有专门的机构处理投诉。孟处长说，大家觉得中国NSFC比较公平，主要得益于这种机制。另外，中国NSFC不是国家部委，没有下属单位，对所有科研机构比较容易做到一视同仁，有利于公正运作。
除中国NSFC外，国家教委主持的“973”是另一种十分重要的理论研究资助计划，国家科委主持的“863计划”中也有一些理论研究项目。2000年，全国用于理论研究的经费约为50亿元，估计今年可能超过80亿元。
背景之三:第一行动者vs.第二行动者
第一行动者做原创性发现，第二行动者在原创发现的基础上采取进一步行动。毫无疑问，第一行动者的原创性发现可能产生巨大的经济效益，比如诺贝尔和他的炸药，第二行动者的工作也常常效益惊人，比如人们熟知的图形用户界面故事。有资料表明，第一行动者的年平均回报率为19%，而第二行动者为33％，多么巨大的差别!第二行动者的价值常常高于第一行动者。
第二行动者的工作可能是改进原创，使之可以付诸实用；也可能将原创改写成教材，作为知识传授出去；还可能提出方向性、战略性的重要建议。世界一流大学之所以一流，美国之所以率先研制出原子弹，都应归功于第二行动者。也就是说，通过第二行动者，科技不仅转化成生产力，还转化成民族的教育、国家和企业的战略。
不过，第二行动者并不是二流科学家，只有与第一行动者水平相同的一流科学家才是合格的第二行动者。
背景之四:“863”计划
20世纪80年代以前，中国在以自已的大器具作为第一政治力顶住美苏，获得在国际上自主行事的能力以后，迫切希望从穷强变为富强，将国家从文革造成的大倒退中拉到上升的轨道。伟人邓小平1979年提出的“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表达了希望科技为中国富强有所贡献的强烈愿望。这一时期，中国开始农村改革，建立特区，引进生产线，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客观地看，当时的中国并没有把富强的宝完全押在科技上。
国门一开，国产器具，不论是汽车、飞机、还是家电、纺织品，全都大不如人，民众将这一耻辱常识性地归到了中国科技的头上，这些无情的事实衬在社会价值观的破洞上，使得浓重的自卑甚至自我蔑视的气氛笼罩着中国科技界。
在这样的国内外背景之下，王大衍、王淦昌、杨嘉墀、陈芳允四位一流的科学家上书一流政治家邓小平，四位科学家上书为中国科技走出困境提出了跟踪世界先进水平，发展我国高技术的建议，表达的是“中国科技不能亡”的请愿式呼喊。国务院在1986年批准“863计划”发出的通知中说，“863计划”中所提出的任务有可能用15年左右的时间完成。“既然准备将其作为第一生产力，虽然现在还指望不上，但自已的科技不仅不能灭亡，还应该在世界上有一席之地，”这应该是国家迅速启动“863”计划的潜意识。
1986年3月，国家正式启动了“863”计划。在“有限目标，突出重点”的方针指导下，“863”计划选择生物、航天、信息、激光、自动化、能源和新材料等7个技术领域15个主题。从而使科学家发动的“科学请愿”，进而上升为国家意志的中国科技抢救运动。
结语: 日出咏叹
如果可以，真想唤醒长眠的黑格尔，请他看看今日的中国，今日的世界，告诉他，中国人不是劣等种族。
从1840年到2002年，中国一步步摆脱了落后制度的束缚，华人的智慧已经为世人所承认，西方文明对我们从鄙视变为尊重与合作。中国的理论研究已与世界前沿接轨，企业主导的研发日渐活跃，人民因科技日益富裕，国家因科技日益强大，科技不论作为政治力还是生产力都显示出不可小视的力量。
“19世纪，新教传教士来到中国，他们看到的是一个与16、17世纪耶酥会传教士过去所描述的大相径庭的社会……中国是一个模范社会的观点，在欧洲知识分子心目中，像幻觉一样破灭了。渐渐地，普通的欧洲人也说：‘瞧这些中国人，他们并不那么优越。我们在实现工业化、现代化，是我们派遣炮舰到他们那儿去，而不是他们派遣炮船到我们这儿来……’”这一曾经困扰英国学者李约瑟的著名“李约瑟难题”今天已经被破解，在科技创新成为一个民族进步灵魂的召唤下，中国IT科技创新的活力正在被前所未有地激发出来。
日出东方，何其磅礴！
来源：计算机世界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