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青年报：3G在中国不需形象工程
发布时间：2005-02-22 11:38:27 热度：1058
不支持该视频2/22/2005，作者： 刘维尼 “记者亲历了美国和欧洲几个主要国家的移动通信市场，3G在那里并没有大规模的发展，几个月前，你走在洛杉矶的街头拿出一个拍照手机拍下街边的景色，人家都觉得新鲜。在德国，只要每月使用5欧元的话费一年，就可以领一个西门子的M55。
你站在伦敦Euston火车站旁边的国家图书馆门口，拦住10个从里出来的人，问问他们对3G的兴趣，再看看他们手里的手机，10个有9个还在用诺基亚的3310这样的黑白屏终端。
但是，回到中国，在这个全球最大的市场。地铁里的年轻人坐车时在浏览手机里刚刚拍下的图片；走进一家普通餐馆，就餐时大家都不约而同地把手机放在餐桌上，你会看到这些手机一个比一个漂亮；索爱T618被称为“民工机”，而T628被称为“工头机”———那些连一双好好的鞋都不乐意买的工人，却拼着命也要买个“彩屏、拍照”手机在春节回家时炫炫，上个“层次”。是的，全世界每三个手机就有一个在中国市场出售。这就不难解释为什么3G这个词在全球市场中在中国能叫得最响。
最大的市场，最多的用户数量，足以让业绩低迷的设备制造商迫不及待。3G的关键恰恰就是应用。以爱立信、诺基亚、北电为代表的制造商们四处游说，仿佛中国的3G市场就是在他们的众口铄金效应之下成熟的。于是，业内有专家提出这样的观点：在3G问题上，制造商最积极，尤其是外国的跨国公司在中国最积极，因为他们要卖设备，要在中国挣大钱。实际上，政府对于3G的态度始终很谨慎，不会因为外部因素改变既有的决策指导思想。”
发改委史炜：3G价值被放大了
在2月4日召开的中国3G问题研讨会上，国家发改委经济体制与管理研究所市场与产业研究室主任史炜明确表示，3G确实对中国信息产业包括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有带动作用。但是还没有大到信息化代替工业化，这个放大的结果往往决策和使大家的讨论走向偏离。
史炜认为，目前谈到的3G是一个比较空的概念。他回忆近三年的很多推进城市信息化工程时，他曾询问省市主管部门什么叫信息化，这些部门人员理解的信息化就是多增加一些设备、多增加一些宽带，或者是多向国家要一些钱。史炜说“其实这不是信息化。重要的一点是信息化可以转向信息产业化。包括农村通信工程，但是没有效果。”这位务实的官员向与会人士表明，在3G问题上，中国不需要形象工程。
史炜强调，设备商对3G的态度是越早发放越能赚到投入设备的钱。设备商前期已经投入了很多资金，因此涉及市场的平衡交易问题。哪怕中国只有一千万的用户，在设备商看来终端收益也比欧洲整体市场可观得多。在谈到关于胡鞍钢教授的观点时，史炜认为对3G就业的影响实在有限。因为3G推出以后主要是对高端技术的影响，对低端没有太大的影响。在谈到对3G牌照的发放时，他个人认为3G牌照年底前发放比较合适。史炜呼吁在3G牌照发放之前要解决好IPR的问题。
信产部陈金桥：成本效益不能忽略
作为电信产业的资深专家，信息产业部电信研究院通信政策研究所所长陈金桥表示，3G评测首先要测成本效益。他坦言，中国3G决策确实不像欧美国家一样纯粹是一个产业的决策，中国的电信市场差异巨大，从东部沿海到西部，从南到北差异非常大。对中国来说，3G并不是走向信息化社会的一个最好机会，也可能不是一个必经之路，但却是一个台阶。
记者在采访陈金桥时他曾表示，中国的3G发展仍然存在着一定的障碍。在不同层面，对3G在中国的重要性和意义认识上存在着非常多的分歧，包括不同的利益相关者和政府的决策者，对3G的存在意义仍然缺乏统一的认识。
陈金桥表示，影响中国3G决策的首先是市场问题，供求能否达到均衡是最为关键的因素。从各个企业向国内的运营商或政府所提供的报价来看，建设3G网络，发展3G市场，初期的市场能力基础是具备的，当然也不排除有些设备厂商为了推进决策，在报价上采取策略报价的方式。
在3G的三大标准层面，技术的优劣已经不成为障碍，影响高层的决策就是标准如何选择的问题。陈博士告诉记者，3GIPR的初步评估已经有了结果。这些专利如何应用，专利费用的问题如何解决，是否专利的利用会构成实施3G产业的障碍，是目前决策部门非常关心的。
IPR谈判进程和结果，直接决定3G进程。
终端用户：对3G没有迫切需要
3G手机机体大，容易发热，电池寿命不长。目前的这种状况是客户所无法接受的。3G的关键恰恰就是应用，如果终端的问题不能有效解决，对于终端用户来说，再好的网络也形同虚设。
谁也不能否认的事实是，对国内电信用户来说，消费者关心的是电信体制改革能否加速而不是与移动本身互为矛盾的动态视频。用户瞩目的焦点始终在调低电信资费、手机单向收费和更好地使用“小灵通”上，而不是3G。
北京邮电大学信息工程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李道本强调：“3G在发达国家都叫不响，就是在中国叫得响。但是是老百姓在叫吗？老百姓迫切需要吗？我没有看到。”
很多业内专家认为，不要说3G，就包括2G，很多高端业务都乏有应用。在信息产业部电信研究院发布的我国电信消费需求分析中显示，电信全行业发展速度连续三年下降，已经到达不足GDP增长率2倍的低点；全行业“增量不增收”或者“量收不平衡”现象十分突出，运营商普遍陷入一高（业务）一低（收入）的增长困境；ARPU持续下滑，单用户的价值贡献不断下降。
我国移动电话用户数量在2003年超过固定电话用户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预付费业务带来的多卡用户的普遍存在，2004年双模手机的推出使得上述现象更加明显。应当承认，如果排除上述因素的影响，以电话业务的人口普及率来计算，目前我国移动电话业务的人口普及率仍然低于固定电话的人口普及率。就商业客户而言，ARPU的下降并非其直接削减通信预算，而是IP通信以及PHS等替代业务的直接影响。
陈金桥曾在中国3G政策展望中谈到，在中国3G产业中，从关联程度讲，有一个排序，从上层，关联度最大的，最大经济利益相关的，是电信设备和终端制造商、运营商，往下是电信建设企业、电信投资者，最底端的是电信用户。实际上，从整个的影响面来讲，从整个的规模上来讲，最受关注的核心还是运营市场，在决策的时候，首先应该考虑运营市场、要考虑是否会形成供大于求。
需求决定论还是供给培育论决策者个人品格决定3G命运
环顾中国经济发展史，移动通信产业的发展速度和受关注程度前所未有。中国已经无可辩驳地成为世界第一移动通信大国。然而，我们也面临着这样的一个难题：是顺应技术潮流，让3G引领中国移动通信市场再上台阶；还是等待市场发育，跳跃3G进入更高的发展阶段？
显而易见的是，目前已经出现了相持不下的两派观点：“需求决定论”和“供给培育论”。在经济学基础理论方面，这种分歧已经解决：市场需求当然是最终的决定因素。现实的问题在于，技术进步推动的供给能力提升，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发挥它对市场需求的牵引作用。后一方则强调，中国通信业发展的历史经验表明，在通信业务尚未完全普及的产业发展阶段，供给方对市场需求的培育作用绝对不容忽视。 分析“需求决定论”者所持的论据，大部分都基于客观事实：现实移动用户的通信需求仍然集中于话音业务，以致数据业务处于缓慢起步阶段；潜在移动用户尽管还有较大增长空间，但其购买支付能力有限，需求内容仍然集中在话音业务；在移动互联网的业务应用方面，没有足够多的信息内容和服务厂商来刺激消费；世界范围内均缺乏成功的商业模式来快速培育需求。最为关键的因素还有一点，政府或者运营商几乎不可能重演2G时代快速启动市场需求的先例，而必须等待移动数据多媒体业务市场的自我发育。由此得出的推论是：政府决策部门和社会各界应当高度冷静地把握好启动3G市场、发展3G产业的有利时机，必要时甚至可以牺牲这一代技术，直接跨越进入下一代技术。
支持“供给培育论”的一方则充满了理想色彩。他们认为：电信业作为信息社会中高新技术产业的代表力量，技术进步对供给能力提升和需求方向的刺激不容低估；不能等待所谓的“杀手级应用”或者成功的“商业模式”来启动发育迟缓的市场。所以，3G在中国能否成功的关键，并不在于国外的成功运营经验和商业模式，而在于中国移动通信市场独特的市场环境———话音业务尚未饱和，数据多媒体业务正在成长。
两种观点何以取信？业内人士曾经不无戏言地预测：中国3G最高决策者的个人品格将决定3G的前途命运，现实主义者优先选择前一种论点，而浪漫主义者应当会支持后一种言论。
编者按：文章的第一段特别精彩，观点也很鲜明。关于3G在中国的男的一件好文章。
你站在伦敦Euston火车站旁边的国家图书馆门口，拦住10个从里出来的人，问问他们对3G的兴趣，再看看他们手里的手机，10个有9个还在用诺基亚的3310这样的黑白屏终端。
但是，回到中国，在这个全球最大的市场。地铁里的年轻人坐车时在浏览手机里刚刚拍下的图片；走进一家普通餐馆，就餐时大家都不约而同地把手机放在餐桌上，你会看到这些手机一个比一个漂亮；索爱T618被称为“民工机”，而T628被称为“工头机”———那些连一双好好的鞋都不乐意买的工人，却拼着命也要买个“彩屏、拍照”手机在春节回家时炫炫，上个“层次”。是的，全世界每三个手机就有一个在中国市场出售。这就不难解释为什么3G这个词在全球市场中在中国能叫得最响。
最大的市场，最多的用户数量，足以让业绩低迷的设备制造商迫不及待。3G的关键恰恰就是应用。以爱立信、诺基亚、北电为代表的制造商们四处游说，仿佛中国的3G市场就是在他们的众口铄金效应之下成熟的。于是，业内有专家提出这样的观点：在3G问题上，制造商最积极，尤其是外国的跨国公司在中国最积极，因为他们要卖设备，要在中国挣大钱。实际上，政府对于3G的态度始终很谨慎，不会因为外部因素改变既有的决策指导思想。”
发改委史炜：3G价值被放大了
在2月4日召开的中国3G问题研讨会上，国家发改委经济体制与管理研究所市场与产业研究室主任史炜明确表示，3G确实对中国信息产业包括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有带动作用。但是还没有大到信息化代替工业化，这个放大的结果往往决策和使大家的讨论走向偏离。
史炜认为，目前谈到的3G是一个比较空的概念。他回忆近三年的很多推进城市信息化工程时，他曾询问省市主管部门什么叫信息化，这些部门人员理解的信息化就是多增加一些设备、多增加一些宽带，或者是多向国家要一些钱。史炜说“其实这不是信息化。重要的一点是信息化可以转向信息产业化。包括农村通信工程，但是没有效果。”这位务实的官员向与会人士表明，在3G问题上，中国不需要形象工程。
史炜强调，设备商对3G的态度是越早发放越能赚到投入设备的钱。设备商前期已经投入了很多资金，因此涉及市场的平衡交易问题。哪怕中国只有一千万的用户，在设备商看来终端收益也比欧洲整体市场可观得多。在谈到关于胡鞍钢教授的观点时，史炜认为对3G就业的影响实在有限。因为3G推出以后主要是对高端技术的影响，对低端没有太大的影响。在谈到对3G牌照的发放时，他个人认为3G牌照年底前发放比较合适。史炜呼吁在3G牌照发放之前要解决好IPR的问题。
信产部陈金桥：成本效益不能忽略
作为电信产业的资深专家，信息产业部电信研究院通信政策研究所所长陈金桥表示，3G评测首先要测成本效益。他坦言，中国3G决策确实不像欧美国家一样纯粹是一个产业的决策，中国的电信市场差异巨大，从东部沿海到西部，从南到北差异非常大。对中国来说，3G并不是走向信息化社会的一个最好机会，也可能不是一个必经之路，但却是一个台阶。
记者在采访陈金桥时他曾表示，中国的3G发展仍然存在着一定的障碍。在不同层面，对3G在中国的重要性和意义认识上存在着非常多的分歧，包括不同的利益相关者和政府的决策者，对3G的存在意义仍然缺乏统一的认识。
陈金桥表示，影响中国3G决策的首先是市场问题，供求能否达到均衡是最为关键的因素。从各个企业向国内的运营商或政府所提供的报价来看，建设3G网络，发展3G市场，初期的市场能力基础是具备的，当然也不排除有些设备厂商为了推进决策，在报价上采取策略报价的方式。
在3G的三大标准层面，技术的优劣已经不成为障碍，影响高层的决策就是标准如何选择的问题。陈博士告诉记者，3GIPR的初步评估已经有了结果。这些专利如何应用，专利费用的问题如何解决，是否专利的利用会构成实施3G产业的障碍，是目前决策部门非常关心的。
IPR谈判进程和结果，直接决定3G进程。
终端用户：对3G没有迫切需要
3G手机机体大，容易发热，电池寿命不长。目前的这种状况是客户所无法接受的。3G的关键恰恰就是应用，如果终端的问题不能有效解决，对于终端用户来说，再好的网络也形同虚设。
谁也不能否认的事实是，对国内电信用户来说，消费者关心的是电信体制改革能否加速而不是与移动本身互为矛盾的动态视频。用户瞩目的焦点始终在调低电信资费、手机单向收费和更好地使用“小灵通”上，而不是3G。
北京邮电大学信息工程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李道本强调：“3G在发达国家都叫不响，就是在中国叫得响。但是是老百姓在叫吗？老百姓迫切需要吗？我没有看到。”
很多业内专家认为，不要说3G，就包括2G，很多高端业务都乏有应用。在信息产业部电信研究院发布的我国电信消费需求分析中显示，电信全行业发展速度连续三年下降，已经到达不足GDP增长率2倍的低点；全行业“增量不增收”或者“量收不平衡”现象十分突出，运营商普遍陷入一高（业务）一低（收入）的增长困境；ARPU持续下滑，单用户的价值贡献不断下降。
我国移动电话用户数量在2003年超过固定电话用户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预付费业务带来的多卡用户的普遍存在，2004年双模手机的推出使得上述现象更加明显。应当承认，如果排除上述因素的影响，以电话业务的人口普及率来计算，目前我国移动电话业务的人口普及率仍然低于固定电话的人口普及率。就商业客户而言，ARPU的下降并非其直接削减通信预算，而是IP通信以及PHS等替代业务的直接影响。
陈金桥曾在中国3G政策展望中谈到，在中国3G产业中，从关联程度讲，有一个排序，从上层，关联度最大的，最大经济利益相关的，是电信设备和终端制造商、运营商，往下是电信建设企业、电信投资者，最底端的是电信用户。实际上，从整个的影响面来讲，从整个的规模上来讲，最受关注的核心还是运营市场，在决策的时候，首先应该考虑运营市场、要考虑是否会形成供大于求。
需求决定论还是供给培育论决策者个人品格决定3G命运
环顾中国经济发展史，移动通信产业的发展速度和受关注程度前所未有。中国已经无可辩驳地成为世界第一移动通信大国。然而，我们也面临着这样的一个难题：是顺应技术潮流，让3G引领中国移动通信市场再上台阶；还是等待市场发育，跳跃3G进入更高的发展阶段？
显而易见的是，目前已经出现了相持不下的两派观点：“需求决定论”和“供给培育论”。在经济学基础理论方面，这种分歧已经解决：市场需求当然是最终的决定因素。现实的问题在于，技术进步推动的供给能力提升，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发挥它对市场需求的牵引作用。后一方则强调，中国通信业发展的历史经验表明，在通信业务尚未完全普及的产业发展阶段，供给方对市场需求的培育作用绝对不容忽视。 分析“需求决定论”者所持的论据，大部分都基于客观事实：现实移动用户的通信需求仍然集中于话音业务，以致数据业务处于缓慢起步阶段；潜在移动用户尽管还有较大增长空间，但其购买支付能力有限，需求内容仍然集中在话音业务；在移动互联网的业务应用方面，没有足够多的信息内容和服务厂商来刺激消费；世界范围内均缺乏成功的商业模式来快速培育需求。最为关键的因素还有一点，政府或者运营商几乎不可能重演2G时代快速启动市场需求的先例，而必须等待移动数据多媒体业务市场的自我发育。由此得出的推论是：政府决策部门和社会各界应当高度冷静地把握好启动3G市场、发展3G产业的有利时机，必要时甚至可以牺牲这一代技术，直接跨越进入下一代技术。
支持“供给培育论”的一方则充满了理想色彩。他们认为：电信业作为信息社会中高新技术产业的代表力量，技术进步对供给能力提升和需求方向的刺激不容低估；不能等待所谓的“杀手级应用”或者成功的“商业模式”来启动发育迟缓的市场。所以，3G在中国能否成功的关键，并不在于国外的成功运营经验和商业模式，而在于中国移动通信市场独特的市场环境———话音业务尚未饱和，数据多媒体业务正在成长。
两种观点何以取信？业内人士曾经不无戏言地预测：中国3G最高决策者的个人品格将决定3G的前途命运，现实主义者优先选择前一种论点，而浪漫主义者应当会支持后一种言论。
编者按：文章的第一段特别精彩，观点也很鲜明。关于3G在中国的男的一件好文章。
