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信运营商要3G来干什么？

11/12/2003，傅继红 张伟 “有几次，我问几家电信运营商的老总，假如政府现在就发给你一张3G的运营牌照，你要拿它来做什么？”站在台上发言的史炜显然越说越来状态：“他们谁都没能给我一个明确的答案，却反过来说我这个人较劲……我认为，如果在开放3G的目的上，政府、运营商、设备商等利益主体不能形成一个正确而清晰地共识，那么3G的牌照不发也罢。” 　话音刚落，台下听众的便立时有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反应：有人开始热烈地鼓掌，也有人不以为然地哈哈大笑。 史炜是国家发改委经济体制与管理研究所的研究员，并担任”中国电信体制创新“课题组的组长。以上是他在日前”3G全球峰会“上进行的发言。而与会的代表除了一些电信行业的专家和媒体记者，更对的则来自国内外众电信运营商和设备制造商——这些电信企业则包括诺基亚、爱立信这样的跨国厂商，中兴、华为这样的本土选手，以及中国的数家基础电信运营商。 
　　史炜的发言显然让这些代表中的绝大部分感到有些不悦，因为他们此次参会的目的恰恰正是为争取”中国政府尽快开放3G市场“鼓与呼”。 
　　心急如焚的一群 
　　“设备商最着急。”信产部电信研究院规划设计研究所副所长胡坚波对记者说：“能在未来的中国3G市场中划出多大一块份额，将直接决定着这些电信设备商日后的命运！”根据他的测算，在中国政府发放3G牌照后的数年时间里，中国移动市场（以四家运营商计算）购买和维护网络系统的费用支出，将至少保持在每年800亿至1000亿的水平。 
　　对于正在全球市场中举步维艰的国外设备商、以及正努力跻身于国际级企业行列的国内设备商而言，这是一个多么令人激动的数字。 
　　但将“眼中肉”尽快变成“盘中餐”的主动权显然不在设备商的手中！ 
　　“口水都快流干了吧！”电信研究院的一位人士在与记者闲聊时戏称：中国政府对于开放3G市场的谨慎态度吊足了设备商的胃口，“如今凡是有关3G的会，设备商基本随叫随到，并会借机大谈特谈3G的技术已经成熟、中国政府正面临着多么难得的牌照发放时机。” 
　　但信产部仍然将3G停留在测试的阶段，在3G高峰论坛上，电信研究院副院长曹淑敏说：“3G第二阶段的测试方案将从今年11月开始制定，明年2月正式启动，而测试的时间将大约持续一年。”这个消息让早已心急如焚的设备商很是伤感。 
　　“没有办法，只能继续争取。”华为的一位副总忍不住对记者抱怨：“我们的3G设备都卖到国外去了，却没办法在国内落地。”而据他介绍，华为5年来在3G这个“恐龙项目”上的投资已累计40多亿，“总该有些收获了吧。” 
　　而运营商对尽快发放3G牌照的热情也同样普遍高涨。 
　　“电信、网通甚至铁通这几家固话运营商是巴不得明天就能拿到3G牌照，据说他们已分别在上海、广州、成都等地多次与设备商合作进行了外场的试验；移动的积极性也很高，因为在与联通的竞争中，移动的网络技术，尤其是数据传输上的劣势正日益显现，移动不希望3G拖得太久，现在要求打破移动垄断的声音越来越强烈。”胡坚波说：“只有联通的积极性一般，因为他们如今的网络技术水平已有不小的优势，如果需要，联通也只需用两三个月的时间便可将目前的网络水平提升到CDMA－2000 EV－DO（3G）。” 
　　不均衡的内驱力 
　　史炜将这些四处呼吁“发放牌照”的设备商和运营商称之为短视的“狂热”：“各家只顾各自的眼前利益，设备商只是要将产品尽快地换成货币；运营商只是要尽快地跑马圈地。”史炜说，“这种思维方式往往是危险的征兆，因为他们根本不关心这个产业链上其他人的死活。” 
　　“如果运营商在这样的情况下就盲目大量投资，那么这些投资的安全性将具有极大的风险，更谈不上什么资本收益率。”史炜认为，焦躁心态的背后，往往预示着最大的风险：“3G不是生日礼物，可以随便送来送去。” 
　　而胡坚波则将3G产业比作一辆马力强劲的战车，而来自不同层面的需求则是这辆战车前行的内在驱动力。在他看来，目前阶段在中国市场推动3G业务发展的力量是不均衡的。 
　　“从产业需求上来讲，国内设备厂商以及自主知识产权在2G市场获利不多，所以纷纷希望在3G市场中获得更多机会，以缩小与国际企业之间的差距，目前来看这一需求最为强劲。” 
　　“从政策需求来看，中国的移动市场双寡头垄断、甚至是单寡头垄断的形势无法保证该行业良性发展，需要引入新的运营商参与竞争，2G市场已不现实，只能依靠3G。当然，这是一种理想化的分析。” 
　　“从运营商的需求角度来看，对3G的需求更多是因为竞争的压力迫使企业在技术上升级，所以这是相对被动的需求。” 
　　“从业务需求而言，虽然某些对网络带宽要求较高的数据服务已有一定市场，但这种需求尚不明显；而从网络容量的扩容需求来看，某些大城市的网络容量确已出现一定程度饱和，但这只是局部的个别现象。” 
　　“很明显，这个产业发展的内驱力并不平衡，更多的是来自产业、运营商、以及政府。”胡坚波说，“而真正来自消费者的需求则比较薄弱。虽然消费者的消费行为可以通过市场营销手段加以适当引导，即所谓的‘供给引导需求’。但这种引导毕竟是有限度的。” 
　　胡坚波认为：“3G的发展将取决于多利益相关方的的博弈结果。”但博弈论中存在着这样一个命题：即当每个参与主体都在极力追求个人收益的最大化时，最后的最优均衡却是一个最坏解。 
　　决策层的使命 
　　“所以，我们必须正视政府主要宏观经济管理部门和产业主管部门对3G发展的决策作用。” 电信研究院通信政策研究所所长认为：“至少目前来看，国家对发放3G牌照审慎、科学的态度是非常成功的。” 
　　市场人士一般认为：中国政府之所以迟迟不愿发放3G牌照，主要是因为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TD－SCDMA技术标准尚不成熟，中国政府是要给TD－SCDMA在正式商用之前留出足够的试验时间；此外，有关方面希望借机适当打压国外设备商的产品要价；以及在IPR（知识产权）谈判中获得主动地位。 
　　“其实，我们应该明白自己到底为什么要发展3G？或者说希望通过发放3G牌照达到那些目的。”史炜说，这是一个貌似简单却非常根本的问题，不同的思路必然会得出大相径庭的结果。 
　　史炜说：如果我们只是将3G当作一次提升自主知识产权、或者民族制造业国际竞争力的好机会，那么我们损失的可能会比得到的还要多。所以，他表示自己更愿意相信，有关方面之所以在开放3G业务上慎之又慎，除了出于对“产业发展”、“知识产权”等因素的考虑外，更重要的是政府正在逐渐认识到自身的使命，并努力找准自身在3G发展中所处的位置。 
　　“政府应力求通过3G牌照的发放，来推动中国移动市场乃至整个电信市场竞争格局的演变。”史炜说，“至于具体的目标，便是打破目前中国移动市场‘大头带小头’的垄断格局，从而更加有力地保护消费者的权益。” 
　　胡坚波同样认为：大力扶持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技术标准并没有错，但政府也不能以侵害具体运营企业的利益为代价。“实际上，假如TD－SCDMA技术标准能在未来的中国3G市场中占有20％的份额，就绝对算是打了一场翻身仗，就应当算是打了一场天大的胜仗。” 
　　陈金桥则说：政府在有关3G产业战略的认识上正逐渐成熟，“政府在其中将扮演一个‘选择性干预者’的角色，比如在至为关键的技术标准选择问题上，政府将会尊重市场优先选择的原则，技术中立并尊重运营商的利益，尊重国际贸易规则的约束，而绝不是一个高高在上、发号施令的决定者。” 
　　实际上，从信息产业部副部长娄勤俭在“3G高峰论坛”上的讲话可知：至少在未来一年的时间内，中国仍然不太会正式确定3G技术标准，更不会发放3G运营牌照。 
　　“在2G以及2．5G市场上，中国截至9月底的移动通信普及率仅为19．5％，这个数字才刚刚达到全世界移动通信的普及率平均水平的下限。所以，中国2G市场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至少今后几年每年新增几千万用户是不成问题的。”中国工程院副院长邬贺铨说，对于发展3G业务中国实在没有必要太心急，“或许，这会帮助我们的政府更加准确地找到自身应处的位置，帮助我们的某些企业回归理性。”(中国经济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